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举行。是一九六○年的春天，戴老请了当时在芝大的最优秀经济学者，名单如下：Martin
Bailey，Milton Friedman，Arnold Harberger，Reuben Kessel，Gregg Lewis，John McGee，
Lloyd Mints，George Stigler，加上戴维德及高斯，共十君子。
这是不容易想像的高手云集，晚饭后在戴老家中激辩了三个小时，到最后还站不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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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高斯与佛利民。那是后来被公认为经济学历史上最精彩的辩论，大名远播。当晚在场的
十君子我认识八个，得到一手的资料，曾经在New Palgrave 经济学百科全书发表《高斯》
时作过陈述。这里本来不应该再谈，但该辩论是重要的一页经济思想史，中国的读者是应该
多知一点的。让我从几个当晚在场的人的回忆说说吧。
麦基（McGee）的回忆，是当晚饭后高斯首先问：一家工厂污染邻居，工厂要不要赔偿？
或政府应不应该抽工厂的税？所有在坐的人都说要的或应该的。但高斯反对，说不一定，可
能邻居应该赔偿给工厂减产。激辩开始后，高斯提出畜牧与种麦的例子（见下节），夏保加
（Harberger）搬动椅子造栏杆，阻止牛群吃麦。（高斯不记得有搬椅子的事。）最后所有芝
大的人都错，对的只有高斯。
一个英国人单枪匹马，把整个芝大打败，惊心动魄。夜阑人静，大家离开戴老之家时，
互相对望，自言自语地说将来可以为历史作证。
史德拉的回忆略有不同。辩论到半途，佛利民突然站起来开枪乱扫，半个小时后，所
有的人都倒下，只有高斯一个人还站。
史氏认为当晚的辩论没有录音，是经济学的一个大损失。嘉素（Kessel）在辩论前反
对高斯最激烈。他的回忆是该晚回到家里，意识到高斯是史密斯后对经济体制认识得最深入
的人。
高斯自己的回忆，是见所有人都反对他的观点，有点胆怯，但怎样也想不出自己错在
哪里，所以坚持己见。后来听到佛利民的分析，清楚绝伦，才肯定自己可以安枕无忧。
我没有向佛利民问及当晚在戴老家中的大辩论。一九九一年高斯获诺贝奖时，佛老和
我到瑞典观礼。高斯作演说我坐在佛老身旁。高斯进场，掌声雷动，我静静地问佛老：「这
个人的诺奖你怎样看？」佛老回应道：「高斯吗？他早应在十多年前获奖了。」戴家之战反映
学术研究的可爱。芝大的夏理．庄逊（H。 Johnson）当时在英国的伦敦经济学院，过了一夜，
芝大收到他的恭贺电报：「喜闻一个英国人再发现了新大陆！」芝加哥大学历来以高举私产与
市场知名，反对政府干预，但辩论前他们是赞成政府干预的。高斯出自历来同情政府干预的
伦敦经济学院，但他反对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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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高斯定律的三个版本
高斯定律有三个版本。第一是上节提到的：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的一个必需的前奏。
从科学方法的角度看，这算是一个定律（theorem），而我认为是正确的。然而，严格地说，
这定律不是高斯始创的。远在十九世纪后期，新古典经济学就有了交易定律（Theorem of
Exchange），不完善，我在卷一第七章作了修改。但那传统的交易定律不仅不完善，而且忽
略了交易必需的局限条件。高斯定律这第一个版本的重要贡献，是把传统的交易定律加上一
个不可或缺的局限：权利属谁要有界定，私有产权是也。
另一方面，这高斯定律版本，与一九二四年奈特提出的差不多完全相同。我在本章第
二节谈及，奈特回应犨择，或出售土地给潜在的竞争者。又例如有人说高斯忽略了财富转移
的效果，所以栏杆位置不变不一定对。麦如果是种麦者的私产，他会比较富有，但如果牛吃
麦的权利转到养牛者那边去，后者会较富有。这是对的。但有人说因为财富的分配前后不同，
较富有的一方喜欢多吃牛，或喜欢多吃麦，栏杆的位置就会有点改变了。吹毛求疵，责之何
