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4年），他见大势已去，遂解散余部，隐居浙江南田县的一个岛上。不久他被一个旧部出卖，遭清军逮捕，解往杭州，拒绝投降，被杀。
为了全面了解，现将建州宫词十首都摘录下来：
平明供奉入彤闱，亦舞霓裳唱羽衣，
千乘骖骅知狩猎，挥鞭驰道拥明妃。
毳殿春寒乳酷香，侍臣偏得赐新尝，
老不识驼酥味，犹道天厨旧蔗浆。
盘龙小袖称身裁，马上离弓抱月开，
太液池边金鞅解，疑从紫蹇射雕来。
弓鞍椎髻缀天魔，胡女宫装新样多，
醉捧官家还笑问，燕支山色近如何？
朝罢瞿昙次第迎，内庭深处说无生，
不知鹦鹉能胡语，偷向金笼诵佛名。
十部梨园进上方，穹庐天子亦登场，
缠头岂惜千金赏？学得吴进一觞。
上寿称为合樽，慈宁宫里烂盈门，
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掖庭又说册阏氏，妙选孀闺足母仪，
椒寝梦回云雨散，错将虾子作龙儿。
六曹章奏委如云，特敕写书翻译闻，
笑杀钟王多妙楷，而今鸟迹是同文。
玉几凭来顾命新，负闻道有家臣，
从今赌却钻刀咒，不信华人信满人。
这十首宫词，可说是极尽嬉笑怒骂、讥刺嘲讽之能事。从衣饰（弓鞍椎髻缀天魔）、住处（毳殿）、食物（驼酥）、坐骑（紫蹇）、信仰（朝罢瞿昙次第迎）、娱乐（穹庐天子亦登场）、文字（而今鸟迹是同文）、习惯（赌却钻刀咒）直到习俗，都在被贬损之列，并处处以一种明显的优越感，拿来与中原汉族相比较。其中第七、八两首，特别是第七首（上寿称为合），被认为是太后下嫁的明证——因为这是当时人写当时事。
但苍水先生自1645年即顺治二年以后，直到他就义杭州，再不曾北上渡过黄河，更没有到过北京，与新入关的清朝统治者没有直接打过交道。对满族皇家与贵族的生活习性和种种故事，他只能是耳闻而非目睹。苍水先生是抗清义士、南明大臣，又是一位诗人。诗人作诗，必须有想像力，必须渲染、夸张。都说诗言志，好诗人的诗，必定浸透了作者浓烈深厚的感情。所以只凭这首诗便认定太后下嫁是史实，似乎难以服人。
要是身为敌国大臣的张煌言都能听到太后下嫁的传闻，足以证明此事在当时确实沸沸扬扬。尤其在反清情绪十分强烈的汉族地区，人们以此为笑谈，指斥新来统治者的悖德乱伦，形成议论太后下嫁的第一次高潮。
第二次高潮在清末民初。
清末，社会风气渐开，一些禁书逐渐流行。张煌言的《苍水诗集》出版，建州宫词重面人世，言之凿凿。不久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建立，教育部整理旧礼部所积的历科殿试试卷，发现清初时，凡抬写皇上处，都加抬写皇父摄政王。于是轰然传遍，都认为既然有皇父之称，摄政王必定娶了世祖之母，而后尊之为父。后来大库红本尽出人间，人们发现顺治五年以后，内外奏疏中，也多称皇父摄政王。时值辛亥革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反满宣传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之际，太后下嫁便又一次成为丑闻，成为抨击清朝腐败统治的一颗有力的子弹。和其他历史事件相比，这故事带有“脏唐臭汉”的宫闱秽史味道，又是“偷小叔子”类的桃色新闻，所以流传格外广泛长久，格外令人们津津乐道。
本世纪30年代，清代各朝实录全部面世，清世祖实录里，不但没有太后下嫁的踪迹，皇父摄政王称号的来历也十分清楚合理。太后下嫁之谜仍然还是个谜。
纵观我国历史，凡是敌对势力，无论争夺地盘还是争夺全国统治权，除了军事对抗之外，也很重视政治上的打击。称之为对敌方的揭露、批判、抨击，其实也可能是诬蔑、丑化、诋毁。这里面有正有误，有真理有偏见。研究历史的人，需要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理清头绪，以弄清历史的真实面目。这往往是十分困难的事。
三个多世纪已经过去。岁月的流逝理当涤去蒙在人们意识深处的那些历史偏见和民族偏见，给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公正的评价。
