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的事了。
五
我于2002年10月到德国法兰克福之后，颇忙碌了一阵，每日的生活在小阁楼、图书馆和学校咖啡馆之间展开。虽然自己年龄比一般留学生已是大了不少，倒也乐此不疲、怡然自得。读书写作之余，也常和在德的中国学生交流，由于攻读博士学位的人很少，我又天生喜欢广交朋友，因此经常参加二十岁出头的小留学生们的聚会。
不接触不知道，原来留学无目的问题是如此普遍地存在。这些可爱的兄弟姐妹们，来德之前对德国高校的了解仅限于中介机构那一点点偏颇的介绍。他们不知道德国曾经分裂为两块、如今各自的教育水平仍有差距；不知道德国高等教育虽然不收费，但教学要求死板、考试通过较难；甚至有人不知道德国高校的正规项目极少用英语教学，很多人会因德语始终不过关而止步于大学的门槛之外。如今，他们花了两三年走过了这些沟沟坎坎，后悔当年未做充分准备也来不及了。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有些朋友的言行仍然让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有一个来自北方的小伙子——Q，父亲是国家干部，国内本科没毕业，看到周围的兄弟纷纷出国，也不顾一切地退学、找中介、跑到德国，在附近的大学读日语（！）。他为人特别热情，我总在周日去他的住处参加聚会，那里离中国银行当地办事处很近，能收到中央四台、凤凰卫视的节目。我们一边看着熟悉的播音员讲解国际国内大事，一边包饺子、炖大肉、擀面条、摊鸡蛋。过了几周，有一次我想换换形式，对他提议：“兄弟，老来打扰你，过意不去！下次我们去德国餐馆聚会呗，我请客！”
“不去，德国菜太难吃。”
“偶尔一次还行，我们找个地段好的。美茵河边有一家不错，边吃边看风景，特田园。”
“不瞒大哥你说，我不愿花钱买罪受。德国人说话我常听不懂，我觉得他们的侍者都特傲慢，在国内我可以对饭馆服务员呼来喝去，在这里我还要看他眼色。”
“你多心了。有时候他们并不是傲慢，只是没听懂咱们说什么，咱也不必看他们眼色。再说，你老不练习，更没法和德国人交流了。”
劝了几次三番，仍然无效，只得作罢。后来我了解到：Q每个假期都回国享受一段，一年也就在德国七个月左右。他很讲义气，不过只和中国人交往。他有很多国内电影的DVD，惟一看德国电视台的时候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故、灾难或者其他负面新闻时。德国发生了交通意外、天气灾难，或者经济继续停滞的消息，常让Q非常兴奋，忙着上网把这些他认为的好消息告诉国内的同胞们。
他和我在地铁站、校园里相遇，总是桀骜不驯的样子，对来自东欧、东南亚、中东的学生指指点点：“你看，他们国家多穷，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最快。”一次，我问他将来怎么打算，他说：“那还用说，德国这么经济停滞，早晚要发生危机、民不聊生！我要尽快读完，早点回国享受幸福生活。”
这时，我突然明白Q的问题在哪里了。他家里虽然比W条件好，但也为留学的事花去不少积蓄，为学德语折腾了好几年，二十三四岁，才读到德国大学二年级，比国内的同龄人已是落后了不少。照理说，世上没有后悔的药，他既然终于走入了德国正规大学的校门，就应该加倍努力、以较快的速度结束学业。同时，要在生活上尽情享受欧洲的时光，更要在事业上充分发掘留学国的优势，为自己的将来打下基础，毕竟德国等欧陆国家再衰落，也有无数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很多像Q这样的留学生，拼死拼活、砸锅卖铁来到欧美后，却并不愿意深入到当地的生活中，对留学地国欠缺基本的了解。很多人一个当地朋友不交、一部当地电影不看，除了课本外一本原版书不读，甚至放假也不在留学地领略风情，而是回国继续享用父母的宠爱。他们这种留学，实在太冤了，白白地把钱贡献给了中介组织和外国大学。早知如此，何必出来留学呢？一直在国内享受自己宽裕的家境不就得了。
