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运动，它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现代化的日本模式，试图满足创办者们所察觉
的中国的迫切需要：让清朝的某些学者…官吏进修，使他们对现代世界的事务
和状况有适当的了解。在1898年慈禧政变中，京师大学堂得以幸免。1902
年这所学堂经改组增加了师资培训部，同时合并了同文馆，并在原有的课程
中又增加了基础科学和五门外语。①
20世纪初，北京大学的学生主要是官吏，授以极为有限的现代课程，但
在辛亥革命前，对他们的成就评价极低。②学生质量参差不齐。有些人的思想
仍牢固地扎根在旧式文官考试制度中，他们把在新学堂的学历当作通向另一
种资格的台阶，从而使学堂以颓废闻名。另一些人则在观点上较为进步和大
胆，虽在轻薄和放荡的环境里，他们真正关心当前的问题，并在校园内展开
生动活泼的讨论。③然而政府这一层次仍缺乏一致的高等教育政策，因此在建
立教育体系的各级相应机构方面没取得进展。
1912年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后，他召开了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作为
“国家教育改革的起点”。各省代表于7月在北京开会，制定了新的政策和
相应的法规。①他们得出结论，中国教育有三个方面的问题有待解决：需将它
建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扩展到全国各个角落，以及提高到现代水平。高等教
育第一次成为完整的国家体制的一部分（至少在纸上）。
在以后的20年内，在中国普遍出现了一批国立、省立和原来私立的各种
学院和大学，目标各不相同。然而，这些学校呈现的经历显示它们具有某些
共同的特点。一般认为高等教育构成了国家建设这一重大任务的不可缺少的
颐：《1900—1950年中国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
① 邱玉麟（音）：《京师大学堂沿革略》，载《清代轶闻》卷5，第1－2页；喻长霖：《京师大学堂沿革
略》，载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159—160页。关于同文馆，见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
办洋学堂》。在1901年签订《辛丑各国和约》后清政府试图在各省设立大学堂，如谷如墉领导下的山西大
学堂：见周邦道：《近代教育先进传略》第1部，第295页。然而，H。S。布伦纳特和V。V。哈格尔斯特罗姆
1910年在所著《今日中国政治组织》一书中记载，只有一所新大学设在北京（第223页）。在20世纪20
年代，年鉴列举6所省立农科大学或工科大学。例如伍德海编：《中华年鉴，1926年》列举这些大学设在
浙江、福建、湖南、江西、江苏和山东（第434b页）。
② 邱玉麟（音）：《京师大学堂沿革略》，第2页；喻长霖：《京师大学堂沿革略》，第160页。
③ 俞同奎：《四十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载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集（1976年），第268页。
① 我一：《临时教育会日记》，载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296—297页。
一部分，因为它是未来领导者的训练基地；同时，那些积极参加发展高等教
育的人都是年富力强的知识分子，他们曾在晚清现代学校读过书，并曾与政
治运动有联系。作为一个整体，他们一般都出身于书香门第。许多人为共和
革命工作过。他们开始相互视为不仅是昔日的同窗，而且是追求民族目标的
同志。因此，没有人反对1912年正式发布的管理院校的《大学令》中的第一
款：“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②
1912年的大学令规定，大学里的高等教育由文学院和理学院实施，另设
商、法、医、农、工等职业学科。一个机构要取得大学资格，必须有文、理
两学院，或文学院和法学院和/或商学院，或理学院和/或医学院、农学院或
工学院。京师大学堂在严复任校长时改名国立北京大学，从1912年至1916
年底是教育部直属的唯一的国立大学。①
处于新的地位的国立北京大学——简称北大——并非一帆风顺。事实
上，五年间学潮迭起，校长频繁更换，而校园生活普遍不安定。所有这些反
映了整个国家政治环境的不稳定。②蔡元培就任校长是北大的转折点。蔡身为
清末进士和翰林院编修，出于坚定的信念，在20世纪初与革命党人共命运，
由于他学贯中西，并坚定地献身于自由化的理想，他受到广泛的尊敬。1916
年末蔡元培应召从法国辍学回国，1917年1月就职。在50岁时，他得以实
施早年在欧洲学习和参加革命活动时期即已设想的蓝图。③
蔡元培上任伊始，就得到教育总长范源濂——蔡元培的老友和革命同志
——的支持，精力充沛地改造北大，此外当时大学校长有相当大的行政权。④
他首先提高教学人员的质量，聘请教师只根据学术能力，不论其政治观点或
学术倾向；结果许多蔡元培时代的青年教师在以后若干年内成为学术和职业
圈内的知名人士，同时他们也提高了北大的学术水平。
蔡元培其次处理的问题是学生的态度和生活方式。他在就职演说中激励
学生接受“世界上和生活中的新观点”。在校期间他们应当“把致力于学习
当做不容推卸的责任，不应把学校当做升官发财的垫脚石”。①他还支持娱乐
和学术社团以及校园刊物，认为这些都是可取的课外活动。第三，北大结构
② 教育部在1912年10月颁布的《大学令》，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647页。在《大学令》
中，“宗旨”在1917年修订时只抹去一个逗号，所以新版本为“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
家需要为宗旨”。同上，第671页。
① 教育部在1912年10月颁布的《大学令》，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第647页；陶英惠：《蔡
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71页。
②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70—271页。中国共产党对北 京大学校史的看法
见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年》。
