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三科：文科、理科和商科。第一届学生于1923年毕业后，南开大学迁入八
里台的更为宽畅的校园直至今日。当南开大学迁到这处郊外的校园时，一座
新的科学大楼同时启用，这是一位私人捐助者的另一件礼物。①
张伯苓曾几度赴美考察高等教育制度和筹集资金。1928—1929年出访归
来后，他将南开大学改组为三个学院：文学院由政治、历史和经济三系组成；
理学院设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四系；而商学院包括财务管理、银行、统
计和商业四系。②
张伯苓的双重文化的业绩是来自天津上层社会、留学归国教育家的国内
知识界和国际（特别是英美）教育团体的支持的结合。其他教育活动家的成
就尽管不那么著称，但可相提并论。例如，另一所私立大学——上海复旦大
学，是由一所天主教学校的退学生于1905年建立的一所学校发展起来的；这
所天主教学校便是震旦大学。在这些发展中一位感人的人物是天主教徒马良
（马相伯，1840—1939年，见后）。还有另一所私立学校厦门大学是华侨实
业家和慈善家陈嘉庚于1921年建立的，他已经成为新加坡橡胶、菠萝和海运
业的百万富翁。从1921年到1937年，厦门大学在第一任校长林文庆的主持
下发展起来。林文庆是一位颇具天赋的新加坡医生，在爱丁堡获得医学学位，
并且也成为一位古典学者和记者。③中国私人赞助教育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
值得进一步研究，更不用说近代海外华人对教育的影响了。厦门确实曾经是
① 胡适：《教育家张伯苓》，载卜凯等：《有另一个中国》，第10页。
② 王文田等：《张伯苓与南开》，第7—9页。南开学校师范班在1906年停办，所以 只有一届师范毕业生。
然而在这届十个毕业生中，有几个后来成为教育界的 著名人物，其中有陶孟和和梅贻琦。
③ 同上书，第8—9、10、13—14页。
① 同上书，第14—15页。私人对南开财政赞助的重要意义与当时其他主要大学 形成鲜明的对照。
② 王文田等：《张伯苓与南开》，第17页。
③ 见《林文庆传》；又见王增炳和余纲：《陈嘉庚兴学记》。
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一个主要货物集散地，“海上中国”的一个焦点。这在
第12卷中讨论过。
技术学校：教育在应用科学和工程方面的发展是缓慢的，这在早期大学
的课程中可以看出。长期以来考生是凭书本知识鉴别的，铁路建筑之类的实
用技能，无论多么引人注意，都不能很快获得书本知识那样的声誉。然而清
代末年，随着现代教育运动的兴起，一些专门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确实出现
了，其中许多学校达到学院或大学水平。下面几个例子可以表明现代中国一
些最著名的技术学校有不同的起源。1895年盛宣怀赞助建立天津中西学堂
（亦称北洋西学堂），课程偏重于电气、矿业和机械工程等领域的专业。八
年后重新评价国家教育制度时，这所学堂被改组为北洋大学堂，并迁到天津
城外的新校园。①另一所盛宣怀赞助建立的学校是上海的南洋公学，开始时偏
重政治学，但最终发展成声誉卓著的交通大学，②在工程教育方面被视为天津
北洋大学堂在南方的对手。
除公立技术学校外，现代教育的倡导者们在私人资助下，偶尔也能建立
这样的机构。工业和社区的开发者张謇顺应时代潮流，于1906年在江苏建立
了南通大学，试图将课堂教学与实际经验结合起来。该校提供的课程包括农
业、纺织技术、工程和医学，并与一个纺织厂、一所医院以及供农业实验用
的16000亩土地挂钩。③技术学校的另一资金来源是外国在华现代工业部门内
获得的商业利润：1909年一英国公司——河南福中公司——在焦作这一正在
发展的现代煤炭工业所在地开办了焦作路矿学堂。在1912年政治动荡中短期
关闭后，于1914年恢复，改名福中矿务学堂。1928年后在国民政府管辖下
学校又改组为焦作工学院，④声誉日隆，直到1937年中国的学术进展因战争
再次中断。上述例证只是加速走向技术和工程教育的一部分，在民国时期这
类教育将受到进一步重视。
教会学校：它们大多数是从中学水平开始的，原来的目的是帮助传播基
督教。然而，后来它们在人文科学方面作出主要贡献。有记载的最早一所中
国境内的教会学校可追溯到1845年。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早期自
