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值不值，至多１０元。乡下人大疑，问道：“这东西有什么用处？值这么多钱？”那问价的人郑重其事地告诉他：“此名琥珀镯，能治肝胃气痛，无论多年不治之症，或痛不可耐，只需以此镯锉末少许，和以陈酒饮服，无不立愈。”此时那个男子以琥珀镯吸灯芯，对那人说：“先生请看，货色不是假的吧？”那人道：“我也知道货色是真的，只可惜价钱太贵了。”说完，掉头而去。乡下人心想，我也有胃痛病，既遇此物，不可当面错过。于是问道。“你至少卖多少钱？”男子答道：“１４元。”乡下人即倾囊与之，买镯而归。他的一个朋友看到了，告诉他：“你受骗了！
这镯子哪里是琥珀？是松香做的！你如不信，用火一烧就可知道真假了。”乡下人果然将镯子放到火上，一触即燃，须臾成灰。乡下人这时才知道自己真是受了骗。
在骗子手中，骗术与陷阱从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互相依靠，谁也离不开谁。
陷阱的大小、深浅、宽窄，一般说来，既由骗子的贪欲决定，更由受骗人的物质实力限制。大体上说，大陷阱、深陷阱是靠“局骗”来布置的。何谓局骗？它是暗设圈套诱人中计，以达到诈取或者窃取他人财物的目的。它和赌棍、窃贼以及江湖上卖卦算命之流兼行骗术有所不同，局骗以设计周密、程序连环、行为“雅致”而又不留形迹为特征。骗之成“局”，一般来说都成规模，出场串演的角色得有好几个。大的局骗，骗外有骗，骗中有骗。专以局骗为生者，统称棍骗或骗棍。
当然，骗子在行骗中的行为方式远比任何文字的描述和所谓的理性思辩要无限生动、丰富得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得好，在人类理性终止的地方，人类的主体实践还有无穷的活动空间；思想者的思辩，在主体实践面前又是多么的苍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只能在形态、原则、精神、文化的角度认识和研究骗子的行为方式。而这种理性认识的深入性，还有待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紧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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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３１６４。
第5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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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子的危害
【案例导读】
中国社会史：骗子的历史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作者：张艳国 任放 刘保昌
第一章：总论骗子 骗术与骗文化
第二章：传统骗术
第三章：近代骗术
第四章：骗子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
第五章：骗子的危害
第六章：传统社会主流文化与骗子文化
【案例正文】
余风流绪
当人们还停留在对康乾盛世的美滋滋劝杯的时候，历史的车轮无情地驶入了近代社会。秦皇汉武的功勋、唐宗宋祖的荣耀，都在1840年英军的轰轰炮声中变成了雨打风吹下的飘萍。中国已然变成了一个老态龙钟不堪一击的“老大帝国”。领土被割占，主权遭贱踏，生灵受涂炭，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时代大背景既然如此无序，政治、社会生活的规范与秩序也便无从谈起。列强入侵，纲纪混乱，更给了行骗者以“混水摸鱼”的大好时机。中国近代社会骗术的混乱，首先是因为时代的混乱；其次则是中国骗术经过自身漫长岁月的发展，已然积淀了自身的发展潜力，传统社会的骗术在近代社会的外在宽松、混乱的社会条件下泛滥成灾。因此，近代骗术手段更为多样化，操作技巧也更为精致，行骗主体与受骗客体也更为广泛地分布于三教九流、社会各个阶层之中，从而呈现出色彩更为斑斓、繁更无序的骗术景观。
