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描写了阿赫梅达巴“微妙的情况”，安娜舒耶朋女士不得不同她自己的弟弟安伯拉尔·沙罗白作斗争，并说他与这两个人的关系都很好，这使得“跟他们进行斗争变得更加困难了”。但是他认为工人的理由很充分，因此“只好劝工人们继续罢工”。最后，在不足一页的篇幅里，他只概括地描述了一下那场为期21天的罢工。（当然，一旦我们有充分的根据把这21天发生的事看做处于甘地一生、印度劳工史以及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中心位置，整个事件将会得到非常细致的重述。）可是，就是那一页关于罢工的文字里，还有两处记忆错误，对此我将在后文指出。
然后，圣雄就把所有这些放下了（没有给出事件的最终寓意，甚至没有结局），径直转入了下一章“学院一瞥”。MKGandhi，nAutobiography，translatedfromtheoriginalinGujaratibyMahadevDesai，Ahmedabad：Navajivan，1927，pp316，317他讲到因为发生传染病，真理学院不得不从科赤拉布郊区搬到现在的所在地沙巴玛第河边，远离了喧嚣的城市。他以悠闲自在的抒情笔触描绘了那里的自然环境，对于学院的新址心怀幽默：
此地离沙巴玛第中心监狱不远，对我特别有吸引力，因为坐监狱是“非暴力抵抗者”的正常命运。这个地点我很喜欢。Ibid，p316
他们开始住在帐篷里，外带一个铁皮小棚作为厨房。然而，在半数这样的处所中，学院的修行者们常常能碰到蛇，蛇在真理学院遍地皆是。圣雄末了说：
不伤害蛇的规定是我们在凤凰村、托尔斯泰农场和沙巴玛第就基本实行了的。我们刚刚到这些地方的时候，都是一片荒地。然而，谁也没有因为偶尔被蛇咬伤而丧命。……即使完全不杀生，25年内也不会发生任何伤害，这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上帝的恩宠。如果这种想法是迷信，那我仍将拥抱这种迷信。Ibid。，p。317
今天我们能从博物学中找到根据来证明这绝不是迷信；在后面的一章，我们将讨论野兽具有和平习性的另外一些实例。这里的问题是只在叙述完“学院一瞥”后，这位圣雄才又回到罢工上来，继续讲他的第一次绝食及其模糊的结局。他好像觉得，因为绝食，他一方面使正在削弱的工人队伍重新集结起来，同时却敲了工厂主们的竹杠，因此，罢工的相对成功之处被道义上的失败给毁了。可是，不伤害蛇与阿赫梅达巴的罢工有什么关系呢？对甘地与工厂主之间的关系又会有什么影响呢？
由此，我开始怀疑，那次罢工和绝食可能代表着人到中年的一位伟人明显的危机，而且非常值得从这方面进行研究。我经常想甘地是通过什么方式、在什么地方“纾解他的认同危机的”。如果有哪个事件能作为标志的话，我想那应该发生在南非的马利兹堡火车站，当时，这位英国培养出的毫无影响但又很倔强的律师被人撵下了火车，因为他坚持要乘坐头等车厢，尽管他是“苦力”，即“有色人种”。此情此景使得甘地毅然放下他回国从事烦人的法律工作的计划。几乎在一夜间，他抛弃了羞怯心理，投入到他将作为领袖出现的政治和宗教使命中去。然而，到了1918年，甘地已经快50岁了。不过，现在活着的当事人那时都在24、25岁到30岁之间，可以想象他们走向甘地时，仍处在认同危机时期。因此，这位中年领导者的危机，我可以通过研究那些当年遇到他时仍在为认同而奋斗的人来把握。
我对甘地和阿赫梅达巴日益浓厚的兴趣，似乎将我自然地带到了甘地生命中的一个“过渡期”，此时，南非的甘地已成为历史并为他赢得了圣雄之称，而甘地吉——全印度圣雄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在向安伯拉尔、安娜舒耶和商克拉尔道别时，我意识到，为了弄清楚这里是否还有故事，我必须重返此地，唯一的目的就是和他们以及与他们年龄相仿、经历相同的人进行交谈。商克拉尔表示非常同意，他让我在离开阿赫梅达巴的前一天，把这个想法在纺织协会每日例行的祈祷会上告诉大家。在我向大家谈及1918年时，我感到我有故事要讲。
离开印度之前，我快速地查阅了一下旧报纸和旧文件。结果非常令人沮丧。《伦敦时报》只是讽刺性地提了几句：
