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句容县志。（1904年）卷9，第3－4页；卷19下，第3页。
③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第47页。
团练所包括的类别的这种不确定性是一个时代的标记。1850
年以后，许多由于它们的职业化和流动性而属于第二级军事化的
非正规部队事实上是作为团练而被提到的，并由自称为团练局的
地方组织征募和提供经费。它们的绅士指挥官一般有标准的团练
的头衔。可是它们的士兵是专职的战士，其作战区远远超越创办
它们的复合组织或扩大的复合组织的范围。除了名称外，这类勇
军与作为农村防御和控制体系的官办团练没有什么关系。刘于浔
的南昌。五局勇。就是这类武装力量。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富裕的江
苏当铺主笪熙的，他雇了一帮打手保护他的营业，后来在清朝将领
向荣的庇护下，成了一个有团总头衔的相当重要的军人。②当曾
国藩最初在长沙建议征募战士时，他称他的指挥部为。大团。。③
这类军事组织显然与复合地方防御组织没有关系。这个时期团练
含意扩大的最后一个例子是，1850年的官方文献声称，叛乱者李
沅发被湘勇或绅勇所俘获，但是光绪初年出版的历史。平桂纪略。
则记载说他被。团练。所俘。两种史料似乎是指江忠源和与他结盟
的氏族建立的勇军。①
团练这一术语常常用于职业的流动部队，其原因并不是它的
官方含意已被人忘却。相反，团练恰恰是因为其理论上所确立的
国家机构的地位，才使它的外部名称标志吸引人。对勇军来说，使
用团练的术语和头衔是使他们与官僚集团关系正规化的一个办
法。借用的术语使他们能在清朝秩序的限度内行动，并使得对国
家的军事垄断地位的破坏看上去无关痛痒。应该注意的是，这种
用心良苦的不确切使用术语的做法引发了一种（依然流行的）思
想，即团练或团表示一种军事部队。这个含意只适用于第二级军
事力量，而且只在1850年以后。从其历史根源说，团练是一种民
兵制度，同时显然也是一种地方控制机构；当用于第一级村落部队
时，团指的是主办民兵的组织，而不是指民兵本身。
① 。清实录。，咸丰，卷3，第14页；卷9，第16－17页；。平桂纪略。卷1，第2页。
② 。曾文正公全集。，。年谱。，卷6，第24页；。湖南文征。，。国朝文。，卷31，第31
页。
甚至在正统的营垒中，团练作为地方军事化的一个形式，也决
不是被人普遍称颂的，有大量证据证明，它在许多方面助长了混乱
和剥削，特别在对它的各种正式官僚约束越来越弱时更是如此。
到19世纪60年代，曾国藩和其他官员实际上准备提议完全取缔
它。②下面将要谈到，曾国藩对低级的绅士军事化已深表怀疑；在
前面所谈到刘于浔的事例中可以看出，在19世纪60年代，省的权
力的巩固引起了省的官僚机构与半自治的团练制的冲突。湘勇的
最早提倡者和团练的热烈鼓吹者朱孙诒1858年在广西对团练提
出尖刻的指控。通过向村社勒索钱财，它不但是地方权贵赖以取
得大量好处的手段，而且是用来恫吓和挟制地方官员的武
器。①前面已经谈过，划分团练与地方异端集团的界线常常是模
糊的。
① 朱孙诒：。团练说。，载。皇朝经世文续编。（盛康本）卷81，第13页。
② 例如，见今堀诚二的论点，即团练成了珠江三角洲某些村社的阶级斗争的工
具，因此在瓦解封建社会关系或使之。近代化。方面起了作用。。清代农村机构的近代
化。，载。历史学研究。第191期，第3－17页和第192期，第14－29页（1956年）；及佐
佐木正哉的有说服力的反驳；。顺德县乡绅与东海十六沙。，载。近代中国研究。第3期，
第206页（1959年）。
③ 。湘乡县志。（1874年）卷5，第9页。
有些近代作者把团练主要看成是有产业的名流掌握阶级力量
的工具。②像朱孙诒那种显然是第一手的证据使人确信，团练事
实上的确常常为阶级利益服务，并且增加了它的创办人的财富。
除去非法活动和勒索外，官方记录中有大量使用它去对付。盗匪。
的例子，而这些。盗匪。肯定是地方村社中贫困和被赶出家园的人，
他们在走投无路时起来反对囤粮者或放高利贷的人。③但这类证
据必须与以下事例进行对照和考虑：团练主要是对付其他地区的
入侵者的防御手段，在那些地区，村社利益和氏族利益大得足以使
