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意义的。因为在他们宣扬自己主张的时候，往往是强调一个侧面，听哪一面都是振振有辞。而实际上，这却是一个寻找平衡点的困难的“技术活儿”。
福利过紧，影响大量底层民众的生活，福利过高，经济不发展，最终也是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这实际上不是什么美国问题，找出福利的平衡点是全世界各个国家都伤透脑筋的事情。最终，平衡点的确定往往还是依靠实践的结果，实行一个时期，根据结果再作调整，但是已经在实行的政策都有一个强大的惯性，要作出调整都不是轻而易举的。尤其是要把过高的福利调下来的话，立即涉及到已经在原来的制度中受益的千家万户，你很难说服人们为了一个构想的长远利益，而放弃他们已经得到的“胜利果实”。
因此在事实上，主张提高福利的一方总是更容易受到底层民众的欢迎。克林顿以前所留给人们的印象，在福利问题上，是比较坚决地站在穷人的立场上，赞同政府的大幅度干预。当然也颇有蛊惑民众之嫌，这也是共和党提到克林顿非常不屑的原因之一。因此，在大选之前通过的美国福利制度改革的法案，看上去象是克林顿向中间路线迈出去的较大一步。因为在这个福利改革中，一些已经被联邦政府掌握多年的福利经费和权力都还给了各个州。因此，人们相信克林顿在签署这个福利改革法案的同时，也在修正过激的联邦“大政府”的观点。
总之，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大选逼近了，美国主要的两个党派，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在顺着自己对于民意的了解往前走。谁的理解正确就必须在大选的时候见分晓了。在美国这样一个民众散漫的国家，要琢磨准确民意，真还是要费一番功夫呢。
今天就写到这儿。
祝
好！
林达
14。扑朔迷离的民意
…
卢兄：你好！
今年的美国大选终于临近了。我想最后给你谈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因素，影响美国的民众选择。之所以我直到最后一刻才提这个，显然是因为这个话题很吃力。
你一定记得，去年我试图给你介绍美国的时候，一开始就介绍了美国的移民大背景，以及来自全世界的人们共同在一起生活，是多么的洋洋大观。
美国人有着不同的肤色发色和“眼色”，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甚至与国籍无关的故土认同。同时，他们又生活在一个除了遵从法律，不要求任何思想统一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地方要搞竞选，要琢磨出选民们会以哪一个指标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真可以说是一门大学问了。不要说我看着这样的话题感到吃力，就连总统候选人和他的竞选专家们，有时都会不知如何下手为好。
比如说，我去年向你谈到过的我们的一个修士朋友弗兰西斯。在今年大选的时候，我们问到他投票的情况。他告诉我们，在他的那个修道院里，除了他之外，所有的人都是投共和党候选人杜尔的票的。为什么呢？理由完全是因为共和党主张反堕胎，而他们这个修道院是属于天主教系统的，这些虔诚的天主教徒又都是坚决反对堕胎的。就是这么简单。
在他们面前，克林顿总统所有在经济上的努力，在各个重大内政外交上的政策方针，统统化为乌有，他们只有一个简单的宗教信仰的出发点。然而，他们手里也人人各有一票。
那么，弗兰西斯为什么投了克林顿的票呢？这是因为在美国，一般的教会对自己的信徒并没有什么控制。他们出于共同的信仰聚到一起，教堂向他们宣讲该教派的教义，但是，并不强迫和控制信徒。教堂是社区民众的社教场所，在社区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即使在天主教的修道院里，到了该投票选总统的时候，还是大家根据自己的选择去投票站投票。事先都不对修士们作任何选举的劝导。他们完全可以自行其事。弗兰西斯从宗教信仰的角度，也反对堕胎，可是，他觉得选总统还是需要一个综合权衡，所以他作出了选克林顿的选择。有趣的是，其他的修士其实也知道弗兰西斯是投克林顿一票的，却并没指责他违反教规，我们只看到跟他较要好的修士善意地拿他这个自由派修士开玩笑。尽管有他这样一个修道院中的特例，我们还是看到，信仰的考虑对大多数教徒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情况。