消极抵抗是甘地先生的迷梦，他把它运用到一切问题上。近来，他企图通过绝食胁迫阿赫梅达巴的工厂主把工人的工资提高37％，并发誓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这起纠纷最后以小孩玩家家的妥协方式解决了。甘地先生的诚意是公认的，但是和他在一起的某些人却想为难政府。TheLondonTimes，April8，1918
即使这样，它的内容也比印度报纸所说的要多。《孟买纪事》——孟买邦（那时包括古吉拉特和阿赫梅达巴）的唯一一家英文报纸——只是奇怪为什么MK甘地先生会在一件地方小事上大动干戈，这件事对他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TheBombayChronicle，February28，1918。这种态度可以被归为“前史”观点，在甘地进入印度和世界历史之后，容易发生事后的修改。但是，当时有的报道（并未预料人们会去研究它）也透露出全然不能被历史化的弦外之音。对于安伯拉尔为首的那一帮工厂主联合，来自阿赫梅达巴的同一位记者发给《记事》的报道说：
当它的工作结束、插手的任务也完成之时，也就散伙了，没有人会关心它是什么东西，关心它是怎么出现的。Ibid
在寻找其他文献时，情况并没有什么改变。不久我发现，我所需要的鲜活证据，好像不是被火烧掉了就是被水冲走了，不是让孤独的蠹虫嚼了就是给繁忙的蚂蚁搬了，不是碰上了纵火犯就是遇到了渎职官，很难找到。阿赫梅达巴的英国行政长官曾下令毁掉新生活杂志财产托管会（NavajivanTrust）（甘地文献的继承者）的所有记录，而他自己的记录也于1946…1947年毁于大火。
我走访了阿赫梅达巴的工厂主协会。爬上一段斜坡，就来到由勒·科布西耶（LeCorbusier）建成的那座城堡，城堡用了大量的混凝土，具有现代印度后莫卧儿的宏伟风格，我发现大厅非常气派，既清凉又通风，但是办公室没有人。只看见和听见一些清洁工在闲聊。最后，在一扇打开的门里，我瞥见了相貌端正的老教授阿卡亚，他以前是梵文教师，现在是工厂主协会的新任秘书，像一尊古罗马参议员的雕像一样坐在写字台边。1918年？没有，没必要看了。这里没有一张“碎纸”是20年代中期以前的，即使是20年代以后的材料，在从阿赫梅达巴城中心搬到这栋靠河的大楼时，也丢失了大部分。
难以捉摸的事件（2）
在孟买，继承了大量古吉拉特邦档案的马哈拉斯特拉邦立图书馆，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我的查阅请求。但是，德里的印度国家图书馆（它没有像马哈拉斯特拉当局那样，打算把那些材料用于他们的一个主要出版物）毫不迟疑地让我查看了一些在孟买禁止翻阅的资料。最后，我发现在内政部档案的索引中注有：“1918年，B部分，关于阿赫梅达巴工厂主和雇员的纠纷。”但是后面括号中写着“已毁”。
猜想那位行政长官或其他人一定会向伦敦的本部汇报此事，于是我便向伦敦的旧印度事务处图书馆查询，被告知1918年的档案要到1969年才解禁。我接到的通知上说：
政府、地方行政长官等等关于这次罢工所作的任何评论，很可能见于一系列官方记载，比如司法部和公众部的会议记录。因为法律规定官方档案必须封存50年，所以这一系列的档案还不可能向公众开放。能够查询的资料截止到1914年。
一位颇具影响的印度人慷慨地为我提供了帮助，他收到印度文件事务局的以下信息：
我查阅了司法、公众、国税和统计部门的档案注册簿和索引薄，但是我们好像没有保存任何与1918年阿赫梅达巴的罢工事件及甘地的第一次绝食有关的文件。我还查阅了议会出版物和孟买地方报纸报道，也没有收获。图书馆欧洲手稿部的一位人员翻阅了蒙塔古（Montagu）和切姆斯福（Chelmsford）的文集，也没有任何结果。
最后，我发现最友好的朋友是前内务部犯罪情报处的英国特工们。在一些虽然标有“烧掉”字样、但是逃脱了被焚命运的文档里，特工们尽职尽责地报告了他们所侦察到的一切。这些人的侦察非常细致。坐在德里的国家档案馆里，我不禁漂亮地向某位秘密工作人员的记录致敬（使得坐在我旁边伏案阅读的读者感到奇怪），此人在1918年2月的情报里留下这样一段预言：