强运动中，又出现了几所教会学校。19世纪末旧秩序在中国的崩溃不可避免
地给教会学校一个机会，在科学和外语等几个非传统教学领域采取主动。这
些学校从而展示了新型的学识。1900年后，由于对现代教育的需求增长，一
些教会学校通过扩设课程和合并这一复杂过程逐步演变成具有学院水平的学
校。1906年新教传教士拥有2000多所小学和近400所中等水平的学校，而
到20世纪20年代已有12所（最后是16所）学院或大学逐渐从其中出现。①
然而，在中国扩大和深化基督教事业仍一直居优先地位。例如，上海圣约翰
① 蔡元培等：《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第66—67页。丁致 聘：《中国近七十年
来教育记事》。比较《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5章。
② 《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第68页。
③ 朱昌峻：《近代中国的维新人物：张謇，1853—1926年》。
④ 安东尼〓C。李：《中华民国私人管理的高等教育史》，第10、11—12页。
① 卢茨：《中国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年》，第531—533页，从19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6
所教会高等院校发展顺序图。关于深一层概括，见《剑桥中国史》第 10卷，第11章（柯文著）和第12
卷，第3章（费维恺著）；又见威 廉〓珀维安斯〓芬恩：《变化中的中国的教会高等教育，1880—1950
年》；和 一部发人深思的研究专著，简〓亨特：《上流阶层的信仰：美国女传教士在世纪 转换时的中国》。
大学校长卜舫济认为：学校应保持小规模，这不仅为了保持教员与学生接触
的质量，而且因为“不信教学生成份过大会冲淡学校的基督教气氛”。他还
把宗教课程和礼拜定为必修，并辩解说，如果学生不想信教，他不必进这所
学校。②
天主教高等教育是在上海郊区徐家汇（明末著名教徒徐光启的老家）特
别设立的耶稣会奖学基金之上建立的。一位富有朝气同时不乏权力的人物马
良长期任耶稣会传教士，他是一名清政府官员，又是一位改革家。他于1903
年建立震旦学院，这所学校后来成为一所天主教大学。1905年他建立复旦公
学，这所学校后来成为一所私立大学。这在前面已经提到。①
教会学校学术质量参差不齐。②有些大学在教学、计划改革和教员业务成
就方面成效卓著。其中有些教员是国内或国际上的知名人士。如北京燕京大
学有个新闻系，它从全国各地招生，而这个系的教员包括下列著名学者，如
中国史方面的洪业（威廉〓洪），顾颉刚（民俗学），徐淑希（政治学），
吴文藻（社会学），文学方面的许地山、谢婉莹（冰心）和熊佛西，以及宗
教方面的赵紫宸。燕京由于地处北京，知名度高。当然同时还有其他教会学
校，如金陵大学和岭南大学（前身为广州格致书院），也取得许多真实成就。
然而，无论这些教会学校的学术成就如何，它们都会发现自己处于矛盾
状态。虽然传教士的最初目的是传教，但有些传教士很早就发现传播世俗学
识也是可取的。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使他们的学校超越了改宗的界限，并使他
们逐渐致力于有利国家发展的一般世俗计划。对于大多数在教会院校注册的
学生来说，这些学校仅仅是现代高等教育的中心。学生们改信基督教的为数
不多，不足以引起注意；③他们也不会让自己脱离横扫全国的“新潮流”。事
实上，其中有些人，特别是那些在北京和上海的，④常常站在学生运动的前沿。
⑤
表3 中国主要学院与大学及其分布，1922年
② 玛丽〓兰伯顿：《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1年》，第65页。
① 见张若谷编：《马相伯先生年谱》。
② 例如，中国官方《教育公报》第8卷第1—2期（1921年1—2月）译载一篇日本报道，把上海震旦学院
列为学术质量很低的大学；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1103页。
③ 克拉伦斯〓伯顿〓戴的《之江大学：简史》记载，1930年的调查显示学生对宗 教集会和课程不感兴趣，
只有25％左右的大学生是信教的基督徒。