美国的教堂之众，教徒之多，都是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的。据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统计，美国有1500个不同的宗教实体，360，000个教堂，清真寺，优太教堂或佛教庙宇。而且，教徒的多，还不仅是人数上的多，还有教派品种上的多。比如到处可见的基督教浸信会，大约有75个不同的派别，很少有人能弄清这中间的区别，但大部分人都知道有南方浸信会和北方浸信会的区分。根据六十年代初的调查，有90％的美国人宣称他们信仰上帝，40％说他们每日崇拜上帝，63％的人是教堂的成员。经过六十年代的大变迁，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专家们说，宗教信仰的基本趋势是社会因素中十分稳定的一种成分。估计大部分人仍然相信他们是有宗教信仰的，所不同的恐怕是宗教信仰更宽松更宽容了。宗教和迷信是两码子事，不可混为一谈。据最近的研究，40％的美国科学家认为自己是信神的，而且这种信仰帮助了他们的科学生涯。我的朋友戴维的父亲是浸信会教堂的神父，他却不上教堂了，他说他跟他父亲去教堂去得太多了。可当我问他是否是基督徒时，他沉吟片刻，清楚的给了我肯定的回答。我还有一些很自由派的青年朋友，他们却也按照基督徒的规矩在就餐前祷告，只不过祷告的内容有了世界和平，保护地球，万物昌盛之类的理想。很多美国人有自己在宗教或人生信仰上的一些思维定向，往往是这些信仰问题决定了他们的选总统的问题。
你也不要以为，堕胎问题在这里仅仅是一个与天主教信仰有关的问题。堕胎问题在这里，几乎是一个人人关心的，构成一个人的基本立场重要部分的问题。而且在这里，有关的讨论是非常激动的，动感情的，甚至引起了过激行为。这绝对是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不敢忽略的重大议题。
可是，在如此多样化的一个美国，也有一些大的趋势。这些大的趋势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美国大选，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国家。
首先我们看到，美国的大选，基本上选来选去，都在共和党，民主党这两个大党之间作选择。穷其根底，美国的这两个大党实际上并不象有些国家的政敌那样，存在“走什么道路”这样的重大分歧。美国的两大政党他们从根本上的理想是颇为接近的。因此，才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就是大量的民众在选举的时候游离于两党的候选人之间，往往是某一点并不大的偏差，就使他们改变了投票的方向。就象我前面谈到的那些修士们，他们认为，不论是克林顿还是杜尔当选，美国还会是他们所喜欢的那个美国，只是在堕胎的问题上，会有本质的差异。
在这里，对很多人来说，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当政，虽然有所区别，但是，绝对不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这两个政党来说，失去大选也并不意味着丢失了江山。他们之间根本不存在“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两个政党都认同宪法，都崇尚这个国家最根本的自由理念。因此，你可以看到千变万化的美国表象，然而对绝大多数的美国人来讲，尽管有些人他们在人生的半途才加入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建国时的基本精神始终还是他们追求的目标。
美国这两个大党的区别只是在于如何实现这样一个目标。那么，这两个大党的主张，也就基本上代表了民众中的两大思考方式的归属。这就是我们在美国时时可以听到的所谓保守派和自由派。一般认为，美国的共和党代表了民众中保守派的趋势，而民主党则代表了自由派的趋势。但是必须解释的是，不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从名称上来说，都和我们在中国所通俗理解的“保守”和“自由”并不一样。最关键的是，这两种叫法在美国都没有任何褒贬的含义在内。
既然有这样的基本分野，为什么还是令人困惑呢？因为这里面还是十分复杂。就是同一个保守派，还有激进与不激进之分，激进的也有程度之分。更有大量的人，他们基本赞同某一派的观点，但是又在一些问题上，赞同另一派。
