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这些科学家和学者竭尽全力从事机构建设，但把他们的目标转变成现实的
机会却取决于他们左右政权的能力，1928年后，这是指国民党。许多学术领
导人参加过孙逸仙领导的共和革命，他们能依靠这种联系来帮助他们的教育
工作；民族主义是遍及社会各个角落的共同语言和普遍情绪，它也能缓和自
由主义的个人与政府当局之间潜在的破坏性对抗。然而矛盾却时有表面化的
危险，例如在国民政府和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董事之间，关于控制基金
会基金却有低度的然而接连不断的紧张现象出现。②
1933年，自由主义的危机在中国突然出现。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德国
② 《袁同礼：赞颂》，第55页。
① 《袁同礼：赞颂》，第56—57页。
② 同上书，第234页。
③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第3卷，第583页。罗家伦：《我所认识的戴季陶先生》， 见《逝者如斯集》，
第146页。
① 载《逝者如斯集》，第146页。
② 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1876—1936年》，第223—224页。
的崛起正在鼓舞中国的效法者（见第3章），独裁主义的学说正在涌现，而
五四运动的学术派虽然避开了革命政治，但决不可能完全不知道选择了马克
思主义革命道路的以前的同事们。这两种党派专政的持续对抗，使国民党动
员和镇压的力量增强了。恰恰蔡元培的右臂是杨铨（杨杏佛，1898—1933
年），他曾一度担任孙逸仙的秘书，毕业于康乃尔和哈佛大学，1919—1922
年任科学社干事，自1928年起任中央研究院第一任总干事。在杨的众多活动
中，他曾与宋庆龄一起投身人权事业，并曾帮助建立短暂的中国民权保障同
盟，深得自由主义者和左派的支持。1933年6月杨铨在中央研究院他的办公
室外公然遇刺，凶手随即被南京的警察杀死。与1913年宋教仁被暗杀不同，
这次行动的指使者从未受到追查。蔡元培虽然在1940年去世前一直担任中央
研究院院长，但1933年后他选择了保持低的公开形象。①谋杀杨铨后，国民
政府开始了消灭江西的共产党的最后战役，并于1937年最终发动了中国抵抗
日本侵略的战争，当时国民党的主要组织者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
总之，自由主义教育家在共和中国的成就，是在来自国内外的暴力尚未
占优势的短暂时期取得的。学术界的领导人主要是在志同道合的同事中间工
作，他们的相对成就足以助长他们的信心，这种信心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为现
实所支持。然而这种自信和共通的意识，在这些领导人与他们朋友圈外的世
界之间树起了一道屏障。除少数专家外，中国广大民众的生活和问题依然未
被学术工作触及。黄炎培昔日是张謇的信徒，他致力于把职业教育办成一种
向需要职业训练者开放的自由选择；然而，因为与农村社会的联系并未有效
地建立起来，这个运动的影响主要限于部份城市居民，而且1928年后职业学
校变得越来越像普通学校了。②30年代中期，乡村建设运动在陶行知、晏阳
初（在河北省定县）、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和南京附近的一个模范县）等人
领导下刚刚开始。③蒋廷黻，一位在清华任教的中国对外关系史的开拓者，在
1935年向伦敦听众说，“我们有过失，在生活上脱离人民……我们不能使自
己被中国的乡民所理解，更不能使自己被接受为农民领袖”。①
就学术界的领导人而言，使中国古代文化在更高的教育水平上现代化，
是一项值得全力以赴的知识更新和机构建设的任务。他们按照传统，相信学
者有责任过问政府的政策。30年代有关舆论的杂志中，《独立评论》是著名
的。这家周刊是由一批北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编辑的。包括许多学术界和
研究界知名人士，如丁文江、胡适、胡先驌、陶孟和、任鸿隽、陈衡哲、蒋
梦麟、蒋廷黻和陈之迈。编辑部会议每月轮流在一名成员家召开，讨论可能
持续到深夜。编辑们对当前的政府政策或适合于中国的发展模式的不同意
见，适足以增强《独立评论》作为30年代早期中国自由主义改革家观点的发