2004年底，我在德国导师的全力帮助下，顺利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据说，我攻读博士学位的速度（两年一个月），创了华人留德史上的记录。据说而已，不敢轻易吹嘘。当时，在我面前有多个选择，有的还颇有诱惑力。不过，我最终还是于2005年春回到清华大学法学院任教。拉德布鲁赫在20世纪初曾经自豪地说：“我们今天可以毫无哀怨地回首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的法学者们可以与同时代的诗人共领风骚；同时，这也是一个法律科学仍然参与思想领域最高雅运动的时代。”愿21世纪的中国法学能享有19世纪的德国法学这份独特而崇高的荣誉！我愿做这其中一个小小的构建者。
离开法兰克福之前，我得知Q由于向往国内蓬勃发展的经济形势，不想继续在德国受罪，已经决定于2006年春天拿到中期文凭（Zwischendiplom）后，放弃继续求学，到他父亲安排的外企里幸福地工作。
果然，Q后来按此计划回国，有老爸给找的好工作和漂亮的女友，还是那样豪爽，看着还幸福，只是羞于提及自己的学历和留学经历，尤其反感于参加当年国内同学的聚会。
和W、老邱的留学无目的症类似，Q其实患有另一种心态疾患——回国无目的症。既然到了德国，就该踏踏实实地真学些谋生技能、细心品味当地的一切、争取让留学生涯改变一生的命运，可他不想融入当地的氛围、等于到德国加入了一个中国人的社会。他想毕业后回国发展是没错的，中国这两年执世界经济发展之牛耳，中国人回到故乡也确实有自身的优势。但对有志于干出一番事业的留学生来说，最好的成功途径是先要尽最大努力开掘留学地的资源，学习当地大企业的最新管理经验和理念，并进行一定的经济积累。在这个基础上，回国发展，不管是加盟跨国大企业、还是自己从头创业，都会感觉得心应手、有努力的方向。我们考察那些以欧美留学生的身份而成为国内某一行业翘楚的成功人士，莫不如此。
杨继 留学的迷思（5）
相反，Q并未练就出国内毕业生不具备的本领，又没有想过怎么样更好地利用自己来之不易的留学优势，甚至连学位都抛弃不要，而急于回国，其结果就是成为留学肄业生、毫无收获的留学过客。留学目的国的先进和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对他个体的发展并没有带来任何意义。由于家境的殷实，Q暂时还感受不到这种回国无目的症的严重后果。但坦率的说，随着时间推移，他将为自己年轻时的急躁与幼稚付出代价。
六
与很多业内人士不遗余力地鼓励出国、鼓励回国创业的论调不同，经过自身和朋友们留学经历涤荡的本人，概括起自己的留学观，通俗地来讲；就是：别轻易留学，防止留学无目的症；但一旦留学，就别轻易回来，防止回国无目的症。个中含义，相信看过以上三个典型例证的读者，心中自知。
其实，转念一想，比之于W、老邱和Q，我自己又能高明到哪里去？攻读博士计划之所以细致入微、环环相扣、顺利开始，还不是因为新东方有优厚回报的工作和清华法学院各位老师、前辈的点拨，才能避免一颗浮躁之心、准确地锁定留学目的、制定可行的计划？拿到德国学位后，之所以泰然自若、妥善安排，还不是国内清华法学院以及其他很多地方的众多贵人相助，使我免去踏破铁鞋寻觅工作之苦？而众多的小留学生们没有这样的条件。假使从一开始，与留学有关的“专家”们就能在英语考试、文书写作、申请程序之类的连篇累牍介绍之外，在鼓动起青年学子痴迷、浮躁甚至狂热的留学欲望的同时，对W、Q这样的孩子加以辅导，帮他们不仅挑选留学的学校和专业，还树立起留学最终的伟大目的，并跳出留学这一手段之上、展望自己一生的发展，欧美的大学里会减少许多听不懂英文、融不进当地环境、自暴自弃、痛苦绝望的小留学生。如果“专家”们能在他们学成之时，多些实在的就业辅导和当地生活咨询，哪怕只需要提供些真实而不虚幻的国内就业状况分析，他们哪里会一错再错、终致难以挽回？！
