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表达。或许，那是永远做不到的。
约翰·史密斯在中国（1）
腓力斯人不仅忽视一切非自身的生活条件，而且还要求除它之外的其他人类都去适应他们的生活方式。
——歌德
斯特德（３９）先生曾经问道：“玛丽·科雷利受大众欢迎的秘密何在？”他自己的回答为：“有什么样的作家，就有什么样的读者。因为那些阅读小说，沉醉于玛丽·科雷利世界中的忠实信徒约翰·史密斯们，将她捧为这一领域的权威。他们生活于其中，活动于其中，并在其中体现其价值。”在英国，玛丽·科雷利之于约翰·史密斯们，就如阿瑟·史密斯之于中国的约翰·史密斯们一样。
但是，那些真正受过教育的人和半受教育的人们的差别也在于此。真正受过教育的人都想读那些能告诉事物的真相的书，而半受教育之徒，他们宁肯读那些告诉他想要什么，以及受虚荣心的刺激，而想使事物成为什么样的书。中国的约翰·史密斯们都想成为凌驾于别人之上的优越者，但是阿瑟·史密斯则基于此，而写了一本书，最终他证明他以及约翰·史密斯实际上比中国人优越得多。因此，阿瑟·史密斯自然成了约翰·史密斯很亲近的人了，他那本《中国人的特性》因此而成了约翰·史密斯的圣经。
然而，斯特德说：“正是约翰·史密斯以及他的邻居现在统治着大英帝国。”因此，最近我不厌其烦地阅读那些给约翰·史密斯提供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观念的书籍。
那个早餐桌上的独裁者将人的心灵分为两类，一类是算术型智能，一类是代数型智能。他阐述道：“所有的经济和实际智慧，都是‘２＋２＝４’这种数学公式的延伸或变化。而对于每个哲学陈述而言，则更多地具有‘ａ＋ｂ＝ｃ’公式的一般特性。”现在我们来看，整个约翰·史密斯家族，自然是属于独裁者所称的“算术型智能”的心灵类型。约翰·史密斯的父亲，老约翰·史密斯，化成假名约翰·布尔，他将自己的前途与简单的‘２＋２＝４’公式联系在一起，并来到中国出售他的曼彻斯特产品。为了挣钱的目的，他和中国人约翰（４０）相处很好。因为他和中国约翰，他们都明白并完全赞同‘２＋２＝４’的公理。但是，如今统治大英帝国的小约翰·史密斯却不一样。他来到中国，但满脑子都是他自己都不明白的‘ａ＋ｂ＝ｃ’的东西，他也不再满足于出售曼彻斯特产品，并且还想开化中国人。或如其所言，即“传播盎格鲁·撒克逊的理念”。结果是约翰·史密斯与中国人约翰关系破裂。并且进一步恶化的是，由于受约翰·史密斯的‘ａ＋ｂ＝ｃ’的盎格鲁·撒克逊的理念的影响，中国人约翰已不再是曼彻斯特产品诚实好主顾了。他们忽视商业，并跑到“张园”去庆祝立宪，事实上已变成了一群疯狂的改良者。
不久前，我受辛博森（４１）《重塑远东》和其他一些书籍的启发，我试图去编撰一本关于盎格鲁…撒克逊的理念的手册。结果是，迄今为止只是以下的一些东西：
１．——人主要的目标是什么？
人最主要的目标是给大英帝国增光。
２．——你相信上帝吗？
是的，当我去教堂的时候。
３．——但你不在教堂时，你信仰什么呢？
我相信利益，什么东西能给我带来报酬。
４．——什么是合理的信念？
相信人人为己。
５．——工作的合理理由是什么？
把钱装入你的腰包。
６．——何为天堂？
天堂表示能入住百乐街，并且开着敞篷车。
７．——什么是地狱？
地狱意味着失败。
８．——人类的完美状态是什么？
赫德（４２）先生在中国海关工作。
９．——什么是亵渎神灵？
否认赫德先生是一个伟大的天才人物。
１０．——什么是最大的恶？
阻碍不列颠的贸易。
１１．——上帝为什么要创造四亿中国人？
为了英国发展贸易。
１２．——你是做什么祈祷？
感谢主！我们与邪恶的俄国人和残暴的德国人不一样，他们想瓜分中国。
１３．——在中国，谁是最伟大的盎格鲁…撒克逊的理念传播者。
莫理循（４３）博士，《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