尽管很难把这样一个与人的思想方式有关的复杂问题彻底搞清楚，但是，对美国人天天挂在嘴上的保守派和自由派有一些基本了解，还是非常有助于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和对美国人的思维方式的了解，也有助于对参加竞选的美国两大党的了解。因为竞选之争说到底还是一个理念之争。
我们在这里待的时间长了之后，有时候开玩笑说起来，觉得自己在遇到一个美国人的时候，不用开口交谈，都能基本上看得出来，这个人是倾向于保守派还是自由派的观点。这两种倾向几乎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表现出来。
我们先找一个简单的切入口，先谈谈我们刚刚提到的堕胎问题吧。我们已经说过，基本上保守派是反对堕胎的，而自由派是赞同堕胎的。这里的堕胎指的都是自愿堕胎，被动堕胎在这里是根本不可能被任何一派考虑的一个问题。可是，一个自愿堕胎问题在美国为什么会成为引起两党之争，民众分野的大问题呢？
刚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也非常不理解为什么堕胎问题会在美国变得如此重大。我们是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的，在那里人口问题已经象枪管顶到了下巴上，十万火急地等着要马上拿出个高招来控制。根本谈不上再稳稳地坐下来，讨论它所的牵涉到人类本原的一系列理论问题。所以，在我们的印象中，好象这些问题已经不存在，或者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我们所讨论的，是一个具体操作的问题。怎么做，将能更有效地做到控制人口，或者说，怎么做，才能更合理地控制人口。
美国是一个基督教传统非常强的国家，当然很多人的态度与宗教态度有关，但是，美国人对待堕胎问题，即使是很多宗教信徒，他们也并不是简单的“宗教追随”，而是有自己非常哲理性的思考。这也是我们在和弗兰西斯修士以及他的亲友们的一次聚会上，才第一次真正认识到的。
我们以前一直知道弗兰西斯的反堕胎立场，但是，我们虽然是好朋友，却从来没有深入去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众所周知，凡蒂冈教皇的立场是反堕胎的，天主教又都是跟随凡蒂冈的。所以，我们把他的立场非常简单地归到了他的“宗教追随”上面。
在弗兰西斯修士的一次亲友聚会上，大家自然地谈到了这个人人都很关心的议题。他的亲戚们基本上都是倾向于自由派的，也都是赞同堕胎的。弗兰西斯在其他的观点上，可以说也是相当自由派的，但是在堕胎问题上，他却有着和大家不同的想法。结果，引起了一场十分激烈的争论。
这时我们才发现，他的观点可以说很能够代表理性的保守派在堕胎问题上思考。要理解这样的思考方式，还是必须回到在美国“独立宣言”中所表达的美国人的基本理想，那就是“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力”。在美国的思维方式中，尊重每一个个人的生命，成为最基本的出发点。
这也是理解美国人对待战俘问题的出发点。美国人从来认为，在战争中当军官和士兵们已经尽力而为，并且陷入绝境，那么继续进行抵抗，只是无端地伤害士兵的生命，是不可取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投降是正确的选择。没有人认为这样的投降和成为战俘，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一些美国人成为战俘之后，所有的人都会为他的生命和处境担忧，当战俘回到祖国和家乡，绝不会有灰溜溜的感觉，他毫无疑问会受到英雄式的欢迎，就和得胜回朝的将军一样。这些现象都是源于美国人对于尊重生命的基本看法。
基于对同样的人道精神的理解，美国人承认，人有害怕和恐惧的权利。这是自然的，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尽管谁都知道，美国人是最崇拜英雄的，美国电影里充满了英雄的形象，但是，他们并不认为产生害怕和恐惧，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我们曾经和美国人一起经历过这样一件事。一架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美国飞机在波西尼亚执行任务时，被塞族击落。双方都知道有一名美国飞行员跳伞降落在丛林里。塞族游击队在拼命地设法抓住他。这时，每天大家所关心的最大新闻就是这名飞行员的安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