1．行骗术在政治舞台上大伸触角
在政治生活中，近代骗术上承古代，下启现当代，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往往是在人们最不防备的情况下施行，故而总让人猝不及防，收到奇效。
①“神箭手”。
清朝建国初年，皇帝每年都要到热河打猎，以寄寓讲武习兵之意，用心良苦。后来，此项活动便废除了，尤其是道光以后更是如此。同治初年穆宗有意发愤图强，以振奋国人斗志，便来自率文臣武将一起到南苑围猎。当时有个御前侍卫姓魁的，射箭常不能中靶，而又想邀功行赏，便花钱买通了皇帝左右随从，预先购买了獐鹿鸡兔之类野物，在它们身上插上了箭，在穆宗行猎时献给了皇帝，皇帝很高兴，便慷慨地赏给魁某人一枝花翎．以奖励他的功劳。当时的市井小儿知道了他的骗术，便往往趁他外出时，用雉毛插在兔子身上，高举着游街串市，以嘲笑他的无耻行径，魁某人也无可奈何。
②穆彰阿行骗。
道光末年，中英即将签订《南京条约》，大学士王鼎主张与英拼一死战，卖国条约决不能签订。因此，与主和派穆彰阿产生冲突。王鼎看到道光皇帝听信穆氏之言，便决定采取“尸谏”手段，以借此触动道光皇帝。他自缢之后，留下遗书，立陈穆氏党派之专权擅私、营私舞弊等诸多劣迹与罪恶行径。穆彰阿极为恐慌，便花千金收买了王鼎的儿子王伉，威胁利诱相结合，将王鼎的遗书骗走了。事后，穆彰阿又另外伪造了一份王鼎的遗书呈传给了朝廷，用以逃避罪责，将满朝文武百官欺骗了个通。
③假冒皇上。
在中国古代史上，曾发生过多次伪装太子的事件，史书上记载的像汉朝、明朝，经常有这样的事发生。而清朝庚子年间，在武昌则发生过一次假冒当今皇上行骗的事件。
事情起源于一年前，当时湖北省巡检大人赴京城入内阁办事，出东华门时因马受惊误撞了侍从宦官的车，双方争执起来，一时难以和解。恰当其时，有一骑者跨着高头大马，气宇轩昂，神采潇洒地过来，左右宦官见之皆毕恭毕敬，骑者挥手说了几句，宦官们都自觉散开了。巡检大人深以为奇。
一年后，湖北省黄州府衙，忽然有一青年男子前来，态度骄横，举止高傲。黄州知府大人问他话也不回答。知府惊异得不知如何是好，便将他押送到武昌。适逢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困禁在瀛台，民间谣传有光绪帝逃到了民间的说法。当时武昌住着总督张文襄公张之洞，他自光绪初年镇守一方执掌大权来，一直没有入朝见驾，因而也不认识当今皇上，所以也迟疑着不敢贸然断定此人身份，暗中却叮嘱看守官好生款待，同时又遍召各地官员前来辨认。巡检大人前来观看辨认，一见此人当即大惊失色，认出他就是昔日东华门外的骑者，于是急忙奔告张之洞。于是，武昌城内各官员纷纷前来，想瞻仰当今圣上的风采。这个男子也含糊地示意他就是光绪皇帝，为躲避慈禧太后的陷害而被迫逃离了京城。巡检、典史二人对此深信不疑，每天穿了朝服去请安。这男子便写了两张手谕：“巡检可任职武昌，典史可任职汉阳。”两人便拿着纸条到张之洞处去传达皇上的命令。张之洞是何等精明之人，当下便起了疑心。不久，这个男子又写了一张纸条，命令张之洞，说：“我在狱中甚是贫困，速送银子三千两前来。”张之洞当即断定此人是个冒牌货，于是会同两司严加审查，于是男子招供说，他是御前侍卫，系北京城里的汉人，因为贫苦潦倒，便趁着光绪被困、谣言四起之机到处行骗，不想栽在了张之洞总督的手里。张之洞不敢将此事上奏朝廷，便将他秘密处死在牢狱中，革掉了巡检、典史的官职。
④五张白板。
骗局被当场戳穿的情形，想必十分有趣。行骗者固然尴尬万分；而戳穿骗局者则得意洋洋，“任凭你奸似鬼，吃了老xxx洗脚水”；在场的看客则无疑是受了一场防骗的教育。
清乾末年，有个任内阁中书的上海人，带头发起组织了一个戒赌会，当时许多名士都参加了，他极希望能有一个有权势的大人物能为他壮门面，便去求请两江总督端方。端方听完了内阁中书对赌博之害的陈述以后，长叹了一声，说：“你说的一点都不错啊，麻雀牌真是误人不浅，我也是深受其害，你玩过麻雀牌吗？”内阁中书慌忙答道：“本人对赌博一向是不沾边的，是地地道道的麻将盲，实在不曾玩过。”端方说：“我仿佛记得，麻将中别的牌都是四张，只有白板却是五张。”中书急忙辩解道：“大人讲错了，白板与其他牌一样，也是四张。”端方沉吟片刻后，说：“足下也是内行人啊，能够纠正我的错误，不错！”说罢大笑，随即端茶送走了这位伪君子。