虽然我并不认为在加尔各答会议上爆发出来的穆罕默德式激情有什么要紧，但我恐怕甘地并非完全在对牛弹琴。甘地的讲话与狂热教徒的热切真诚和修行者的质朴无私结合了起来（甘地正是这样做的），比起这一管区任何别的煽动者，他的话更有可能被人听从。WeeklyReportsoftheDirector，CrimialIntelligence，forthemonthofFebruary1918，HomeDepartment，PoliticalProceedingsNationalArchives，NewDelhi
还有一则未被焚毁、日期为一个月后的每周例行报告说：“实际上，工厂主们害怕甘地，并希望粉碎他的权力。”
但是，在所有的公开文献或者1918年印度所有主要报纸的新闻栏目中，我都找不到任何涉及甘地第一次绝食情况的文字。于是，甘地的首次绝食和后来的绝食之间就存在着巨大的历史空白。要知道圣雄后来绝食时，全世界都会屏住呼吸，印度人则窃窃私语，许多人在晚上不点蜡烛或油灯！
甘地后来作为政治行动的公开绝食的磅礴气势，在1918年是任何人也预料不到的——我相信只有他本人除外。事实上，当时他告诉摩诃德夫·德赛（MahadevDesai）德赛曾经长时间担任甘地的私人秘书，曾将甘地自传译为英文——译者注，这次绝食是“他生命中最有价值的一课”，是他“迄今最为杰出的事功”。MahadevbbainiDiary，NarhariParikh，ed，Ahmedabad：Navajivan，1950，VolIV最后，在小心但又断然地翻阅若干破损的1918年3月的《孟买纪事》的纸页时，我发现在给编辑的信中有一封签有MK甘地名字的长信，标题直截了当地写着“甘地的观点”。这封信后来发表在印度政府逐年出版（现在仍然在继续）的甘地作品中，它最后能在新闻界公开应该归功于阿拉哈巴德出版的《领袖》（Leader）一书；参见TheCollectedWorkofMahatmaGandhi，Delhi：GoernmentofIndia，MinistryofInformationandBroadcasting，ThePublicationDivision，1958andfollowing，XIV，pp283…286。（以后引作CWMG。）信的开头说：
对于本人近来的绝食，我有必要向公众作出解释。一些朋友认为这件事有点可笑，另外一些人认为过于胆怯，还有人认为更糟。我认为，如果我做出别的举动，那将会对造物主不忠，对我坚持的事业不忠。参见CWMG，Delhi：GovernmentofIndia，MinistryofInformationandBroadcasting，ThePublicationDivision，1958andfollowing，XIV，pp283…286。
信的结尾写道：
我觉得对我来说，那是一个神圣的时刻，我的忠诚放在了铁砧之上，我毫不犹豫地站起来向人们宣布，我不能忍受他们违背自己曾经庄严发出的誓言。同时，在他们工资增加35％的要求得到落实或者完全落空之前，我将不接触任何食物。有如神助，集会至今未出现以前那种完全不负责任的现象。Ibid，p285
这么说，甘地本人曾经想使那次绝食能立即引起印度主要报纸的注意！可是，唉，它没有什么“新闻价值”。
怀着要研究这些问题和回来访问这次罢工事件的目击者的决心，我离开了印度。有两个原因使我的好奇心大增：
来阿赫梅达巴时，我已经清楚（因为我刚参加了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的裁军会议），作为一个物种的人再也不能制造有关自己人种或别的人种的“特质”或者有关敌人是“劣种”的幻觉了。而这并非迫于人类发明和制造的武器能够毁灭全球，只能靠超级武器固有的绝对制约才能保持内外和平这一事实。甘地好像是唯一一位曾经设想并示范过一个全面的变通方式的人。
还有一个不太体面的原因，我承认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历史人物来写。有什么能比在“青年的路德”后再加上一个“中年的甘地”更为合适（就像我的学生说的那样）的呢？而且我还有证人：有一群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