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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年初，刚从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硕士毕业的G找到我说，打算把我们这些朋友联络起来，成立一个在社会上从事学术活动的团体。我一开始觉得行不通，一是对我们的水平、能力不自信，二是在此之前已经成立了不少这样的团体，尤其是其中的“中国文化书院”和“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学术实力雄厚，在社会上活动很有能量和办法，已经有了很大的影响，我担心我们这么晚才起来，已经没有什么空间了。
G坚持说服我，很快就把我说动了，而且，我们越分析形势就越是感到乐观和前景光明。“中国文化书院”聚集了一批优秀的国学学者，鉴于近30年来对传统学术文化的打压，国学一片凋零，他们的复兴活动属于恢复正常，取得成功当属自然，而且，他们搞中学，我们搞西学，不存在发展空间的竞争。“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势头很好，能量很大，核心力量是自然科学院的学者，兴趣在于吸收当代科学中的最新成果和方法来构建一套新的历史观和世界观，不知为什么，这些以西学见长的学者竟然对20世纪西方主流的人文学术没有表现出兴趣，这一广阔的天地至今还无人问津。我们这批朋友以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生为主，专攻存在主义、现象学、解释学和分析哲学，引荐这些学术思想到中国来，正是发挥我们的长处。
我们还分析说，现在从事学术文化活动的一些团体和个人，总想马上提出一整套理论，想要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但他们完全没有顾及中国学术思想大大落后的事实，弄出来的东西只能是过眼云烟。学术思想和文化建设有自己的规律，欲速则不达，现在刚开始复苏，在几十年之内，主要的工作应该是了解情况、积累资料。G明确提出，我们要以慢为快，在20年到50年之内，集中力量搞翻译，力争5年赶上苏联，10年赶上日本，他指的是翻译出版现代思想家的全集。这个想法在“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总序”中得到系统阐发，其中引证梁启超的话说：“今日之中国欲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事。”因为这个宗旨和追求，我们的小团体叫做“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其工作包括4个方面，主打是“学术文库”，这体现了本编委会的品牌，然后还有“新知文库”、“人文研究丛书”，以及一套期刊性的论丛。
编委会的工作非常有效率，其宗旨和方向与当时的社会需求十分投合，大有“开风气之先”的声势。成立之后大约只有短短一年多，在国内和海外就相当有名声，被视为“全盘西化”的有力倡导团体，我们对自己的定位和外界的评价是相当得意的。
我只来得及参与编委会的前期工作，就于1986年9月到英国牛津大学，师从当代著名的语言哲学家达梅特（Micheal Dummett）研修当代西方语言哲学，直到1988年夏天归国。
我回到北京，立即产生了恍若隔世之感。原先的朋友和同学中，已经有人成为名人，编委会的声势和气派与我出国时不可同日而语。我记得在我临走之前，朋友们聚集在我那库房式的、暗无天日的小房间中商量成立编委会的事，我家连凳子都不够，我一直坐在门槛上，中午煮了好几锅挂面招待大家。回北京后，编委会设盛宴为我接风，以后商量编务，常常进饭店。我一时非常不习惯，给一位回贵州探亲的朋友写信说：“归来后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有时还用欢迎我的名义，真想有‘罢宴’之举，又恐被嘲笑为响应人民日报的号召而成了俗套，悻悻然作罢。”其实，与90年代以来到今天的吃喝风相比，那根本算不了什么，但和以前清贫的学生生活比，则是有些奢侈浪费了。