① 见费正清：《专心研究中国：50年回忆录》，第71—76页。艾伦〓B。林登：《国民党中国的政治和教育：
大学院个案，1927—1928年》，《亚洲研究杂志》第27卷第4期（1968年8月），第763—776页提到蔡
元培与陈果夫间的不和。
② 马戈〓S。格武尔茨：《社会现实与教育革新：中华职业教育社个案，1917— 1927年》，第157—174页。
③ 见孔斐力在本书第7章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论述；又见吴相湘：《晏阳初传》， 第3、5、6章；和查尔
斯〓海福：《中国的乡村建设：晏阳初与平民教育运动》（哈 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3年）。
① 蒋廷黻：《中国之现状》，《国际事务（1935年7月14日）；关于蒋廷黻在清华大学培养研究近代中
国对外关系史专门人才，见查理斯〓R。利利：《蒋廷黻：在两个世界之间，1895—1935年》（马里兰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1979年），第8、9 章。
言人的作用。②
对日战争的威胁形成了爱国的大团结。以前避免为南京国民党政权服务
的知识分子现在接受了蒋介石下面的职位。翁文灏和蒋廷黻成为国民政府行
政院的行政秘书③（蒋梦麟战后也担任同样职务）。胡适出任战时驻华盛顿的
大使，而其他人则在重庆任职。
同时，平津地区的学生带头唤起国人反抗日本侵略。1935年12月9日
和16日反对成立由日本授意设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④的示威，再次使清华、
北大、燕京和北平其他大中学校学生与警察和宪兵发生冲突。①日本人发现大
学生和培养大学生的院校是反日情绪的根源，他们召唤北大校长蒋梦麟到使
馆区的日本兵营，并指责他进行“广泛宣传”反对日本。蒋指出，如果日本
停止侵略，反日情绪自然会消除；蒋被迫表示个人意见时，他回答说，“我
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②恐吓的努力失败了，但它
预示了1937年7月战争爆发后日本对中国大学校园的野蛮破坏。
② 《独立评论》的主张的倾向在尤金〓卢博特《不自由时代的自由主义：中华民国 的新文化自由主义者，
1919—1937年》中有分析。
③ 翁文灏于1935年12月任行政院秘书长，蒋廷黻于1936年3月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译者。
④ 确切名称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译者。
① 弗雷恩：《战争序幕：1935—1936年中国学生的反抗》；伊斯雷尔和克莱因：《造反者和官僚：中国一
二九运动参加者》。
② 蒋梦麟：《来自西方的潮流》，第204页。这个情节罗家伦《蒋梦麟先生传略》中也提到，见《逝者如
斯集》，第98—102页。
战时和战后的变化，1937—1949年
战时的高等教育和研究
战争迫使就高等教育应否给军事工作让路，或应否继续追求它的学术目
标展开争论。但是到1938年学术界已经接受了继续从事教育工作的任务，认
为这对中国的未来是必要的。在大范围的军事动乱和人民流离中，主要大专
院校选择了迁往内地较为安全地区的战略。几十所高等教育机构的迁徙——
包括迁移计划，为目的地校址谈判，为运送教师、学生、职工、图书设备筹
措资金和后勤以及沿途必要的准备等各个阶段——本身就是一部激动人心的
传奇。它的实施需要决心、组织技巧、协调和适应。在战争的第一年内学术
界就完成了这一任务，并在这个过程中把现代教育带进比较不发达的内地。
东部各省的迁移路线各不相同，但都指向西部、西北或西南。几年前张
伯苓已在重庆获得一块校址，以建立南开系统内的第二所中学；因此天津的
南开中学毫无困难地迁到了它的重庆新校园。另一方面，南开大学由教育部
命令与北大和清华合并，起初在湖南长沙组成临时大学，然后从1938年的晚
些时候开始在云南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其他北方大学，包括北洋工
学院，迁往西北，并在西安合并组成战时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成都华西协合
大学的校园成为其他七所教会大学的家园。还有一些其他学校单独迁移，每
一所都在完全陌生的新址重建：例如，国立浙江大学在贵州山城遵义单独办