患无词！
究竟这大名的高斯定律是不是一个定律呢？看来是，其实不是，因为在基础上高斯的
逻辑是错了的。他不应该假设交易费用是零。我们要知道私有产权（清楚的权利界定）是一
种制度，市场也是一种制度，而这些制度的存在是因为有交易费用而起的。如果所有交易费
用真的是零的话，我们根本不需要有私有产权，不需要有市场交易，栏杆也一定会建在牛的
增值与麦的损害的边际相等的位置上。
想想吧，如果交易费用是零，一个免费的仲裁者可以知道每个人的专业生产成本、品
味，可以知道土地或任何其他资产的适当用途，可以知道每个工作者的边际产值，也可以知
道怎样按边际产值分配，分配些什么，劳力之外的资产租值可以怎样分配而没有人有异议，
等等。这样定下来，资产（包括劳力）的使用决定了，分配大家同意了，每个人言而有信，
不会反悔，不会偷懒、卸责、欺骗等，约束牛群的栏杆一定是建在上文提出的位置。中央指
导与分配神乎其技，不需要有私产，也不需要有市场。这是没有交易费用的世界，可惜这是
个乌托邦。
高斯假设有产权界定及有市场交易，与他假设的没有交易费用是有冲突的。三者不能
共存。没有交易费用，不会有产权或市场。问题是哪些交易费用会促使私产制度与市场制度
的存在，或怎样的交易费用可以挽救栏杆的位置？这个问题我想了十多年才得到答案。真不
好意思为人师表。我常对学生说：想不通就要转换角度。说来容易，但自己往往不懂得怎样
转。我自一九八一年就知道高斯定律有上述的困难，于是试从交易费用是零加上去，加来加
去也加不出答案来。几年前一天晚上，时来运到，我从梦中惊醒，意识到答案要从高的交易
费用减下来，因为私产与市场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而产生的。这角度一转，只几分钟就知道
答案的大概。
且让我从中国大跃进的人民公社的交易费用减下去吧。不是有意挖共产中国的苦，而
是人民公社的实例不容易找到类同的。要是交易费用是零，或够低，人民公社大有可为，毛
主席当年是忽略了交易费用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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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于完全没有私产（包括劳力）的人民公社，工作与产品的分配，资源的使用，皆由
中央直接或间接地指导。要是所有交易费用（包括讯息费用）是零的话，产权的界定是多此
一举的：交换不一定需要市场，以专业生产然后由中央指导交换分配，天衣无缝，根本不需
要市场。
问题是在中央主理的情况下，人的自私本质不变。讯息费用、监管费用、政治费用等
加起来的交易或制度费用非常高。私产的成因，是让每个人运用自己的讯息，自己「监管」
自己，而市场作讯息的传达，物品的成交不用搞政治，或走后门。没有错，市场本身有很多
问题，我在卷二的第九章就提到造价与隐瞒讯息的问题，那些因为自私而使私产与市场增加
交易费用的行为。但权衡轻重，虽然这后二者的交易费用相当可观，但比起没有私产的情况
却是低得多了。
私有产权是市场交易的一个先决条件，那不错，但有私产是不一定有市场的。在本卷
第五章分析企业的合约本质时我会详论这个问题。这里要说的是私产能节省的讯息费用、监
管费用、政治费用等非常大，所以在某些政治费用容许的情况下我们就会有私产。有了私产，
市场的运作主要是看订价的费用够低。这些是高斯定律所需要的局限条件了。如果我们要以
市场来决定边际之利益与损害相等的「栏杆」位置，我们只要加上交易费用不会影响边际的
假设。有些交易费用会影响边际的选择，另一些是不会影响的。
让我在这里提出另一个定律：市场的相对价格不变，不管产权谁属，交易费用不变栏
杆的位置不变。这样看，交易费用一定是高于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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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高斯的贡献
不要以为我指出交易费用是零的假设是高斯定律的失误，对高斯有贬意。四十年来我
佩服这个人。事实上，没有「交易费用是零」的提点，我不会在一九八一年意识到私产与市
场的存在是因为交易费用高于零，从而准确地推断了中国会走的路。
