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放纵”意味着惟利是图、放纵而行。既然是惟利是图，就谈不上“放弃”了。“放弃”的不能“放纵”，“放纵”的就不“放弃”，放弃利益和放纵利益，两个极端，怎么能同时出现在“放”的解释里？其实，正是这“放”字包含了这表面上相反的两个意思，才使得这“放”字成为诗眼而不可更改。《论语》，中文第一书，不仅仅道理上，连用字这么小的细节上，也可以傲视千古。这个“放”字，绝对算得上“一字而有神”。
“放于利而行，多怨。”就是无论放弃还是放纵“利”而行，都会产生“多怨”的结果。其实，现在的人对于这句话，肯定会更容易理解。计划经济年代，都是放弃“利”而行，结果是“多怨”；而市场经济年代，放纵“利”而行，结果还是“多怨”。这句话的合理与高明之处，从这两个时代的对比中，就不难发现了。更高明的是，这两种相反的情况，用一个“放”字就包含了，这就像伯牙之“高山流水”，唯一可惜的是，千古以来，竟然罕有知音。本ID这里发前人所未发，也算当一回子期了。
对“利”的放纵与放弃都是不对的，这和上一章所说的“齐一变，至於鲁；鲁一变，至於道。”的精神是一致的。“齐”模式代表的是对“利”的放纵，而“鲁”模式代表的是对“利”的放弃，这都违背了“圣人之道”善恶并举、文武并重，“一阴一阳、文武之道”的基本原则。所以必须要“齐一变，至於鲁；鲁一变，至於道。”最终归于“圣人之道”。而“利”不单单指通常理解的“利益”，“利益”是一个后起义，“利”的本义是“锋利”，在“人不知”的社会，“利益”当然是最锋利的东西，其最终结果就是“贫富”之相。但更重要的是，“利”除了表现为静态的利益，也表现为一种动态趋势性，这里，更多体现出其本义“锋利”来了。
就算同在“人不知”的社会里，水平也有高低之分。“人不知”必然有“怨”，但“少怨”总比“多怨”好，用现代术语，就是社会矛盾缓和总比社会矛盾激化要好。“放于利而行，多怨。”说的就是“人不知”社会的一个总规律，即无论放弃还是放纵“利”而行，都会使得“怨”增加，都会最终使得社会矛盾激化。而“利”总是相对的，站在“贫富”之相上，对“富”者“利”的放纵，往往就意味着对“贫”者“利”的放弃，反之亦然。
要实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的“人不相”，就绝对不能违背“放于利而行，多怨。”这“人不知”社会的总规律，绝对不能放弃或放纵“利”而行，要充分把握其“利”，所谓用其刃而不被其刃所伤。只有这样，才可以有资格谈论对“贫富”诸相的“不相”，否则，连“利”之所向都无所把握，又如何能“不相”其最终结果的“贫富”诸相呢？行“圣人之道”的君子，首先要是“知人”，如果自己都还“不知”，又如何去让“人不知”之相“不相”？一事不知，儒者之耻，不尽量用这世界上的知识武装自己，是没资格当儒者的。
（待续）
《论语》详解：给所有曲解孔子的人（18）（2006…10…31 12：01：30）转载 分类：文史哲学（《论语》详解）
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详解：这一章的解释，朱熹《论语集注》是这样的：“好勇而不安分，则必作乱。恶不仁之人而使之无所容，则必致乱。”也就是说：“一个人既好勇又怨贫不安于本分，就一定要作乱。指责不仁之人而使之无地自容，也一定会引发乱子。”通常的解释，都和这大同小异。
这种解释之下，就意味着定义一群人，一旦他们具有“好勇疾贫”或者“人而不仁，疾之已甚”的性质，就可以带上“动乱分子”的高帽了。且不说这种一竹竿打倒一群人的说法有多大的意义，连指责“不仁之人”使他们“无所容”也怕出乱子，这样是否意味着都要当老好人？见到这好勇斗狠、为富不仁的主是否都要躲着走？如果不仁之人是“暴君恶吏”，是否对“暴君恶吏”也让他们继续暴虐？有人对此引申解释为“小人作乱，往往演为世间大祸。防祸之端，必须对待不仁之人不疾之太甚，进而长期以道德威化，促其自新。”这就把儒者当成耶教的传教士了，而“防祸”的说法更可笑，所谓是“祸”躲不过，人，顶天立地，岂能委顿如此？这类的解释都是腐儒之见，由此而败坏儒家、《论语》、孔子。
实际上，这一章是上一章“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的延伸。何谓“好勇疾贫”？好于勇而疾于贫也。疾于贫，即“贫者”之相，其“贫”而好于勇，所谓好勇斗狠。“好勇疾贫”，“贫者”，好勇斗狠。何谓“人而不仁，疾之已甚，”“已”，通假“以”，“甚”，“斟”的初文，本义是用勺舀酒等喝，引申为“过分享乐”。“疾”，病、得病、特指传染病，因此引申出“急速”等意思。“之”，指代前面的“人而不仁”，就是不仁之人，特指为富不仁之人。“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为富不仁之人被“过分享乐”之病急速传染。“乱”，乱相也。“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说的是“人不知”社会中同时存在的两种乱相：“贫者”，好勇斗狠；“富者”，为富不仁，被过分享乐之病急速传染，所谓纸醉金迷、醉生梦死。对这一章最好的、所有人都熟悉的典型例子就是：“十里洋场上海滩”。其实，这种例子简直太多了，是“人不知”社会的通病。
但正像前面反复提到的，“贫富”不单单是指财富上的，只要有人参与其中的一切社会现象，都会有其“贫富”之相。例如某精英团体或个人有某种理想或特长，精英团体或个人外的被诱惑者、FANS们又具有特别狂热的情绪，这时候就是典型的“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了，66年开始的所谓十年动乱，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其实，除了那些极端的例子，这种乱相，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司空见惯，没有人会觉得陌生，只是太熟悉反而麻木了。举一个日常的例子，且不说报纸、杂志、电视上天天看到的偶像粉丝闹剧，就算在目前的名人博客江湖，名人以名卖名如传染病，而FANS、跟贴骂人的草根们又特别的狂热，如此，也就绘出了“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的典型图景。