学，国立中央大学则在重庆郊区。①
表9 战时教育机构的损失
大学和学院数量损失（中国元）
国立2337003467
省立168045919
私立（包括教会大学）3844171005
据报损失总数89220391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随他们的学校迁移，教师也是如此；战争
的破坏使1937—1938年成为受挫和损失之年。1938年全国学生注册总数比
1936年减少约20000人，而教师数量减少约2000人，分别降低约50％和30％，
当时高等院校的数量则减少到91所。②从物质和心理方面看，更具毁灭性的
是被损害或破坏的校产的损失并非由于战争的机运，而主要由于日本军人的
蓄意行为。战争开始时以南开大学为目标的轰炸使它沦为一片废墟，这一破
坏已广为人知，但几乎所有的其他学校在日本占领期间也因轰炸或破坏性使
用，而蒙受财产损失。据教育部汇编，到1940年底高等教育机构在建筑和设
备方面的损失示于表9。①
① 庄泽宣：《抗战十年来中国学校教育总检讨》，载《中华教育界》新1卷第1期，第3页；又见《教育
杂志》第31卷第1期（1941年1月10日），抗战以来的高等 教育特辑。
② 庄泽宣：《抗战十年来中国学校教育总检讨》，第3页。陈立夫：《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年）》，
第3页。陈立夫接着又说，在校学生减少的部分原因是一些学生参加军队或与战争有关的工作，见第29页。
① 陈立夫：《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年）》，第22—26页。因为得不到10 所院校的数据，而且
有些数字只报告设备损失，此表不完全。
相比之下，官方报告的1940年国家直接税收入仅为92441020元。②然而
面对如此重大的破坏，学校生存下来了，并努力继续发展。恰在数量增加之
时，严酷的战时条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学术活动的质量下降。院校总数从
1937—1938年的低点91所开始上升，超过了1936—1937年的水平，在1940
年达到113所。1945年战争结束时，高等院校已增至145所，同年注册学生
增加到73669名，③再次达到战前高峰年份的一半以上。
为了弄清所迁学校在八年战争期间的作用，让我们看一下其中最著名的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整个学术界顽强坚持是支撑战时教育的关键因
素。1937年秋，即当战争扩大到中国更多地方时，联大的课堂教育恢复了：
长沙临时大学以其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师生之众，于11月1日开课。校舍
一部分是借用的房屋，一部分是计划中的未来清华大学农学院的校舍，恰在
长沙城外，是战前不久获得的。然而，在秋季学期结束时，日本人更迫近长
江中游地区，学校决定迁往西南边陲省份云南。没有人提问如此远距离、大
规模搬迁中的人力和物力消耗是否适当：高等教育机构显然是国家最有价值
的资源，所以只要形势允许，当然必须抢救和重建。
1938年秋，师生在云南昆明重逢（由于容纳不下，文学院和法学院已先
在蒙自住了几个月）。大约300名学生，由几个教授随同，从长沙步行两个
月，行程近1000英里，而更大的队伍则乘车船绕道香港和滇越铁路到达。人
员会齐之时，联大随之诞生。①同时，还举行了入学考试，招收一年级新生，
以扩充来自华北的现有学生队伍。
联大教员包括中国一些最有名望的学者。到1940年，注册学生增加到
3000多人。学生的增加迫使联大于1940年开始在四川叙永建立新生分校。
昆明的设施负担过重，既有借自当地学校的旧建筑，也有在1938—1939年仓
促建起的廉价的“新校舍”。在原有的文学校、理学院、法商学院和工学院
等四个学院之外，增了师范学院，课程的范围扩大了。②蒋梦麟、梅贻琦和张
伯苓，他们分别是战前北大、清华和南开的校长，显示了政治家风度的分工
合作才能。蒋和张在重庆度过了大部分时间，与政府保持经常联系以照顾联
大的利益，而梅则在昆明负责学校的日常管理。教师努力从教，同时使自己
的学术工作适应极不相同的地理环境和知识环境。例如，社会学家费孝通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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