约翰·史密斯在中国（2）
如果说以上是对盎格鲁…撒克逊的理念的真实陈述，那可能有失偏颇。但是，任何人只要努力地阅读一下辛博森的著作，他就不会否认以上内容的确是辛博森先生，以及读过他的书的约翰·史密斯所传播的盎格鲁…撒克逊的观念的公正陈述。
最奇怪的事是，这种约翰·史密斯的盎格鲁…撒克逊观念居然在中国产生了实际效果。受此观念的影响，中国的那些约翰们便急不可待地想去实现中华帝国的光荣与辉煌。八股文是一种空洞但无害的东西。在外国朋友将会看到，在约翰·史密斯的盎格鲁…撒克逊观念的影响下喧嚷着建立的新式中国文学，将是一种无法忍受的和危险之物。最后，我恐怕老约翰·史密斯将发现要完蛋的不仅仅是曼彻斯特产品，此外他还被迫花费另一笔开支，用以派遣一个戈登（４４）将军或基齐勒勋爵去消灭他的老朋友中国人约翰，即那个因接受约翰·史密斯的盎格鲁…撒克逊观念的影响而成了精神错乱的中国人。当然，这只是题外话。
于此，我想简明说明的是，这就是理智的英国人。在我看来，那些只是从有关中国人的书中获取乱七八糟的言论的外国人，当他们来到中国后，如果还能同他必须打交道的中国人和睦相处，那简直是一大奇迹。对此，我不妨从亚历克西斯·克劳斯题为《远东：历史及其问题》中举一个典型例子，来加以说明。书中说道：
“影响在远东的西方列强的所有问题的因素，在于如何鉴别东方精神的真正本质。东方人不仅看待问题的方式与西方人立场不同，而且他的整个思维和推理模式也与西方人存在差异。那种亚洲人所特有的知觉，与我们所赋予的知觉恰恰相反。”
在中国，一个英国人在读完最后一句话后，如果他遵循逻辑混乱的克劳斯先生的忠告，则当他需要一张白纸时，他就会对他的孩子说：“孩子，给我拿一张黑纸来。”我想，出于维护那些在中国的追求实际的外国人的名声考虑，当他们来中国并与中国人生活在一起之时，应该抛开那些关于东方精神的真正本质的胡言乱语。事实上，我坚信那些与中国人相处很好的外国人，是那些坚持２＋２＝４，而抛弃了约翰·史密斯和克劳斯先生关于那些关于东方本质和盎格鲁…撒克逊观念，即ａ＋ｂ＝ｃ这种理论的人。确实，当人们想起以前的日子，在阿瑟·史密斯撰写《中国人的特性》之前，大英的公司老板或经理，如查顿、马地臣（４５）与中国买办（４６）的关系是那样亲密无间，而且代代相传。当人们对此记忆犹新的话，他就向问道，无论对于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在坚持２＋２＝４的西方商人和坚持关于ａ＋ｂ＝ｃ的东方本质理论、盎格鲁…撒克逊观念的聪明约翰·史密斯之间，究竟哪一种做法更好？
那么，吉卜林那句著名的“东就是东，西就是西”，难道一点道理就没有吗？当然是有道理的。当你接触２＋２＝４时，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不一样。只有当你面临像ａ＋ｂ＝ｃ这类问题时，东西方之间才存在很大的差距。但是要真正解决东西方之间的ａ＋ｂ＝ｃ问题，一个人必须具备高等数学的功底。当今世界的不幸在于远东ａ＋ｂ＝ｃ方程的解答，掌握在不仅统治大英帝国，而且与日本结盟的约翰·史密斯手中，但他甚至连基本的代数都不懂。东西方之间关于ａ＋ｂ＝ｃ方程的解答，其中存在许多未知数，因此是非常复杂困难的问题。在东方，孔子、康有为先生以及端方总督之间的理解不同，即使在西方，莎士比亚、歌德以及约翰·史密斯之间的理解也存在区别。事实上，在你解答ａ＋ｂ＝ｃ方程之时，你将发现其实东方孔子与西方的莎士比亚、歌德之间的差别很小；反而在西方的理雅各博士与阿瑟·史密斯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为了说明这一点，请看我下面列举的具体例子。
阿瑟·史密斯牧师在谈论中国历史时说：
“中国的历史很悠久，这不仅表现在他们试图回到衣不蔽体的时代作为出发点，而且也体现在他们那无休止境的停滞和混乱。在他们内心中，不仅存在过去时代中那种很单调的生活，而且也包括像木头、干草和稻麦杆等那种流逝的东西。除了中国这个民族之外，再也没有其他民族能形成这样的历史了；也只有中国人的记忆才能将这样的记忆储存在他们宽厚的肚子里了。”