它们舍弃村社内部的斗争。
为了避免作出歪曲一个复杂记录的解释，人们应把团练看作
是反映团练的推行者（即地方绅士）多方面社会身份的一个多方面
机构。绅士生活的特有的面貌来源于绅士为自己塑造的各种角色
的综合。一个功名拥有者由于他的正式地位，是帝国的儒家体制的
支柱，这个体制使他个人事业的目标得以实现，使他的法定特权
得到加强。但是他除了起政治和学术的作用外，还要发挥许多作
用。他与他的村或镇的感情非常亲密，对县、府和省的依恋程度则
依次递减。历史的、经济的和血缘的瓜葛在他的自我形象中注进
了强烈的地方主义。他故乡的县的繁荣和安全，以及比较无形的
地方自傲和感情，是他成为地方人士这一角色的动力。在较小的
范围，他是家庭和氏族的一个成员，但感情更为强烈。如果他在其
氏族组织内处于一种有特殊影响和负特殊责任的地位，那么他的
氏族作用就特别重要。最后，绅士还起着财富的拥有者、保护者和
获取者的作用。虽然常常有人指出，财富和绅士地位之间没有必
然的联系，但是实际情况依然是，绅士的特殊权力、豁免权和与各
方的关系有助于致富和保持富裕，特别在绅士的上层中情况更是
如此。因此，绅士们往往发现自己是地方的财产关系和社会现状
的维护者。
具有其官方创办人精心树立的体面的意识形态倾向和政治地
位的团练，在实现绅士多方面的社会义务和利益时，起了重要的作
用。在团练中，绅士能够发挥他们作为村社保护人的作用，同时设
法使法律和秩序（即地方体制的安全）能被保存下来。主张团练理
论的人一致强调它对外防御和对内控制之间的完整结合。因此，
保护财产的作用应放在关心共同利益这一背景中来考察。财富的
运用不仅是为了保护财富本身，而且是为了保存村社。某人作为
财产拥有者的作用，只有在他发挥了氏族和村社成员的作用时，才
会有意义和被人们认可。对在社会中较不负责的那类人来说，他
们有许多机会在地方上谋取从绅士地位的特殊权利和责任中产生
的利益，团练就是其中的一个机会。
正像阶级对抗部分地被团练所掩盖那样，私人军事活动的危
险性也被掩盖了。帝国具有军事垄断的本性，所以私人的地方性
军事冒险是不能在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死角中长期存在下去的。
团练制把官僚集团没有树立和不能有效地控制的地方军事领导合
法化了。合法性是仅次于控制的最佳物；团练在理论上具有国家
辅助武装的地位，它是中介体，地方领袖通过它能使自己与帝国政
权融为一体。
第二节 传统国家的崩溃
军事化对地方政府的影响
在镇压19世纪中叶的叛乱以后的数十年，军事化给中国行政
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人们对军事化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新型军
队对中国兵制的影响和地方主义的发展——已经进行了广泛的研
究，这里不再赘述。①但是这个问题的另一面却很少有人研究，它
涉及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社会史的大量未被人研究过的课
题。太平天国时期的地方军事化影响着县一级中国行政的特点，
并且以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的各种方式形成了县级行政和地方名
流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地方军事化及其他问题的研究，人们可以
探讨在辛亥革命前后动荡的几十年农村名流的遭遇这一问题，在
此期间，传统国家的正式机制和思想基础都被破坏。很明显，农村
名流并不因科举制度和旧政权授予他们的正式特权的取消而消
失。农村名流以什么方式改变了自己的特征，他们又以什么方式
去适应变化的环境，这些必定形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中
心主题。值得指出的是，这方面研究的一个出发点就是紧接太平
天国叛乱以后几十年农村名流的状况，以及在形成那种状况时地
① 在论述这个题目的许多专著中，见罗尔纲：。湘兵新志。；又见他的。清季兵为将
有的起源。，载。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卷5第2期，第235－250页（1937年）；波多野善
