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10年，人们由开始的盲目和狂热逐渐变得清醒和反感。在两个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被打倒之后，周成了被打倒的对象，这一点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干部中流传着毛泽东的一个指示：“批邓不批周，批周必大乱”。我们从电视报道中看到，在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时，江青没有脱帽，这马上引起各种议论和责骂。其实我注意到，时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朱德也没有脱帽，但没有人说朱德，因为他年龄实在太大了，而且，都知道他和周恩来是亲密战友，对他而言，决没有不敬的动机。
接近清明节的时候，民间自发的吊唁周恩来的活动渐渐高涨，从成都市的中心——人民南路广场到人民公园，大街小巷墙上贴满了歌颂和缅怀周的文章、诗词和绘画，其中一些水平相当高，观看、朗读和抄录的人挤得水泄不通。歌颂周的内容和对江青等的批判、影射往往结合在一起。后来，干脆出现了公开点名批判张春桥的大字报，作者是某工厂的技术员白智清。在大字报之前发生了争执，最后大打出手，一边是市民群众，一边是“文革”中的造反派，因为立场和观点的对立而口角，并且发展到拳脚相向，结局是造反派被打伤住进医院，四川省委的领导在中央的压力下到医院看望和慰问。我清楚地记得，从1967年5月起，成都市民就是造反派的“铁杆后盾”，造反派和其他派别发生争斗时，一声号令就倾城出动，而现在全城百姓对造反派则是非常反感。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这才短短的不到10年！
4月7日晚，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中传来中央处理天安门事件的报道，我听得目瞪口呆，我绝对想不到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暴动”，想像不出成千上万的人在北京举行抗议，想像不出在一个历来号称“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的首都发生一场血腥镇压。报道中引证了“反动宣传”中的这种言论：“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返了……”这话的震撼力、冲击力是难于形容的，它道出了我蕴藏在内心最危险、绝对不敢说出来的思想。
天安门事件的清理运动波及全国，几乎每个单位总有人出差北京，或者有职工的子女在北京上大学，“说清楚”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一时谣言流传，人人自危。这一年天怒人怨的迹象一再出现，7月底唐山发生大地震，死伤极其惨重，紧接着8月中下旬在四川北部的松潘、平武之间相继发生了两次7。2级的强烈地震，在成都有明显震感。大部分人家搬到户外居住，广场上、公园里床铺鳞次栉比，每家人的占地面积几乎就相当于铺位的大小。夏季的瓢泼大雨使露宿的人们叫苦不迭，院子里时常漂流着蔬菜和瓜果，刑事犯罪的数字直线上升。
几乎所有的工厂停了产，人们在户外受苦，但不敢回到家里，政府（那时叫“革委会”）动员但无济于事。突然间，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撤不撤街头的铺位，回不回家，成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依中国几十年的规矩，政治运动的风暴一来，什么事情都不由分说，立即解决。
这件大事是：毛泽东逝世了。
记得是在9月9日下午，我和妻子正走在大街上，要去看一场电影（大概是关于“广交会”的纪录片，那时完全不上映故事片），突然，街头喇叭传出中央关于毛泽东逝世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电影院贴出停映通告，我们立即返家。一路上，看到每个人都是满脸茫然的表情。
我的第一反应也是极度茫然。10年来，毛已经被塑造为神，每个人每天都要重复若干遍“万岁”和“万寿无疆”，习惯成自然，这时听到的消息，好像是发生了一件违反自然规律的事。