为什么会这样？明白了上一章“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的“人不知”社会总规律，就知道，之所以出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的乱相，就是因为“放于利而行”。由于“富者”的强势地位，使得对“富”者“利”的放纵成为了“人不知”社会的常态，这就相应意味着对“贫”者“利”的违背，而“利”的诱惑又是客观存在的，在“人不知”的社会，单纯的道德说教是没意义的，在“利”面前，所有的道德说教都苍白无力。这种“利”的“贫富”之相的严重对立，使得“富者”因得其“利”而放纵无度，而“贫者”因不得其“利”而不平。就算是一个懦夫，当“利”的“贫富”之相严重对立形成的落差储备到了足够大势能后，懦夫也会成为“勇夫”的。这样，自然就有了“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这种图景在“人不知”的社会随处可见、无处不在，《论语》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总结出来了。
（待续）
论语》详解：给所有曲解孔子的人（19）（2006…11…01 12：23：21）转载 分类：文史哲学（《论语》详解）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详解：这一章，千古以来错解无数。最离谱的是，基本都把“善人”当成“好人”来解，“善人为邦百年”竟然可以解释成“好人为邦也要百年时间”，简直胡解到了极点，根本连文言文最基本的语法都没搞清楚。朱熹虽然知道“为邦百年，言相继而久也。”却把“去杀”解释为“民化于善，可以不用刑杀也。”实在是不得要领，把“善人”和“胜残去杀”的语法并列关系给完全搞混了。
其实，这一章是接着上一章“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来的。“好勇疾贫”和“人而不仁，疾之已甚”的乱相，可不是指一般的乱相。“乱”，在音乐和文学上是指乐曲的最后一章和辞赋的最后一段，引申为最后的乱相，对于国家来说，这种最后的乱相就是亡国之相。那么，怎么才能“不相”这亡国之相而“为邦百年”，让国家长治久安？必须要“善人”和“胜残去杀”。只有这样，才是“诚哉是言也！”，这话才是真实无谬。
之所以都错解这句话，主要是没搞清楚其中的语法结构。“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可以”是“可”＋“以”，“以”是介词，全句是“以胜残去杀亦可矣”的倒装。“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的意思就是“善人”可“为邦百年”，“胜残去杀”亦可“为邦百年”。“胜残”、“去杀”都是动词＋名词的结构，而“善人”也是。这三个词的语法结构是一样的，“残”、“杀”名词化了，而“善”是动词化了。这种词性的活用，在文言文里极为常见。
“胜残”、“去杀”，是两个意思相仿的词并列而成，简单说就是“战胜残暴、制止杀戮”；“善人”，就是“使人善”，“善”就是好的意思。“亦”，“腋”的本字；“可”，相称；“亦可”，像人的两腋一样一体而相称。“善人”和“胜残去杀”，其并列是一体的，如两腋之于人，双翼之于鸟，钱币的两面之于钱币。“善人”和“胜残去杀”，其实就是上几章所说的对“贫富之相”的“不相”。对“好勇疾贫”和“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相的“不相”，也就是对“贫富之相”的“不相”，“善人、胜残去杀”，才可能“为邦百年”，让国家长治久安。
“胜残去杀”，是针对“人而不仁，疾之已甚”，是针对为富不仁的“富者”，包括贼王暴君、贪官污吏、奸商恶霸等等，所谓杀一暴君而救亿万者乃真大仁矣；“善人”，是针对“好勇疾贫”的“贫者”，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扩展他们的生存空间、提高他们的生存能力等等，都可以归之于“善人”之数。但必须强调的是，站在人和社会的整体角度，没有一个人是在任何方面都是“富”者，也没有一个人在任何方面都是“贫”者，但对于现实中的国家来说，经济、社会地位、权力等角度的“贫富”之相才最具有现实力量，这点也是不能忽视的。
孔子、《论语》在两千多年前已经明确提出了让国家长治久安的六字箴言“善人、胜残去杀”，这三组字是相互相成的，不可能光“胜残去杀”而不“善人”，也不可能光“善人”而不“胜残去杀”。对于“胜残去杀”来说，只有“胜残”才能“去杀”，所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不“胜残”是不可能“去杀”的。
（待续）
《论语》详解：给所有曲解孔子的人（20）（2006…11…02 12：06：43）转载 分类：文史哲学（《论语》详解）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详解：简单几个字构成的一章，却从来没人能解释清楚。这里的难点在“世”字上，基本上所有的解释都把“世”解释成“三十年为一世”。大致意思就成了“如果有称王的，一定要经过一世三十年，才能行其仁政。”由此而引申出很多奇谈怪论，例如，必须先法治再德治，先搞经济再搞道德，诸如此类的。这类想法的潜台词就是，民对于王来说都是刁民，必须先折腾折腾，然后再给好果子吃。当然，这好果子是否能真吃到，那是后话。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河西，谁知道下一世又是什么？反正趁这三十年河东时先把河东给洗劫干净，至少积累经验下一世河西去继续洗劫，至于河东如何又有什么关系呢？这王，真有天大的如意算盘呀。
实际上，这话从上面的“齐一变，至於鲁”而来。上一章说到，国家长治久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