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的真理- 第7部分

　　　　还有一个不太体面的原因，我承认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历史人物来写。有什么能比在“青年的路德”后再加上一个“中年的甘地”更为合适（就像我的学生说的那样）的呢？而且我还有证人：有一群当年追随或见过甘地的健在者，他们的生活好像与人们认为的不一样，除了工厂主和他的姐姐，还包括一些现在已经退休的或者还活跃在国家的工业界、联合内阁或议会的当事人。这些人我准备在接下来的印度之行中去一一拜访。第一部分调查如果说历史是通过行动者的行动、记录者的记录和评论者的评论将一系列的事件呈现给我们，那么一位临床心理医生要想解读一个历史事件，必须首先挑明事实真相。但是要完成这项任务，他必须运用自己了解到的东西，即要看到由于行动者、记录者和评论者的动机而使事实带有一定的相对性。在开始想要进行这一研究时，我对自己一些经历的描述全然是印象式的。现在更学究一点说，一个心理史学家希望深入探究的是行动者行动、记录者记录和评论者评论时所处的生命阶段。他想了解这一阶段在所有这些个体的人生周期中所处的位置；想要把他们的人生周期和他们所处社会的历史联系起来。

　　　　一般来说，只要资料允许，一位临床心理医生就要进行分析，事实上也是自我分析。这就是说，对于那些相关的无意识动机，只要可以推测，结果有用，就应尽可能多地推测出来。在涉及评论者自我分析的地方，他会完全对自己说实话，在工作范围内对同事或讨论者说实话，以及仅仅在可读性的限制下对读者说实话，我相信读者一定会为此而感激他。因此，本书开头就在必要的地方把我收集资料时的个人参与也描述了出来。现在，我希望我已经很充分地指出：心理史学家对课题的选择通常来自某些早期的理想或判断；在坚持事实确凿、方法无误的同时，承认他可能带有更深的偏见，这一点对他来说显得相当重要。

　　　　好啦，关于我就说这么多了。对评论者适用的，对那次事件的记录者也是适用的，不管他们是现在在我的要求下回忆那次事件，还是在过去已经记录了那次事件。然而，对于甘地来说，事件的记录者（自传作者）正是十几年前的行动者。

　自传

　　　　甘地为什么会抛开或者忘记他本人曾向主要的6家印度报纸通报过那次事件、认为它既有新闻价值又突出代表着他即将拥有的领袖地位这一事实，而在自传中再来思考那次事件，对此的追问使得我们面临下列基本问题：自传是甘地在他生命的哪个时期写的？为什么在那时写？在甘地此前生活的背景下，自传产生了什么意义？自传是为哪个群体写的？这种交流对那个群体的历史产生了什么意义？资料的缺乏（正如我们看到的）并不能说明那次事件在历史上无关紧要，而是体现了那个历史时刻本身的特点，即圣雄突然崛起之前的平静。可是甘地自己为什么会那样对待那次事件呢？如果说这是本书第一个要提的问题，那么它也是本书最后才会回答的问题。说它是第一个要提的问题是因为人们要了解甘地生命的任何部分，都会条件反射般地去看他的自传，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说它是最后才会回答的问题是因为甘地是在本书所要评论的时段的最后才写出自传。不管怎么说，自传将是本书频繁引用的著作；无疑也是甘地写的仅有的一本关于自己的著作，多数读者都读过——或者想要读。

　　　　甘地于1925年开始写《甘地自传》或者叫做《我体验真理的故事》。那时，他已经上升到很高的位置了，远比南非的印度人领袖的地位要高，更别说印度地方上的一些农民和工人的领袖了。那时，他其实已经领导过第一次全国性的文明不服从运动。但是在写书时，他处于一个停滞期。1922年阿赫梅达巴的审判把他的第一个领导期缩短了。他在狱中度过的时间远比判决的6年刑期要短，因为他在患上急性阑尾炎时就被转移到了医院，然后就被释放了。但是有理由猜测，从未想过要逃脱什么的甘地，接受6年监禁（对此，他毕竟骄傲地予以坚持）的约束，因此，他自己认为，他在刑满之前仍是英国的一名监外犯人。不管怎么说，在那6年中，他在抨击英国方面表现出了极大的克制，只是一心致力于改革印度的内部糜烂。还在监狱里的时候，他就确信印度还没有为文明的不服从运动做好准备；实际上，他下令撤销了正在进行中的伟大运动，并招来了双重指责：一方面，他领导人民投入了一场仓促的反抗，另一方面，他在胜败未见分晓之时却抛弃了他们。怪不得在那段时间，圣雄身体虚弱，情绪沮丧。在1921年11月发生了孟买暴乱后，CF安德鲁曾经形容他“既消瘦又憔悴，就像刚从死亡峡谷里走出来的人”。引自BRNanda，MahatmaGandhi，ABiography，Boston：Beaconpress，1958，p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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