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这是从英美舶来的暴民崇拜——它们导致了中国目前的共和梦魇，并给中国带来了革命。从而给当今世界最宝贵的文明财富——真正的中国人带来了毁灭的威胁。因此，我认为除非将大不列颠的暴民崇拜，以及今日欧美暴民崇拜立即消灭掉，否则它不仅将毁灭欧洲文明，而且还将毁灭全人类的文明。
附录：暴民崇拜教或战争及其出路（5）
现在，我认为对于我而言，唯一能将这种暴民崇拜，这种威胁毁灭今日世界文明的暴民崇拜消灭的东西，就是“忠诚之教”，这就是我们中国人中良民宗教所拥有的“忠诚大宪章”之类的东西。这种“忠诚大宪章”将会保护所有国家的尽职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免受暴民的侵扰，并且使他们有能力保持国内秩序，并且维护国际和平。此外，这种“忠诚大宪章”——这种具有“忠诚大宪章”的良民宗教，使所有良民都有能力去帮助他们的合法统治者，将暴民打倒——将使所有国家的统治者都有能力保持国内和国际的和平与秩序，并且这是不需要皮鞭、警察与士兵，一言蔽之，即不需要军国主义。
接下来，在我定论之前，我想再谈论一下没有军国主义、德国军国主义的世界。我已说过，这场战争的首要根源是大不列颠的暴民崇拜。在此我想说的是，如果这场战争的首要根源是大不列颠的暴民崇拜，那么战争的直接原因则是德国的强权崇拜。据报道，俄国沙皇在签署俄罗斯军队动员令之前，曾言：“我们已经忍耐了七年了，现在该是结束的时候了。”
沙皇的这些激情高昂的话语，表明他以及俄罗斯民族一定遭受过德国民族强权崇拜的所带来的痛苦。事实上，正如我已经说过，大不列颠的暴民崇拜将俄国沙皇手中的皮鞭击碎了，这使他反对那些崇拜战争的暴民时是多么的无能为力。并且，德国的强权崇拜又使他丧失了本性，与暴民一起加入了这场战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场战争的真正原因在于大不列颠的暴民崇拜和德国的强权崇拜。我们中国的良民宗教圣经曾说过：“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拂百姓以从己之欲。”（８０）“违道以干百姓之誉”，在这里就是我所说的暴民崇拜；“拂百姓以从己之欲”，在这里就是我所说的强权崇拜。因而，具备了这种“忠诚大宪章”，一个国家的尽职的大臣和政治家就会认为他们不应该对暴民负责，不应该对那些平民百姓组成的乌合之众负责，而是对他们的国王和自己的良心负责。并且，这样就会防止他们“违道以干百姓之誉”，实际上就是防止他们陷入暴民崇拜之境地。此外，“忠诚大宪章”也会让一国的统治者感到身上肩负的重任，这是“忠诚大宪章”赋予了他们的权力，这样就能防止他们陷入“拂百姓以从己之欲”的境地。事实上，这就是防止他们强权崇拜。如此，我们就能看到，这种“忠诚大宪章”——这种具有“忠诚大宪章”的良民宗教，将有助于消灭暴民崇拜和强权崇拜，而这两者，正是我前文所述的战争的原因。
经历法国大革命的法国人朱伯特，在回答现代自由呼声时说：“你应为自由的灵魂而呼唤，而不是为自由的人而呼唤。道德自由是一种最为重要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必不可少的。其他的自由，只有当它们符合道德自由时，才是好的和有益的。就其本身而言，服从要优于自主。因为一个意味着次序与安排，另一个则意味着自给自足。一个意味着和谐，另一个意味着单调。一个意味着整体，而另一个则仅仅是部分。”
那么，这就是我所要说的，这是欧洲人民，目前正处于战争之中的欧洲人民不仅要摆脱战争，而且还要拯救欧洲文明乃至世界文明是唯一的一条道路。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应撕毁《自由大宪章》，而制订一种新的“忠诚大宪章”。事实上，就是采用在中国这里中国人所拥有的“忠诚大宪章”的良民宗教。
世界的新秩序正在重新奠定！
中国牛津运动故事
