⑤ 陈登原：《中国田赋史》，第17页和《东方杂志》，第31卷第14期（1934年 7月16日），第110页。
① 只提两个事例，请回忆农作物歉收（本身反映气候状况）和佃农风潮多的时 期的一致性（本章《佃农与
地主之间纠纷》节最后三条注文）；很像18世纪 新西班牙农业危机与农民运动的一致性（参看皮埃尔〓维
拉尔：《拉丁美洲的 农民运动》，载第13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当代世界农民运动调查，总报 告》，
第82—83页）。第二个事例：反抗军队的次数，在中日战争期间比1937 年以前多得多（见前《与租税无
关的骚乱及其类型》）。引起风潮的是当时的 问题或灾害（而不是要求进步的欲望和希望）。
上文）也能看出，当情况属于“不安全的动乱”①时——这时对土匪的抵抗领
先于（并发展成为）骚乱或者暴动——甚至更为明显。一般讲来，组织暴动
的人也正是那些原先组织自卫的人（地主或者村里的头面人物）。
由此得出三个具有否定意义的结论：
1。组织大多数“农民动乱”的人并不是农民本身。尽管这些运动很不相
同，但大多数都是由村、乡甚至是区的头面人物鼓动并组织的。严格说来，
一般所指的农民骚动应该称为农村骚动：它们往往涉及整个农村社区，而不
只是农民。被卷入的农民构成了“军队”的大多数，换句话说，群众被组织
者操纵，至于组织者自己，他们很少亲自种田。同1789年的法国第四等级一
样，参与骚乱的中华民国的农民们，只是跟在一个不同的阶级后面被拖着走
的。
2。无论是“农民”骚动还是“农村”骚动，它们都不构成一场运动。我
们只能说，那是一系列没有配合、大多组织得很差和没有什么准备的地方性
行为，是愤怒的突然爆发，或者不妨借用一下早期用过的措词，是“狂怒”
的例证。②这些骚动对当局并不构成多大的威胁。20世纪的中国农民的行动
和武器与他们17世纪的先辈们相近，而中央政府却掌握20世纪的武器、运
输和通信工具。至少可以说造反的农民与治安力量无法相比。所以，如此迅
速被平息下去的地方性风潮不能与“农民运动”等量齐观。风潮之多和反复
发生表明了既广泛又持久的不满，不过那往往是假定的，几乎没有资料可以
证实。正是这种不满情绪，共产党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予以表达并加以利用。
3。最后，我们提出的关于这些农民斗争的目标的分类，对那些参加斗争
的人们来说，可能没有多大意义。无论农民是同土匪、士兵甚至税吏斗争，
他们觉得是在自卫，抵抗攻击者，抵抗像寄生虫一样侵害乡村的社会机体的
外来分子。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政府往往象征这样的寄生虫。
当共产党人着手把农民的某种革命潜力引向革命的时候，如果中国农民
确实蕴藏着这种潜力，那么这种潜力几乎完全在于乡村居民疏远政府（以及
由城镇统治的整个社会）这一事实。这种潜力在于一种混乱但根深蒂固的、
顽强的感情，对农民来说政府是外人，政府所体现的，确切地说，是剥削和
压迫乡村这个封闭世界的外部世界。①共产党人在克服那些乍看起来似乎是不
可克服的困难的过程中，完成了把这种潜力转变为行动的杰作（只是许多可
能性中的一种）。
农民们的行为方式（如果听任他们自行其是，他们本会继续按这种方式
行事），同共产党最终要使他们达到的行为方式之间有巨大的差距，上面讲
到的困难与这一差距成比例。或者，换另一种说法，是地方自卫与革命行动
之间的差距，后者含有一个全面的抱负和一个进攻性的战略。说实在的，共
① 我从分析17世纪法国类似过程的法国历史学家伊夫—玛丽〓贝尔塞借用这种 说法：“在敌人、抢掠的
士兵或盗匪面前联合起来的低地民众的任务能轻而易 举地变为向国王的军人造反”（《起义农民与赤脚农
民》，第84－85页）。关 于中国，参看吕西安〓比昂科：《秘密会社与农民自卫》，第215—218页（和
第222—224页，后者涉及群众防卫），尤其是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 者，1845—1945年》，第
5章，这一章题为《保护者变成叛乱者》。
② 罗兰〓穆尼耶：《农民的暴烈行动：17世纪造反中的农民（法国、俄国和中 国）》。