大：。北洋军阀的成立过程。，载。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第5期，第211－262页
（1953年）；王尔敏，。淮军志。（台北，1967年）。英文著作有：拉尔夫〃鲍威尔：。中国军
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年。（普林斯顿，1955年）；斯坦利〃斯佩克特：。李鸿章和淮
军。（西雅图，1964年）。
方军事化所起的作用。
19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初期华南和华中的团练制的
兴起，是对叛乱失败后依然存在的局势的一种反应。地方盗匪活
动、农民骚乱、虚弱和腐败的官僚集团，这些都是19世纪农村形势
的长期不变的特征。因此，复合团和扩大的复合团仍是地方组织
的重要部分。但是，最重要的是绅士领导的团转变成地方政府的
正式机构的过程。太平天国以后年代的记载有大量证据证明，团
这时开始作为县以下官方的行政机关行使职能，承担着保甲
的——有时承担着里甲的——职能。就里甲的职能而言，前面已
经谈到了团如何和为什么僭夺临湘和其他诸县征税职权的过程。
在有些地区，这种局面似乎是自行延续下去的。湖南的新化县就
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例：1862年，那里16个扩大的复合团成
了征税单位等级结构中的正式组成部分。在四川华阳，团到了民
国初期已经被巩固而成为一个多种用途的单位，其职能包括征税、
地方治安和民兵征募。①
① 。新化县志。（1882年）卷2，第16－22页；。华阳县志。（1934年）卷4，第1－7
页。
就保甲而言，把绅士领导的团练组织纳入这一制度甚至更加
容易。我们已在前面提请读者注意，如同。乡守辑要。所反映的那
样，官方的团练模式倾向于把地方军事化严格保持在已存在的官
僚控制的界线之内。这种倾向反映在许多县级官员的思想中，他
们之中的某些人英勇地行动，力图把团练有效地控制在自己的管
辖范围内。做到这点的一个办法是，把团练作为一种保甲的军事
化翻版和一种恢复地方治安登记和管理的手段来使用。这类企图
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把团练降格而主要用于非军事方面，并征募较
少的职业军去进行重大的战斗。这就是白莲教时期方积的制度的
真髓。在太平天国时期，江苏六合县知县温绍原是一个突出的例
子，他接受了历史学家徐鼒的意见，后者制订了一套团练的章程，
几乎可以肯定它是以许乃钊的。乡守辑要。的材料为基础的。于是
六合出现了一种保甲和团练已合而为一的团甲制，其中团作为组
织的上一级单位代替了保。民兵在登记的基础上被征募，他们的
职能基本上限于地方管理。在更高一级，温绍原指挥了一支有战
斗力的勇军。虽然六合位于长江的左岸，直接面对天京，但温、徐
二人在困境中仍设法牵制太平军直至1858年，就在这一年该县被
蹂躏，温绍原也被杀。①
① 关于六合防御体系的材料，见。六合县志。（1884年）卷8；。六合县志。（1920
年）卷9，第10－14页；周长森：。六合纪事。；徐鼒：。未。斋文集。（1861年）卷7。徐鼒
完全可以说是一个研究明代忠君主义历史的专家，他宣称他以明朝奋勇抗击满洲人的
种种故事激励了六合的防御者。见他的。小腆纪年附考。（成于1861年；1957年北京再
版，两卷）。徐为六合县一名进士，曾在北京的史馆任职。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记。，
第324－326页。关于早在道光朝团练和保甲合并的另一个例子，见陈仅：。南山保甲
书。（1845年），第34－35页。
② 卢道昌：。卫乡要略。（1885年）卷2，第1－4页。
事情的另一面是官府需要委托农村社会最适合的人选来负责
治安，他们就是团练组织的绅士管理人员。结果，保甲旁落到地方
绅士之手的趋势成了咸丰朝及以后农村中国的共同特征。下面将
会谈到，胡林翼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