下面的内容此书最早出版于1910年。1912年由上海墨丘利公司（Shanghai Mercury）再版，头版时扉页上写着：“献给张之洞”，再版时又增加了一些内容，以下内容出自再版本。
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是一场发生于1833至1845年英国国教会中兴起的宗教复兴运动，由牛津大学的纽曼、弗洛德、凯布勒等人发起，故而得名。自1833年开始，这些人陆续发表九十本书册，故又称“书册派运动”。它标榜复兴早期基督教会的传统，改变现有礼仪，并企图在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建立一条中间路线，在保护教会不受自由主义思想的“侵蚀”的同时，避免世俗权力干涉教会。这场运动受到英国政界和国教会的抵制，英国的大学领导人和各地主教谴责他们是罗马主义派，1845年纽曼等改宗天主教，这一事件在英国国教会中影响很大。其后，运动势力减弱，运动方式也发生改变，由皮尔兹领导，他坚持恢复传统的教义和礼仪，但并不皈依天主教。辜鸿铭在这里把以张之洞等为领导的“清流运动”称为“中国牛津运动”。这一运动反对现代自由主义，反对西方物质功利主义文明，主张更严格地按儒家的信条办事，辜鸿铭将之与19世纪中叶的英国牛津运动相比拟。
卷首引语
“我的英国朋友们问我：是否存在这样的美国人——有一种美国思想，对于美国未来的合理发展有自己见解的人？好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提问。对此，我既没有想到各政党会议，也没有想到国会；既没有想到总统，也没有想到内阁大臣，没有想到要把美国变成第二个欧洲之类人。我所想到的只是那最单纯的心灵。我说：‘有，当然有。’于是我谈起无政府主义和不抵抗主义的教义。我说，我的确从未见过在哪个国家有哪个人以足够的勇气去坚持这一真理。我很容易看到卑鄙的滑膛枪崇拜的破产——尽管大人物们都是些滑膛枪拜物教的信徒。可以肯定，就像上帝活着一样无疑，毋需以枪易枪，唯有爱和正义的法则，能收到一场干净的革命之效。”（1）
——爱默生
再版记言
辜鸿铭先生的《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一书出版后，很受欢迎，需求量极大，因此有必要再版。这次出版，基本上没什么变动，只是附上了一封写给《字林西报》的信，和一篇关于德龄公主（实为郡主）《紫禁城的两年生活》一书的书评。同时还收录一封中国著名学者写给一位德国牧师的信，题为《雅各宾主义的中国》，但愿这些附加部分是有益的。
出版者
1912年4月
自序（1）
在一个偶然的场合，笔者与一些外国人讨论这样的问题：生活在上海的中国人与欧洲人相比，谁更讲道德？对于这一比较，一个英国人评论说：“那完全要看你个人的立场是什么样的了。”这位英国先生所持的此种“立场”哲学，就是马修·阿诺德先生所说的“大不列颠人特有的无神论”之代称，他说：“现在，有一种哲学在我们中间广为流传，它使人们相信，在这个世上，至善至美的品德或者最为正当的理由是不存在的——至少，举世公认和切实可行的至美品德或最正当的理由这些东西是不存在的。”阿诺德接着还引用《泰晤士报》上的一篇文章说：“试图将那些我们喜欢或不喜欢的东西强加于周围的人，这种努力将会是徒劳的。我们必须脚踏实地，因为每个人对于宗教或世俗理念的完善，都有小小的一己之见。”
现在，知情人之所以无法帮助英国人了解发生在中国的事变的真实状况，不但因为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有他（她）“小小的一己之见”，而且，也是更要命的是，他们根本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所谓“正确”或“错误”观点！
我有一个为我所熟识的英国朋友，我很尊敬他，他是上海头脑最为冷静的商人之一。有一次，他光临寒舍赴宴，我把一个书法家（他的书法的出色足以让他跻身中国一流书法家之列）的手迹拓本拿给他欣赏。不料，这位可敬的英国先生竟然表示，他敢肯定，他的买办写汉字写得要比眼前这幅出色得多——至少，笔划更为工整。你看，这就是他那“小小的一己之见”！