① 乔尔〓S。米格代尔已一般地对这种与传统的农民阶级有关系的看法作出很 好的分析：《农民、政治和革
命：第三世界中对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压力》，第 47页。
产党人无需让他们的农民军队超越整个差距。进攻性的战略一直是他们唯一
关心的。他们利用农民人材缔造了革命大军：不多，也不少；但这本身就是
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农民与共产党人：不相称的联盟
“完全是空想”，这是一位学者对毛于1926—1927年冬在家乡进行的一
次考察后所写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评论。①正当中国共产党准
备进行他们的农村变革运动时，毛根据愿望的想法使他倾向于北伐军抵达湖
南引起骚动的能动的观点。他对现实的描述是与他那种创造者能用农民人材
造就干练革命领袖的想象分不开的。事实上1926—1927年湖南农民的行动
（或者，更为确切地说，少数农民——其中有些人仍由他们传统的主人所操
纵——的各种分散活动）既没有在事后证实毛在《报告》中所说的那种热情，
也没有证实毛事先所抱的那种希望。被派往湖南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毕
业生们在北伐军到达前发动群众并不成功。相反，农民协会的数量、成员和
活动的增加，是军事力量的进展和胜利的直接结果。尽管为中国共产党的历
史编纂学所充分赞颂，农民实际参加战斗的罕见事例，除少数例外，完全没
有战略上的重要性：“这些战斗只是主力战的外围战。”②随后，1927年秋
收暴动的可悲的失败证实了农民武装没有准备的状况和缺乏战斗力。①1928
年3月，20多万造反的农民未能攻下湖南东部的平江县城。②再后一些（ 1928
年 8月），在红四军第二十九团于一次战斗中完全溃散后，毛在井冈山遭
受了一次失败。组成这个团的农民思念家乡，决定返回他们在湖南南部的宜
章老家。③这些少量的例子表明，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农民英雄故事的前夕和早
期，他们极少能信赖农民士兵，但正是由于有这些士兵，20年后，他们征服
了整个中国。
彭湃与海陆丰农民（1922—1928年）
职业革命家与村民在广东东部两个县初次相遇，是由共产主义农民运动
的先驱彭湃领导的。④他最初取得的成功是令人瞩目的。他早在1922年创建
的农民协会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几年以后，他在海丰和陆丰（合在一起称
海陆丰）这两个人口稠密的县保持了苏维埃统治达数月之久（1927年11月
至1928年2月），这时毛泽东仍在尝试在人口稀少的井冈山立住脚根。但是
① 小罗伊〓霍夫海因茨：《大浪潮：中国共产主义农民运动，1922—1928年》，第 35页。
② 小安格斯〓W。麦克唐纳：《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268页。又见第269— 270页，更广泛地见第264—280
页；霍夫海因茨：《农民运动和农村革命》，第 6章；和周丹：《北伐》，第194—198、203、227—228
页。① 罗伊〓霍夫海因茨：《秋收起义》，《中国季刊》，第32期（1967年10—12 月），第37—87页；《农
民运动和农村革命》，第7章。
② 《星火燎原》，第1集，第431—433页，胡继喜（音）著的：《红军与毛泽东 的崛起》，第126页注
16引用。
③ 胡继喜（音）：《红军与毛泽东的崛起》，第12页。
④ 澎湃在发动海丰农民运动和建立最早的农会时很可能还未参加中国共产党； 尽管如此，他还是一个认真
对待动员农民群众问题的知识分子革命家。而且， 他在参加中国共产党很久以前就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
员。关于彭湃入党时 间，见费尔南多〓加尔维亚蒂：《中国第一个苏维埃领袖彭湃（1896—1929 年）：