编委会有一定的经济来源，因为出版社给了一些编辑活动经费。不过和另外两个山头相比，我们只能说是穷光蛋。为了得到一些经济效益，更是为了传播新知识和扩大影响，编委会在北京办了一个讲习班，在全国招生。第一讲由我们的主编上阵，我记得他只是反复地说，从世界历史上看，第二、三流的思想家致力于收集和分析经验材料，而第一流的思想家不屑于这么做，他们致力于提出基本概念和思想框架。看到他在台上语无伦次、结结巴巴，而教室里哑雀无声，听讲者竭尽全力要弄明白这深奥难懂的道理，我不禁暗自发笑。我记起主编临讲前告诉我，他昨天晚上才考虑讲什么，几乎熬了一个通夜才勉强想出个提纲。他没有吃早饭，脸色发黑地匆匆赶来开讲。
另外的讲课也很好玩。我的一个师弟辈分的年轻学者在讲台上耍狂，他从包中拿出一本外文书在大家眼前晃一晃，大声喝问：“这本书你们念过没有？”然后再拿出一本，再问，几次都是“没有念过”，他于是得意地说：“那好，你们正该听我讲。”事后，我告诉他，这样做是不妥当的：“你知不知道，坐在下面的，有懂6门外语的教授？”另一位更年轻的朋友，在北大念硕士刚毕业，讲宗教伦理学在台上卡了壳，狼狈不堪，却有听讲者递上去一张纸条：“C老师，你不要急，你讲得很好，我们很爱听。”
那时的文化气氛，人们的学习热情真是动人。这些人大夏天从全国天南海北各个地方、千里地迢迢赶到北京参加讲习班，住宿在一个中学的教室里，到京的第一天遇上城市卫生部门检查，为了躲避还不能休息，被集中到另一个隐蔽的地方躲风头，直到我们的人把事情摆平才能回到教室。我不为我们编委会的讲习班成功而自豪，我为付费听讲的人感动。
我们的编委会越来越红火，各地出版社，还有台湾出版社纷纷来联系，希望合作出书，门庭若市的局面使得我们的主编穷于应付，以至于宣布，除了正主编和社长，其余的人一概不见。但是到了1989年年初，最核心、最亲密的几个朋友之间却出现了矛盾，而且无法调和，最后一发不可收拾地发展为分裂。我属于被迫离开编委会的4个人之一，后来“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也不复存在，这使得它的内部重创成为无关紧要的事。
90年代：面临新的格局
1989年，我过了大约半年蛰居生活，以前热衷和尊崇的学术研究忽然变得不重要，生命处于失重状态。走出蛰居期是在1990年夏天之后。这年9月，我所在的官办学会在离武当山不远的十堰举办全国性学术会议，我联络了一大批朋友与会，会后游武当山、神农架、大小三峡，畅谈我们自己的话题。同年12月，我应上海人民出版社之邀，去上海逗留了好几天，商量纪念毛泽东诞辰百年的选题。我们精心策划的选题后来被枪毙，但得到了副产品——一次确实丰盛的精神会餐。
90年代初有两个重要话题，一个是20世纪西方哲学中发生的“语言转向”，一个是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为代表）的含义。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再加上中国学术界、文化界固有的望文生义式理解和浅薄，许多人对这两个主题作了一种（他们理解的）后现代主义的阐释，强调“意义的解构”，其实质是对自己当下犬儒主义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作形而上学的辩解。在这种情况下，我致力于对“语言转向”给出全面、准确的说明，特别强调其边界条件，并挑明昆德拉的中国式解读中的误读与错位。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登陆发生在1986年，美国后现代主义者弗里德里克·杰姆逊这一年到北京大学进行一个学期的讲学活动，但后现代主义并没有因此而传播开来。在90年代初的条件和氛围中，这种主义开始大行其道，成了文学、文化、学术界最时髦的东西。这种主义的中国版包含的肤浅和谬误使我忧虑和反感，我坚信启蒙在中国是未竟的事业，现代化应该争取和实现，而不是被消解、批判，我开始发表论文和评论来阻击它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在论战中发现，真正懂得后现代主义的是少数不事喧哗的研究者，那些名气很大的“后主”们只长于炒作，在学理方面很欠缺。
在90年代的氛围中还理所当然地产生了文化民族主义思潮，以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为代表，主张“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其理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西方文化的主流地位已经有两三百年，风水流转，下一世纪轮到咱们中国了；另一个论据是，西方社会正遇到无法解脱的危机，只有乞灵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才能摆脱危机。我对这种观点大不以为然，发表了尖锐的批评意见。