随着收音机反复传来同一内容，加上各种后续情况的报道，我终于能够确定：毛主席确实是逝世了。10年的“文革”使得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在政治上都异常敏感和有经验，我立即意识到：中国要大变，也许，我们这一代的命运前途也会随之改变。
1977和1979：考试与入学
“四人帮”的覆灭让人着实高兴了一阵，我生平第一次看到（很可能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高级干部们也走上了大街，和普通民众一道游行，欢庆这次政治斗争的胜利，很显然，他们最先和最真实地把握到了当时流行的口号“第二次解放”的含义。
但是我的预测却落空了，“四人帮”的倒台并没有马上带来政策上的变化，这让人失望，也让人感到无法理解。当然，后来知道这是历史的巨大惯性。最高领导人中有的不愿改变以往的金科玉律，同时也要保护自己从“文革”中得到的既得利益。我陷入了彻底的绝望，因为这之前任有种种倒行逆施，心中总是坚信它们违反根本的人性和社会发展规律，一定不会长久，但如果一个变得较为正常的社会都要判定我们一代人成为牺牲品，那真是无力回天的事了。
大约从1977年的夏天开始，我渐渐看到了变化的迹象，许多科学家亮相发言，谈论科学队伍的青黄不接，教育遭到的破坏和急需恢复。快到年底，中央终于发出通知，决定恢复高校的入学考试。
准备和参加考试自然非常紧张，不过考下来我的自我感觉很好，毕竟，以前在校时一直是好学生，而且，虽然一般地说我们这代人耽误了整整11年光阴，但我却基本上没有丢开过书本。但是，录取的结果是，我落榜了！因为，这一次录取的政治审查标准，还是援用“文革”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感到极度尴尬，生怕人们问：平常说得那么行的，怎么连大学都考不上？
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是“77级”，实际进校时间是1978年春节之后。录取工作已经完全结束了，中央指示在落榜生中补招一些人入学，许多学校宣称校舍没有空余，中央又指示让这样的学生住在家里，实行走读。这是异乎寻常的举措，体现了为现代化培养人才的苦心孤诣。最后，我成了一名“走读生”，被四川师范学院数学系录取。大家都说，只有邓小平才能做出这种打破常规、坚持到底的事情。
学校把年龄大的学生分在一起，称为“大班”，我们都有类似于劫后余生的感觉，特别珍惜现在的机会，学习极其刻苦。新时期也有种种新问题，是校方和老师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一开学出现的最大问题是怀着“天之骄子”心态进校的77届新生与尚未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之间的冲突，新生对未经考试就读大学的人表现出公然的鄙视，“工农兵”们也不服气，学校费了好大的力气才使双方相安无事。数学系把新生好好教训了一下，办法是举行一次“摸底测验”，试题相当深，以至于大半同学不及格，狼狈如此，自然失去了傲视“工农兵学员”的本钱。
当年一个普遍而又严重的问题是77届学生中出现了“陈世美”，一些人“中举”之前“落难”在农村或基层单位，草草结婚，生子育女，一进大学，周围是如花似玉、天真清纯的“小班”姑娘，情不自禁地燃起抛弃发妻，另度一春的欲念。记得那时学校领导、年级主任或班主任经常接待前来哭诉、哭闹的“秦香莲”，流言和故事飞快地在同学中传播。当年《人民文学》上有一篇小说《杜鹃啼归》，讲的就是这种事，影响很广。据我观察，我校的“陈世美”们似乎没有人成功地谋得新欢，除了暴露自己的不忠，只落得学校的处罚和同学的批评、议论。
经历“文革”摧残的大学校园在70年代末显得生机勃勃，思想空前活跃。最吸引我的是各种课外讲座，数学教授们的讲演我几乎一场不缺，值得回味的是，他们讲完专业问题之后，总要小心翼翼、自责地补充一句：“我这次没有阐述马克思《数学手稿》中的光辉思想，这是我今后要努力学习和改进的。”我读过马克思的《数学手稿》，那根本不是数学著作，而是黑格尔哲学概念的搬用，但教授们不发挥马克思的思想总有一种有罪感，就像几年前发言、写文章不引用毛主席语录就没有正确性一样。四川著名作家雁翼的讲演很大胆和刺激，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是：“其实，历次运动整知识分子，下手的还是知识分子。”在讨论“真理标准”的开始，四川大学一位哲学教师来做报告，谈到她在北京开会的情况，似乎有以身家性命为赌注的紧张气氛，我不明白，为了一个简单的哲学命题，怎么会闹到这个地步。