④ 属30年代初期最著名的学生运动中心之列的是燕京大学、沪江大学和之江大学；见卢茨：《中国和基督
教院校，1850—1950年》，第330—333页。
地点院校分类数目
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南京武汉福州其他
1、国立大学5
国立北京大学×
交通大学（三个校园）①××唐山
北洋大学×
东南大学（后为国立中央大学）×
上海商科大学×
2、省立大学2
山西大学太原
鄂州大学预科②×
3、私立大学13
民国大学×
中国大学×
朝阳大学×
平民大学×
南开学校大学部×
河北大学清苑
地点院校分类数目
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南京武汉福州其他
复旦大学×
大同学院×
南通大学农科南通
仓圣明智大学③×
夏门大学厦门
中华大学×
明德大学×
4、教会大学17
燕京大学×
齐鲁大学济南
圣约翰大学×
东吴大学—校本部
—法律科×
苏州
金陵大学×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震旦学院×
地点院校分类数目
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南京武汉福州其他
沪江大学×
三育大学×
福建协和大学×
之江大学杭州
华南女子文理学院×
文华大学×
雅礼大学长沙
华西协合大学成都
岭南大学×
夏噶医科大学④×
总计377102234210
注：37所大学有40个校园。
来源：《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第99—100页；
卢茨：《基督教院校》，第531—533页，《中国基督教院校一
览表》。
①交通大学属交通部，向不列入国立大学——译者。
②原文如此，疑为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译者。
③系哈同设在爱俪园内规模很小的大学——译者。
④30年代并入岭南大学医学院——译者。
到20年代早期基督教学院和大学曾达到顶峰。如表3所示，1922年它
们建成了将近一半的主要高等学府。这正是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时期，因此
甚至在教会学校数目增长时，它们也不得不面临来自中国社会的新的挑战。
“五四”运动使中国知识分子与基督教改宗发生冲突。1922年在北京举行的
世界基督教学生联合会，在全中国青年学生中触发了一场反宗教和反基督教
运动。如胡适于1925年在燕京讲话时指出的那样，基督教在华教育面临三种
新的困难。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人的新的民族主义精神，“对列
强的恐惧消失了，而自我意识已逐渐增强”，因此出现了恢复主权的运动，
同时相信“帝国主义列强在文化侵略上采用的方法是传播宗教和开办学校”。
第二，青年知识分子的“新认识的理性主义”会向基督教信条本身提出挑战，
要求“拿证据来！”①最后，胡适认为整个传教事业充满内在弱点。（中国的
爱国者们注意到，从学院的历史发展中看，它们是由一批有时主要资格是在
宗教方面而不是在学术方面的人员创办的。）因此胡适极力主张教会的教育
家要有办法回答两个问题：他们是否不能集中人力和物力发展少数真正优秀
① 胡适：《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1925年在燕京大学的讲话），《胡适文存》第3 辑第4卷，第728—733
页；关于有用的述评，见杰西〓G。卢茨：《中国民族主 义与20世纪20年代的反基督教运动》，《现代亚
洲研究》第10卷第3期（1976 年7月），第395—416页；又见山本澄子：《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关于
详细情 况，见叶家哲：《宗教、爱国心和中国学生：1922—1927年的反基督教运动》。关 于反教会运动
与收回教育权之间的联系，见杰西，格雷戈里〓卢茨：《民族主 义、中国政治和差会》（未刊文稿，1984
年）。
的高质量的院校，而不是发展大量平庸的或低劣的院校？他认为北京协和医
学院是一个杰出的范例。其次，教会学校能否放弃传道，用全力办好教育？
胡适认为宗教和教育二者不可得兼。②
胡适和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