⑤奕山、琦善行骗。
在官场中，某些骗子能够欺骗一时，却终究要败露，受到惩罚。鸦片战争期间，奕山畏惧英军，不敢作战，便多次上奏欺骗朝廷，说飓风漂走或沉没了敌舰，香港的蓬屋草舍都被吹毁；又说修筑的炮台尚未竣工，船只尚未造好等等。与此同时，英军在濮鼎查的带领下，大举进攻浙江、江苏。奕山骗局被拆穿，骗话被戳破，职务也被革除掉了。
与奕山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琦善。琦善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并兼任粤海关监督，全权处理对英谈判等事务。琦善上任后，即拆除炮台，撤去守军，使得英国侵略军进攻频频得手。在英国领事义律的高压之下，琦善私下割让了香港，却不敢将此事上奏朝廷。后来，义律向琦善表示可以归还已经占据的虎门以外的沙角、大角炮台，并且还可以归还侵占的定海，来交换香港全岛，从新讨论的通商章程。琦善亲自在莲花城与英国谈判代表会见磋商，由亲信鲍鹏在中间奔走传话，连驻在同一城内的将军、巡抚都不准参与，隐瞒了自己出卖领土的私弊。后来，英军占据了香港，告示公布政令。这一段私下买卖便由广东巡抚怡良奏报皇帝，琦善眼见“纸包不住火”，才上疏竭力为自己辩解，大略意思是：“香港地势从军事角度来讲已无险要可以凭恃，我方兵力不足，民心不坚，与英人战如以卵击石，还不如暂时牺牲香港来笼络英人。”道光皇帝见奏书后龙颜大怒，降诏斥责琦善擅自将香港给了外国人，擅自与英人签订条约，辱国丧权罪不容赦，便将他革职，逮捕入狱并没收了家产。
⑥邓尔恒之死。
清朝咸丰年间，云南纲纪废弛，官贼一家，社会风气败坏。当时云南巡抚徐之铭对此听之任之，并时常纵容手下为非作歹。副将何有保作恶多端，每有云南地界官员或升或迁或老病离职，离开云南时走到省境交界处，便会遭到何有保的洗劫。一时官怨民恨，势如沸水却又无可奈何。
邓延帧之子邓尔恒由翰林学土出任云南道员，后来升迁为贵州巡抚。离滇赴黔时，行李马匹尽被抢劫。他在云南做官多年，对此事自然也了若指掌，便声称日后定要参奏追究抢劫之事。翌年正月，邓尔恒又调任陕西巡抚，途经曲靖，便借宿在府衙署中。徐之铭担心邓尔恒来日参奏时会公开自己的秽行，便与何有保合谋，派遣党羽史荣、戴玉堂在夜间带领练勇拥进府衙，杀害了邓尔恒，并将随身行囊财物洗劫一清。此事因在云南发生，邓尔恒又是朝廷一省大员，徐之铭自然难脱干系，便上书皇帝，说：“邓尔恒从滇至陕赴任，我一直派兵护送。走到曲靖地面时，知府唐简要派兵巡查保护，邓尔恒自称行李不多，不必防护，只留下两个仆人侍候。当晚窃贼李宝越墙而入，遭到邓尔恒的殴打。李宝与邓素有仇隙，在慌乱之中杀害了邓。知府接到警报后，当即传令缉拿凶犯，已经将李宝就地正法了。”同时将曲靖文臣武将的奏书也一并附上上呈圣颜。
咸丰皇帝接到奏疏后，心生疑惑，便传谕责问：曲靖知府唐简岂可轻易中止夜巡之兵？邓尔恒身为朝廷一省大员，遇窃贼后岂可轻易以身相拼？犯人李宝虽说素来忌恨邓尔恒，但是夜深黑暗之中又岂能看清对手就是邓尔恒？曲靖官员拿到李宝后，为何不解送省城却就地正法？邓尔恒两位随从应该亲眼目击过案情的进展，为何没有录取供词？曲靖府文武官员的奏疏互相参驳，徐之铭为何不加驳斥，随意附上来以达圣听，岂不是对此等大员被杀之事过于草率从事了？
云南新任总督刘源灏被授命前往云南，定要将邓尔恒一案查个水落石出。刘源灏素知徐之铭等不法官吏的作为，便上书请病假，不敢前往。朝廷只得改派张亮基前往，并另派潘铎协办。
朝廷已派专员前来调查邓尔恒一案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云南。亲自杀害了邓尔恒的凶手戴玉堂，因为分赃不均又遭毒打对何有保忿恨不已，便纠集同伙夜袭何有保，将其杀死。潘铎到云南后，缉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