③ 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第473—474页。蔡元培担任校长时，与一些友人 的忠告相反，引用
德国统一的历史。他相信普鲁士“成效卓著的高等教育”培 养出优秀的小学教师，这些小学教师又以使他
们成为现代爱国公民的品质教 导学生，终于导致在普法战争中打败法国。据说孙逸仙也在督促蔡元培接受
北京大学校长任命的人之列；见罗家伦：《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载《逝者如 斯集》第55页。
④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76—279页。1920年北京大 学成为中国第一所聘
请女教师担任教授的大学，当时陈衡哲出任历史系教授。 当时北京大学著名学者中，有哲学教授胡适和沈
尹默，语录学教授钱玄同，英 国文学教授辜鸿铭，以及经济学教授马寅初，王宠惠讲授宪法，而俞同奎讲
授 化学。
①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80页。
合理化。到1923年北大完全摆脱了从过去时代承袭下来的“预科学校”的基
调。它的三个主要部分现在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语言文学。1919年开始
采用选修课程，1922年由教育部批准在全国推广。1920年北大还率先准许女
生来到一向是青一色男生的校园。②公立小学曾于1911年录取女生，到1920
年已成为全国性潮流。据中国国立大学报告，截至1922年，在10535名学生
中有405名女生。③
其他革新还包括1918年起草的几项计划，这些计划旨在制定人文科学、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法律等方面的本科教学计划。蔡元培不得不使这些新
的教学计划与有效的方法相适应。例如，组建法律系时，当时中国的司法制
度正在着手修订，高质量的教师非常难得，蔡决定以“比较法律”为起点。
首先应聘的两位讲师是王亮畴和罗文干，他们都是司法部的成员，不能受聘
为专职教授。如蔡元培后来所讲的那样，所有这些因素使开设每一门法学课
都极为困难。只是好几年后，出现了王世杰和周鲠生这样的法学家，一个合
格的法律系才得以建立。④在注意研究生的学习和研究时，蔡元培深受他在德
国的经历的影响，在那里他受到柏林大学和它的创始人威尔海姆〓冯〓洪堡
的鼓舞。在北大他的努力得到了热情的支持，部分由于新的教师质量高，部
分也由于师生有讨论学术问题的传统，这种传统可追溯到京师大学堂时代，
当时大部分学生都是有一定学识的成年人。①
北大在“五〓四”运动中所起的领导作用，似乎再次肯定了青年学者和
国家命运之间的联系。20年代初，北大作为一所大学，可以代表中国高等教
育发展的大方向：课程是按照现代西方普遍实施的训练方针设置的，教师队
伍具有学贯中西的背景，能超出本科课程继续进行学习和研究。北大作为第
一所国立大学的地位，明显地标志着高等教育与国家建设的关系。更全面地
进行研究时，南京的国立东南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等其他主要大学的发
展应能提供有启发性的比较和对照。
私立学校：南开。并不是所有的著名大学都与政府有关系。各种类型和
性质的私立学校纷纷成立，特别是在北京和上海以及一些省城。最著名的教
育家的活动例子是南开，这是张伯苓（1876—1951年）领导下在天津成长起
来的中等学校和高等教育的联合体。与晚清的许多现代教育先驱者相比，张
伯苓不是古典学者，而是一所现代学校——北洋水师学堂的优秀毕业生，当
时他只有18岁。然而1898年中国海军基地威海卫成为英国的租借地，张目
睹中国国旗降落和英国国旗升起，断然结束了他的海军生涯。极度的羞辱给
予他以创伤性的打击。离开海军时，他发誓要献身于教育这条“自强之路”。
②如他在回忆录中谈到的那样：“南开学校诞生于灾难深重的中国，所以它的
目标就是要改变旧的生活习惯，培养救国青年。”教育家的任务就是清除中
国衰败的五大弊端：体弱多病，迷信和缺乏科学知识，经济贫困，由缺乏集
②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91—296、297—298页。
③ 杰西〓格雷戈里〓卢兹：《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年》，第136—137页。
④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96—297页，和蔡元培任北京 大学校长时的自述，
同上书，第276页。
① 罗家伦：《逝者如斯集》，第57、64—65页。
② 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载王文田等：《张伯苓与南开》，第83页。 《中华民国传记词
典》，第1卷，第101页。
体生活和活动而出现的涣散，自私自利。张后来在南开制度中所订的综合教
育计划，就是为适应中国在这五个方面的需要而设计的。①
张伯苓漫长的教育历程，开始于谦逊地担任严修——一位杰出的天津绅
士，与蔡元培一样也是一位思想进步的翰林——孩子的家庭教师。张也曾在
天津另一位著名绅士王益孙家任教。在这两个关系的基础上，张伯苓得以建
立他的第一所学校。1904年，严、王二人联合资助建立一所中学和一所师范
学校。第一届师范学校学生毕业于1906年，第一届中学学生毕业于1908年。
虽然当地士绅子弟大量出现在第一批学生中——韩、严、陶、卞和郑等姓在
最初的学生名册中都很突出——但学校的新课程很快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前
来注册。1908年当地第三个捐助人郑菊如慷慨地捐献了土地，而严修又再度
捐款，学校得以迁入“南开洼”的永久校舍，南开学校因此得名。②
清末政治动荡，然而张伯苓思想专一，不允许他和他的学校卷入革命活
动。他集中精力进一步发展学校。1917—1918年张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
学习一年后，得到严修和范源濂的赞助，他们支持他办大学的计划。通过发
动他与天津上层社会（如严家和郑家）和国内知识界（范源濂是前任教育总
长，蔡元培的密友）的关系，还有与国际教育团体（张于1909年皈依基督教，
并与基督教青年会建立联系）的关系，他筹集了足够的资金，得以建造南开
大学的第一座校舍。第一批四十余名新生于1919年秋入学。③南开大学开设
了三科：文科、理科和商科。第一届学生于1923年毕业后，南开大学迁入八
里台的更为宽畅的校园直至今日。当南开大学迁到这处郊外的校园时，一座
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