近些年，对太后下嫁事件的观念已有很大改变。但说下嫁者与说未下嫁者仍然各执一词，不能相下。双方各有道理，但基本上还是属于分析考据。
古今罕见的太后下嫁（4）
不久前得到一则史料，说是宣统初年，内阁储存档案的大库围墙塌圮，当时任阁读的刘启瑞奉命检查库藏，从中得到了顺治时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的诏书，便向朝廷作了报告。主下嫁说的研究者便认为疑案得到了解答，有了直接的证据。主未下嫁说的学者们并未认输，因为下嫁诏书只这么提了一句便没了下文。除非亲眼看到这件最重要的、货真价实的证据，否则下嫁说仍不能成立。
还是把目光投向历史吧。
近些年，史书史料的挖掘整理有了很大发展，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极丰富极广泛的基础。只要较为深入地进去走一走，就会发现，真实的历史要比传说中的故事更错综复杂、更曲折多变。
这里，把这一事件的历史背景、有关的历史人物的来龙去脉，摆一摆，谈一谈，或许对有兴趣追寻太后下嫁之谜的读者有点帮助。
游牧民族婚俗（1）
说太后下嫁，先得说说一个民族的婚姻观念、婚姻习俗。
故事的主角孝庄太后是蒙古族人，生活在典型的草原文化环境中。所以得先介绍草原上的婚俗。
每个民族的习俗和传统的形成，都有它特定的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原因，其中注满了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心。谁也没有权力嘲笑和指责别的民族的习俗。因为你没有走过人家祖祖辈辈经历的路，你没有处在过人家的历史环境，你就不懂得这些民族习俗产生的必然和合理。
许多人以流浪游荡来形容吉卜赛人，而吉卜赛人认为追求自由是人生的最高价值。有些人出于猎奇，对西藏的天葬窥伺、曝光，大加渲染，殊不知这是藏族同胞丧葬中的最高一等，是在实践佛家救度一切众生的教义。
早期的蒙、藏等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草原上地广人稀，行数日、行数百里而不见人迹是常有的事。风雪严寒、干旱瘟疫以及频繁出没的凶猛野兽，都对他们的基本生存形成致命威胁，所以人与人的互助就格外重要。长期的艰苦与贫困的磨炼，养成了游牧民族的独特性格，那就是粗犷、勇猛、忠诚、豪爽、重义气、重友情。
在这样的环境里，严格男女防嫌、提倡贞女节妇是不可能的。有一条公认的社会规律：经济越是不发达、生产力越是低下的地方，伦理道德、婚姻习俗就越是接近原始形态。而原始社会的人类实行的是群婚制。
在早期的草原民族的心目中，男女婚配交合，是天赋的权利，与生俱来。所以一群之中，男人不应孤鳏，女人也无须守寡。男人视所娶之女子同辈同行者，都可当做妻子；女人视所嫁男子同辈同行者，都可当做丈夫。平日男女之间的性交往很自由，父母、丈夫或妻子多不干预。那么，兄死弟娶嫂，父死子娶后母就是很平常的事，不以为怪了。
藏族家庭更有兄弟合娶一妻的。虽然有贫困无力婚娶的原因，但习俗也认为这样的婚配能使一家和睦亲善，永不分开。兄弟合力经营的家庭，比起草原上孤独的牧羊人，无论是抵御灾祸、抗击侵扰，还是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确实都要优越得多。
这些婚姻习俗，在生活于中原地区、经历了数千年人类发展史、人类文明史和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汉民族看来，觉得可笑，觉得野蛮，斥之为悖理乱伦。殊不知华夏民族也曾经历过同样的时期，有过相同的婚姻制度。伏羲与女娲亲兄妹互相婚配、姜母踩着了巨人足迹心动而怀孕、孔母野合而生孔子等等，这些似是而非的古老传说，正是原始社会群婚制的反映。老祖宗如此，嘲笑别人何来？
当然，为了人类的优生优育，为了整个社会的文明发展，古老的婚姻习俗应该革新改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经济基础的改变，作为上层建筑的社会习俗自然会随之改变。
说起来，草原民族的这些习俗，也是源远流长的。