可惜，我当年不是这样的“专家”，如今自觉水平和阅历已经足够，却没有选择以此“专家”为业。那天，路过新东方的新大楼，忽觉留学事业仍然在以排山倒海之势继续发展、不可阻挡，第四次留学大潮恐怕将如中国的蓬勃经济一样，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持续不退。面对千千万万个新的W、老邱和Q，我没有什么更好的礼物，只好把这篇小文，奉献给大家。
后 记：生活总在想像之外
曾有人说，生活总在想像之外。对这句话，尽管只是听了一次，但它留给我的印象，却异常深刻。是的，生活是丰富多彩而又千变万化的，然而，我们的想像力，往往分外贫乏，有时又可以说是苍白。尽管我们拼命想像，绞尽了脑汁，可是千变万化的生活，还是常常会开出一个又一个残酷无比的玩笑。这种玩笑并不是幽默，也不是滑稽，更不可笑，相反，它是血泪斑斑，却又难以外现的。
生活如此，历史何尝不是？历史本来就是过往的生活——官方记载的，名曰正史；民间传播的，名曰野史；湮没于风尘之中的，姑且名曰“亡史”吧。所以，生活总在想像之外，而历史更是总在想像之外：真正被记载下来的历史，正史也罢，野史也好，总是过往生活的极少部分。而且，这极少的部分，也同样需要人们的证实或者证伪。在这样的历史记忆包围中，如果谁说自己的想像力，可以抵达真正的历史时空，那无疑是在自欺欺人。
然而，我们的生活毕竟需要阳光的沐浴，否则，花难开，草易枯，水变腐；我们的世界需要想像力的拓展，否则，血会倒流，心会悬浮，灵魂会出窍。由此，在今年之初，我就发愿组织出版这样一本书，意图通过众多知名学者的三十年精神历程自述，来展现一个时代的巨大变迁。
与此同时，我也积聚起点点滴滴的时间，继续创作一部展现当代农民工子女悲苦生命历程的长篇小说，同时修订另一部教育评论作品集。而今，被誉为“中国首部农民工子女生命备忘录”的长篇小说《草根儿》，已经在8月初由中国文联出版社正式出版；教育评论作品集《千万别教坏孩子》，也在8月初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正式出版。而由于出版上的一波三折，《精神历程》的后记却不得不进行再一次的修订。
有些巧合的是，除了上海大学文院教授朱学勤先生的序文《车薪杯水》，拙著《草根儿》受到了林达、朱大可、梁治平等海内外36位知名作家、学者的高度评价，并且郑重签名向读者推荐；而这本《精神历程》的作者，也正好是36位知名学者。
在这里，我必须向读者诸君交待这样一个细节：3月14日，应约写作本书的一位著名学者给我发短信说，在3月13日晚上，他写到文章的大半时，失眠了……无奈，希望能够延迟至3月15日晚上交稿。此前，他还在杭州的讲学途中。后来我才知道，在旅途中，他就开始为本书赶稿；3月13日早上，刚进家门，还没来得及除去旅途的风尘，又继续伏案写作，直至失眠……
其实，这只是应约参与或曾准备参与写作本书的作者们的一个缩影：在回忆自己的精神历程时，他们有着太多的感慨，常常因此陷入难于落笔的痛苦之中。赵汀阳先生写作了一半，苦于再难落笔，最终无奈放弃；周国平先生构思已成，却因为疲劳过度，难以拾笔；汪晖、周振鹤、茅于轼、葛兆光、朱学勤、廖晓义等先生（女士），从应约撰稿时起，就苦思冥想，试图找到最合时宜的落笔点，但最终还是因为落笔的过于沉重，而掷笔叹息。
的确，这不是一本类似于“人生随笔集”的“私人小书”，而是集中反映各位学者三十年精神历程的“历史大书”。从这些学者的精神历程中，读者自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在艰难中奋然前进，而又不无坎坷的侧影。
所以，我不但要向最终出现在本书中的36位作者表示最真诚的感谢，也要向所有应约撰稿，但最终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在本书中与读者见面的学者们，献上我最真诚的敬意，他们一样为本书的最终面世，付出了自己的珍贵劳动。事实上，即便是现在的36位作者，在将文章寄给我之后，也经常主动提出修改意见，不管是一件事，还是一句话、一个词甚至一个标点，都要精益求精地再加工。
祖述宪先生先后六次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