约翰·史密斯在中国（3）
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理雅各博士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述吧。在谈及中国２３个正统的王朝历史时，理雅各博士说：
“没有其他民族的历史能如此完整和贯通了，并且就整体性而言，它是值得信任的。”
在谈及另一本伟大的中国文学选集时，理雅各博士说道：“我原以为这本著作是不会出版的。但事实上，它在乾隆最后执政的第九年（４７）就编辑出版了，这是在两广总督阮元的督促和资助下（同时还有其他官员的资助）。如此大规模的出版物，这充分显示了当时中国高官具有一种公益精神和对文学的追求。这一点值得思虑重重的外国人学习。”
以上我表达了下述意思。不仅在东西方存在很多不同，就是在西方的理雅各博士、那个能看出中国官员热心文学的学者，和西方的阿瑟·史密斯牧师——那个为中国的约翰·史密斯所
爱慕的人之间，也是存在很多差异。
一个大汉学家（1）
“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４８）
——《论语》
我最近翻阅了一下翟理士博士所著的《翟山笔记》（４９）。在读此书的过程中，我不禁又想起另一句话，那是英国驻华领事霍普金斯（５０）先生所说：“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人，在谈论起某某汉学家的时候，总是把他们当作傻瓜看待。”
翟理士博士早已享受大汉学家的美誉。如果仅从其出版著作的数量来看，他不是浪得虚名。但是，我觉得现在是对其著作的质量和价值进行真正评估的时候了，而不能仅仅看其数量。
一方面，翟理士博士与其他所有汉学家相比，具有特有的优势，即他具有文学天赋，能写出非常流利的英文。但在另一方面，翟理士博士则缺少哲学洞察力，甚至有时候连普通常识都不懂。他能够翻译中文的词句，却又不能解释和理解中国的思想。在这个方面，翟理士博士具有与中国的文人一样的特征。孔子曾云：“文胜质则史”。
对于中国的文人而言，书记和文学作品只不过是他进行写书所用的材料而已。他们生活、行走于书本世界，与现实的人生活的世界没有什么联系。对于文人来说，著述立言不是实现目的的唯一手段。对于真正的学者，著述立言和文学研究只是他们解释、批评、理解和认识人类生活的手段而已。
马修·阿诺德曾言：“只有通过理解全部的文学——人类精神的整体历史，或者把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来理解时，文学的力量才能显现出来。”但是翟理士博士著作中，没有一句话能表明他曾经或试图把中国文学当作一个整体来理解。
正是由于哲学洞察力的匮乏，导致翟理士博士在他的书中，在组织材料方面显得那样的无助。让我们来看看他的那本大字典，它根本一点都不像一本字典，仅仅是一本汉语词句的大杂烩。书中他的翻译，没有任何选择与组织的标准，以及顺序与方法。作为一本为学者而著的字典，他的这本字典肯定是不如卫三畏（５１）博士所编的旧字典。
必须承认的是，翟理士博士那本《中国名人谱》（５２），的确是一本花费了巨大心血的著作。但是在这里，它同样显示出作者对普通的判断力的缺失。在这样一本书中，人们总是希望能找到即使是真正名人的一些注解。
这里有一些为国家战斗而受伤的人，
还有一些在世时为圣洁的祭司，
当中，有的是虔诚的诗人，曾吟唱出
不逊色于费布斯的诗句，
有的则是具有创造精神的艺术家，
他们让人民的生活变成多姿多彩，
还有一些人也留下了让人怀念的业绩。
我们发现，在他的这部“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