不要以为我说高斯「幸运」是贬低了他。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知道，「幸运」是所有重
要发现的一个因素。高斯比一般经济学者幸运，因为每有新意，他就锲而不舍、日思夜想地
追求。这方面他深深地影响了我。
也不要以为我说五九年的高斯定律的第一个版本——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的一个必需
的前奏——奈特早于一九二四年说过了，是贬低了高斯。没有错，这句定律，奈特与高斯所
说的一样。但高斯所用的角度不同：他重于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而这样看是把产权的重
心放大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看世界，艾智仁老早就这样看，可惜艾师没有把这角度带
到社会成本的问题上去。科学就是这样奇妙。角度略转一下，或多加一个层面，就可能看得
很远、很远的。
前文提及，高斯一九六○年的鸿文题目，不是社会成本的答案，而是社会成本的问题
或困难。高斯之见，问题的所在是界定私产不容易，而交易费用可以高不可攀。在该长文中，
养牛与种麦的有名例子占不到十分之一的篇幅，余下来的大部分是考查侵犯法律（torts）
的案例，带读者到真实世界那里去。
高斯说英国没有炸鱼及薯条就不是英国，举出炸鱼的气味引起的官司。一个阳光普照
的泳池，给隔邻新建的高楼阻碍了阳光；一个牙医给患者钻牙，其声浪骚扰邻居。这些官司
都示范了一些略为不同的层面，而法庭的裁决大致上没有乱来。
高斯指出，不同的侵犯行为有不同的交易费用，而权利的界定若由甲方转到乙方，其
交易费用可能会转变。例如我把废物扔到你的后园，你要我赔偿的交易费用会低于我的小女
儿的哭声吵醒了你。又例如工厂污染邻居，邻居要工厂赔偿或减产的费用会低于工厂要邻居
赔偿而减产的费用。这是因为邻居的人数比较多，要集资赔偿给工厂不容易通过。虽然这些
例子不在高斯之文内，但他的例子使我们想到这些问题。
高斯又指出，法庭对侵犯官司的判案，往往反映法官是意识到因为交易费用高而使市
场不能处理的困难。法庭不会像市场那样精细，不会考虑边际上的利益与损失，但甲与乙之
间的权利划分，哪方面对社会的利益比较大，法庭是考虑的。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含意。市
场是一种制度，法庭裁决是另一个制度。有私产，有市场，但侵犯的案件仍时有所闻，反映
市场不是那样神通广大。法庭的裁决考虑社会的整体而不考虑边际的益损，是交易费用较低
的武断，或依照历史案例裁决。这是说，法庭可以代替市场，也可以协助市场的运作。反对
政府干预是不应该反对政府监管的所有事项的。法庭的存在往往是要减低交易费用的结果。
这里我希望中国的读者能够明白，由政府主理的法治不仅重要，而且要搞得有分寸绝
不容易。高斯提出的侵犯案例，都是出自有悠久法治传统的英国及美国，而就是在这些先进
之邦，错误的裁判并不罕有。在法治这方面中国要急起直追是明显不过的吧。高斯六○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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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文提出的最重要的一点，不幸地被行内漠视了。他认为市场的物品或资产的交易，不应该
从实物的本身看。他建议我们要转换角度，要从权利的约束那方面看物品，而市场的任何物
品，交易的是一个约束了的权利的组合。
例如你买一个苹果，买回来的是观看或吃的权利，但你不能把苹果掷到我的脸上，或
把吃剩的扔到邻家去。买手枪，其用途的权利约束当然更为严格了。物品或资产的权利组合
如果没有约束（delimitation），他人的权利就不能被界定。物品的权利没有约束，其物主
可以很富有，而市场的运作会因为权利的约束与界定不够明确而引起混淆。
从权利约束的角度看物品或资产，是正确的。这是产权经济学的一个重点。问题是权
利是抽象之物，不容易处理。事实上，高斯建议的以权利角度看物品，与欧洲法律历史对产
权（property 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