我的态度被观察敏锐的F教授注意到了，他借助于“青年论坛”的名义召开会议，部署对于“国学热”展开大批判。F教授认为，“国学热”中有人企图以国粹主义、复古主义来抵制、排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所以他想要开展的批判是政治大批判，我和被邀请与会的H、L都表示只能进行说理的、学术性的磋商、批评，我特别指出，政治大批判往往会在学理上闹笑话，而且不得人心，即使对于应该批评的东西，其效果也是适得其反。
F教授确实是我以前没有见过的一类人，会议一开始，他摸出一个又大又厚的记事本，就像指挥战役的军官首先介绍敌情一样，讲“当前思想战线的形势”：哪位学者在海内外什么刊物上发表过什么文章，有什么问题，得到什么样的评价，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作者的师承关系、单位关系、社会关系如何，各种背景和来龙去脉，等等，等等，如数家珍，一讲就是一个小时，听得我不寒而栗。事后发生的情况说明，他对我们拒绝参加他的大批判铭记于心，使我们在他认为十分关键的事情上付出了代价。
到了2005年，我在批评“国学热”的某些方面一如既往地尖锐、猛烈，同时发现F教授的立场有了很大的变化，也许，他是在与时俱进，这是好事，但愿在这新一轮的“国学热”中他不再把我当成对立面。
葛剑雄 我当人大代表的故事（1）
葛剑雄，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际历史人口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等。著有《西汉人口地理》、《中国人口发展史》、《普天之下：统一分裂与中国政治》、《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简明中国移民史》（合著）、《中国移民史》（一、二卷）、《往事与近事》、《泱泱汉风》、《未来生存空间·自然空间》、《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葛剑雄自选集》、《行路集》、《碎石集》、《走近太阳——阿里考察记》、《剑桥札记》、《中国古代的疆域变迁》、《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合著）等。
1976年9月，毛泽东的追悼大会结束后的一天晚上，我与一位当时最密切的友人议论中国可能发生的变化。当时流行一句话：“两个人说真话，三个人说假话，四个人说笑话。”意思是说，只有两个人之间才能说真话，因为万一对方检举揭发也不会有证据。三个人在一起说话就比较危险，万一其中两个联合起来揭发另一个，此人必败无疑，所以千万不能说真话。人再多就更麻烦，还是说笑话稳妥。我与他只有两人，说的是真话。我们都认为在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将会发生变化，他认为在三年后，我估计只要一年；他认为会回到“文革”前，我估计至少要回到“大跃进”前。谁也没有想到，惊天动地的变化不到一个月就出现了。
“四人帮”倒台的消息传到上海的第二天晚上，我所在的中学党支部召开教工大会，传达上海市委负责人马天水的讲话。我一方面为这个消息得到证实而兴奋，另一方面对马天水所强调的“上海市委没有问题”深为不满，几次打断支部书记的传达进行批驳。当时我是该校“红卫兵团”的辅导员，负责全校的学生工作，手下有一帮学生干部。会议一结束，我就带着他们刷出一幅大标语，责问上海市委站在什么立场。接着又写了一份大字报，让学生抄了两份，与他们一起骑着“黄鱼车”（上海一种三轮车，一般用于运货，也可坐人）或自行车，贴到了火车站和外滩“市革会”（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所在地，当时上海市的权力机构）附近。那里已是人声鼎沸，大幅标语铺天盖地，但有内容的大字报并不多，所以我的大字报吸引了不少人。当晚，我们又骑车去了康平路（上海市委书记处办公处），大门前已不见警卫，进出的人络绎不绝。张春桥家已人去楼空，进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