还有一个我认识的英国人，他出身于公立名校，近来活跃于上海上流阶层的社交圈。有一次，他欣欣然地跟我谈起诗来，他说他非常欣赏麦考莱勋爵的《古罗马之歌》。尴尬之余，我便把马修·阿诺德的相关评论拿出来给他看——阿诺德说，一个人如果不能从麦考莱勋爵那些貌似“黄钟大吕”般的短歌中辨听出毛病来，那他根本就不配谈诗，甚至还包括麦考莱勋爵的诗：
人们来到这个尘世，
死不过是或早或迟。
依我看，要我读这样的诗而不感到恶心和不自在，那真是为难我。想不到，这位出身公立名校的英国绅士看了后却对我说，那不过是马修·阿诺德的个人观点。照他看来，这些诗实在是妙不可言。因此，正如《泰晤士报》所说的那样，对于诗歌、艺术、宗教、政治乃至更广泛意义上的文明，如何才算高雅完美，何为“阳春白雪”，每个可敬的英国人都有着他“小小的一己之见”。
当然，一个普通的英国人对于中国书法或英国诗歌这类事物发表自己“小小的一己之见”，尽管可能有害，却无关紧要。但是，像莫理循（2）博士和濮兰德先生（3）这样的《泰晤士报》驻华通讯员，他们对于已故的中国皇太后陛下的个人品德，中国的政治，乃至古老的中华文明，也自以为是地发表他们“小小的一己之见”——就如同笔者在前文提到的那个可敬的头脑冷静的英国朋友在评论中国书法时所持的态度一样。问题的关键是，当这些人将他们关于中国事变的状况所持的“一己之见”送到伦敦《泰晤士报》上发表，而英国政府又根据这些“一己之见”来制定对华政策并采取行动时，悲惨祸乱的发生也就顺理成章了——当年，从义和团运动爆发到中国民众围攻各国驻北京公使馆，这些老爷们的“一己之见”可谓居功至伟啊。至于前些年日俄两国悍然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开战，列强因所谓的“文明问题”而屠杀无辜的中国人，则更是不足为奇了。
自序（2）
然而，这个世界究竟有没有正确与谬误的绝对标准呢？对于艺术和诗歌，对于宗教和世俗常规，乃至对于更广泛意义上的文明，是不是没有一个公认的最正当的标准，以使我们得以据之判定世间万物孰优孰劣呢？谈到道德、宗教或文明的问题，基督教的传教士们会说：“是的，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我们基督教的标准。”同样，在中国，一个出身儒林的士大夫则会说：“哎，如果你们基督教以你们的标准评定一切，那么我们中国人就要抬出儒教的标准。”
北宋时期（960…1127年）的著名诗人苏东坡（1039…1112年，他名叫苏轼）的弟弟苏辙，曾经讲过一个乡愚初次进城的故事。故事里说，当那个乡愚见到一匹骡子的时候，硬说他看到了一头母牛。城里人说他弄错了，并告诉他眼前的牲口是骡子而不是母牛，那个乡愚却反驳说；“我父亲说它是一头母牛，你们怎么敢说它是骡子呢？”因此，如果基督教传教士告知中国的文人学士们，道德、宗教以及文明的绝对标准是基督教标准，或者，当中国文人学士也以儒教标准作为衡量一切价值的绝对标准并将之告知传教士们时，他们的所做所为就与那个乡愚一样了。
在后面的正文中，我将指出：“我们中国的文人学士，在欧洲现代物质实利主义文明的破坏力量面前无能为力，正如当年英国中产阶级面对法国革命的思潮和理论时束手无策一样。”我还说：“要想有效地对付现代欧洲文明的破坏势力，中国文人学士需要开放（expansion）。”我这里的所谓“开放”就是需要懂得：那些后来被归纳成体系的称之基督教或儒教的理论汇编，行为规范与信条，并不是绝对真实的宗教，正如中国的文明或欧洲文明并非是真正完美无缺的文明一样。中国文人学士之所以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是因为他们没有此种认识。现代欧洲文明无论利弊如何，其伟大的价值与力量——说到这里，我希望能与那些认为我排外的外国朋友言归于好——就在于法国大革命以来，现代欧洲人民已经有力地抓住了这种开放观念，并且这种伟大的开放观念已经传到中国。马修·阿诺德谈起他那个时代的英国事态时所说的情形，正与中国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