有据可查的，比如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四大美人之一的王嫱王昭君，她的故事已流传两千多年，播之诗歌，演以戏剧，就是在近现代中国，也是一位知名度极高的明星级人物。歌唱家一曲《乡恋》，竟也使她的故乡湖北秭归县闻名天下。
当年汉元帝用和亲政策笼络日益强大的匈奴，令昭君出塞下嫁了匈奴的呼韩邪单于，被立为宁胡阏氏，次年生一子，名伊屠智牙师，后为匈奴右日逐王。阏氏，是汉代匈奴对君主正妻的称呼，宁胡二字，恰如其分地显示了昭君下嫁所起的安定匈奴、安宁国家的作用。
昭君出塞下嫁是在汉元帝竟宁元年，即公元前33年。两年后，即汉成帝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呼韩邪单于逝世，其前阏氏之子雕陶莫继立，为复株单于。汉成帝又命昭君从胡俗，即，继立的单于将从父亲那里继承除自己亲生母亲以外的所有阏氏为妻。这样，昭君复为复株单于的阏氏。
假定昭君下嫁时的年龄不超过二十岁（年龄太大恐怕匈奴单于会认为受轻视而不肯接受）。那么呼韩邪单于死时她也不过二十二岁光景，尚在青春。想必她为是否再嫁继子心里很矛盾，专为此事请示过天朝皇帝，所以才有汉成帝命她从胡俗的旨意。
昭君为复株单于生了两个女儿，大女儿名须卜居次，小女儿名当于居次。匈奴的居次称号，相当于汉朝的公主；而须卜、当于，都是匈奴的贵族大姓，也即昭君两个女儿的夫家。三十多年以后，即公元头五年的汉平帝元始年间，昭君的大女儿须卜居次还曾回归长安，入侍皇太后。
昭君的第二次婚姻，最多继续了十年。汉成帝鸿嘉元年，即公元前20年，复株单于死，其同母弟且麋胥继立，为搜谐单于。当时昭君的年龄在三十二三岁左右，如果她还活着，仍会按照匈奴的习俗，再次嫁给继夫的弟弟。因不见记载，也就不好揣测了。
十五个世纪后的明代，漠南蒙古又出了一个美丽聪颖的三娘子。
在这十五个世纪中，中原王朝换了一代又一代，边疆地区的民族矛盾和冲突，时而紧张时而和缓，但从来没有停止过。
民族问题，即使在当今世界，仍是一个令政治家们头疼不已的棘手问题，仍是一个使人类居住的这个地球不安定的因素。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在我们这个多民族兄弟姐妹大家庭的国家形成过程中，这同样是个严重问题。官修史书称之为边患。其中影响最大的，先是匈奴，突厥，回纥，契丹，后来又有辽、女真和蒙古。强悍勇猛的草原民族，凭借他们出奇的战斗力，无数次地入侵中原，边疆的血战，常常延续十年、数十年。
游牧民族婚俗（2）
中原的各个王朝，在心理和认识上顽固地坚持大汉族主义，视少数民族为夷蛮，时刻注意“严华夷之防”，决不肯承认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在军事上，打得过时就全力征讨驱赶，炫耀为帝国的伟大武功；打不过时又纳贡称臣，演出“靖康之难”或“土木之变”的悲剧，在历史上留下耻辱的印记。
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的矛盾冲突碰撞，以及由此带来的交流融合，是历史的必然，是规律性的东西，它与中国甚至整个世界历史相始终。由于这两种文化在不同时期按各自的发展轨迹时有消长，表现在近边地区也就时而干戈，时而玉帛。
汉唐时期，国力比较强盛，朝廷对付边患，用了刚柔并济的两手：大军征讨抗击外患，辅之以和亲。除了王昭君，下嫁和番的公主很多。像文成公主、乌孙公主，是其中最著名的。有时候，和亲能够使边疆地区获得相当长时间的安宁。
这些都是汉家公主出塞下嫁。而上面说起的这位三娘子，是蒙古女子，由于她的明智，使战乱不断的明代北方边疆出现了民族友好往来的春天。
三娘子名叫钟金，蒙文史籍中称她为克兔哈屯或也儿克兔哈屯。蒙文中“克兔”的意思是三，“哈屯”的意思是皇后或娘娘。所以汉文史籍把克兔哈屯译成三娘子。也儿克兔哈屯，意思是“有权力的三娘娘”。
钟金是西蒙古卫拉特奇喇古特部首领哲恒阿哈的女儿，原本许配当时控制整个漠南蒙古西部的俺答汗王的孙子把汉那吉。但由于钟金美貌非凡，不知在什么场合被未婚夫的爷爷俺答汗看到，惊为天人，便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