我在“文革”期间结识的两个好朋友H和Z与我同年，他们对于报考大学没有信心，以为年龄这么大根本没有希望，结果直接考研究生倒考上了，而且都是北京大学！一个是西方哲学专业，一个是英美文学专业，他们考得十分顺利，成绩名列前茅。在H到我家告诉他的喜讯时，一个念头油然而生：我怎么就丢了研究生呢？当即下了决心，下一次一定考，也要挑最著名的学术机关！
上大学只有一个多学期我就开始准备考研究生，我原本打算报考数理逻辑专业，在此之前自学了希尔伯特和阿克曼的经典教科书《数理逻辑引论》，但第二年却没有相关专业招生，于是改考现代西方哲学，打算研究罗素，这离原先的计划最接近。准备工作相当艰苦，因为本科课程很重，不过考试比较轻松，我问了考场上坐我周围的相同科目考生，他们居然连指定的专业书《分析的时代》都没有找到，这是“文革”前内部出版书籍，我在当知青时就读了5遍以上。
大约在1979年9月下旬，我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录取通知书，这引起了一阵小小的轰动，数学系为我搞了一个热情洋溢的欢送会。那一年，四川师范学院一共考取3名研究生，全是77届学生，当然我们的教师中报考的人更多，但没有一个人考上，尽管他们的条件要好得多。我在学校赖到最后一刻，因为我太喜欢学习数学。我告别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最怀念的，是和大家一起解难题的幸福时光。好几个同学后来告诉我，这话把他们气得半死，外人很难体会解不出数学难题有多痛苦，这完全不是可以靠勤奋、开夜车解决的！
我依依不舍地告别心爱的数学，随着北上的列车开始了另一种生活，一路上心潮起伏。那时考上社科院的研究生似乎是很了不起的事，我的一个亲戚是大学的系主任，他的一个熟人考社科院研究生失败了，他为我的考取十分自豪，说：“敢去考就很了不起，更不用说居然还能考上！”我一个哥哥在祝贺之余有些遗憾：“好倒是好，不过没有‘社会’这两个字就更好！”几十年来，中国人的不变观念还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社会科学总是意味着危险。
三年的研究生生活似乎乏善可陈，没有校舍，我们哲学系的学生暂时住在通县的一个车马旅馆里，条件较差。我很快就发现，社科院有很强的研究力量和传统，但教学完全不行（我认为经过了近30年，时至今日还是如此），我除了主动去上上一届逻辑专业研究生的数理逻辑课程，其余时间完全是自学。
我们当时正处在一个思想解放、热气腾腾的时代，西单“民主墙”前天天都是人山人海，图书室里，除了可以看《大参考》，还有几种香港出的政论性杂志，哲学所的负责人是一位曾经在军队工作的高级干部，他经常来看望研究生，带来不少内部消息，相比于其他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他说话相当没有顾忌。那时党内正在热烈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这位负责人的议论中可以知道，他和许多人都主张对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讲深透一些，对“文化大革命”的危害说充分一些，不过，最后的表述没有采纳这种意见。
1986—1989：“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
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真是热得现在难于想像，记得我刚到北京念研究生时，举办一场哲学专业的讲座，参加者往往在千人以上。哲学所的梁志学先生讲“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地点居然安排在中国天文馆，人民大学开设“现代西方哲学系列讲座”，可容千人的大礼堂场场爆满。我记得，武汉大学江天骥教授讲“逻辑实证主义”，北京大学熊伟教授讲“存在主义”，我参加了。江教授说广东话，人们听不懂，但至少有好几百人坚持坐到底。熊教授是海德格尔的亲传弟子，所以吸引的人非常多，但他显然心有余悸、言不由衷，说什么“现在年轻人穿小管裤，梳飞机头，就是受了存在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害”，这使我极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