中国广东海陆丰》（牛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1年），第203—204 页。这篇论文是许多研究彭湃论
著中最可靠和最详细的论著。
共产主义者发动海陆丰农民所面临的困难预示着他们以后还将继续碰到这些
困难。而他们所采取的方法预示着以后从江西到陕北他们将继续完善这些方
法。为了把海陆丰的尝试与随后20年的“农民”革命联系起来，我们现在总
结一下这第一次的实验，它有10个显著的（中国式的）特点。
1。最初的怀疑。彭湃最初的尝试是令人沮丧的，它显示出把村民与革命
家隔开的一条鸿沟——农民们十分正确地把他看成上层社会的一员。①家家户
户当着他的面关上了门，狗对着这个闯入者狂吠，而村民们惊恐地离去。他
们怀疑这个从城里来的衣冠楚楚的先生是来收税的，或是来讨债的。当彭湃
回答，现在是地主向受剥削的佃户还债的时候了，开始没有人相信（“不欠
别人什么已经够好的了；怎么可能有人欠我什么呢？”）接着向他提问的人
表现出惊恐，匆匆辩解了一下就离去了。村民们根据长期的经验，对这个陌
生人最初的反应是害怕和怀疑。这个陌生人正在力劝农民们把自己从锁链中
解放出来，这完全不起作用——仿佛命运并不只此一次就定下来谁应种田，
谁来收租！如果彭建议的事不可能实现，他准是疯了，事实上他的家庭散布
的谣言就是这么说的，而许多农民也相信。
2。适应和实际利益。彭很快适应了这种形势。②在开始对农民演讲之前他
换了装束和说话方式，通过一个村民介绍，一直等到傍晚（这时田里工作已
结束），他还注意不冒犯他们的神灵。他像一个变戏法的人和魔术师那样去
诱导他们，使他们开心，教孩子们唱他自己谱写的歌，让他们听他带去的留
声机和演木偶戏。③
成年人也开始喜欢这些娱乐了，与此同时，也服下了彭湃为他们准备的政治
药剂。在早期建立农民协会是困难的。但一旦起步，成员们便纷至沓来，从
协会提供的服务中得到好处：免费医疗，实际指导，以及进行仲裁以调解他
们的纠纷。由协会管理的药房和小诊所很快受到欢迎，以至必须检验会员证
——它们从一个人手里传到另一个人手里。农民们学会了写农具和农产品的
名称，学会了检查简单的计算而以前全由地主和粮商们计算，无从监督。协
会不满足于单纯地调解婚姻、债务和土地所有权方面的纠纷，也对它的成员
提供人身保护，就像秘密会社那样。一个童养媳——按照习惯住在她未来的
公公家，后者是农会会员——意外地溺水而死。彭和别的会员成功地胁迫多
名为淹死者报仇的寻衅者（女孩的家属）折回，从而增强了协会的权威。
对第二段的总结：这位革命家使自己适应农民社会，有时要以让步为代
价，如对他们的迷信妥协，给一群受惠者（协会的会员们）某些适合他们日
常需要和急需的实际利益，以赢得支持者参加他的组织——且不说他的事
业。发动大多数被争取过去的人参加的实际利益的象征，可能就是彭湃借给
两个最初追随者的三块银元。这两个人的父母看到他们不在地里干活，却跟
着一个说漂亮话的人跑很是生气，于是他们就在父母耳边把这三块银元敲得
叮当作响。
3。激起阶级斗争。看到这银元使最早的一位战士的母亲怒气平息，甚至
高兴起来。但事实上这个战士和少数别的人是因相信澎湃而追随他的，不是
出于个人的利益。他们团结在彭湃周围，要保卫和增进的是他们的阶级利益
（不仅是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对于彭湃来说，他认识到这一点，并立刻
① 澎湃：《海丰农民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52—55 页。
②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56—67 页。
称这些由于社会原因第一批改变信仰的人为“同志”。至于别的群众，彭湃
努力以他们自己不能自发地想到的目标来动员他们，从而吸引农民投入名副
其实的社会革命。
农民协会首先向头面人物对商务的控制挑战。在上面提到的实际利益方
面，农会在公共集市上设立了自己的秤，以防止商人们在称收获物时进行欺
骗。协会还帮助一个拒绝交纳增租的佃户在法庭上得以被宣叛无罪。另有五
个农民曾声称与这个佃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