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他们就是团练组织的绅士管理人员。结果，保甲旁落到地方
绅士之手的趋势成了咸丰朝及以后农村中国的共同特征。下面将
会谈到，胡林翼在贵州时已经是给名流委以正式权力这一趋势的
先驱者，当他在湖北任巡抚时，他继续促进这一趋势。常规的保甲
制甚至在1861年他去世前不久制订的团练章程中都没有被提起；
。绅董。在地方上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地方秩序的基础。②在19
世纪80年代，官府力图在武昌周围恢复保甲制，想以此把一切正
式权力明确地交给绅士掌握，从这件事人们可以联想到这些绅董
和他们的民兵在那个地区保持着决定性的地方权力。武昌知府李
有棻设计的这一制度只在保甲的最低两级（牌和价）依靠平民，这
两级受里绅的监督，在他们上面则由每个乡的总绅监管。①
① 李有棻：。武郡保甲事宜摘要。（1887年）卷3，第1－2页。
② 。胡文忠公遗集。卷84，第1页。关于同治中兴规划的意识形态，见芮玛丽：
。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一站，1862－1874年的同治中兴。（斯坦福，1957年）。
必须了解的是，把正式的行政权委托给绅董之举被晚清的官
员看成是一个改革措施。它是恢复各级政府的效率和一体化企图
的重要部分；这一企图在同治。中兴。时期（1862－1874年）推行得
最有力，但它实际上与伟大的。经世派。行政官员一起最早产生于
19世纪初期。在叛乱的年代里，如果要确保名流的忠诚和积极抵
抗，县一级的地方改革就成了必不可少的措施。最紧迫的问题之
一是晚清社会的贪污腐化这一祸根。对农村居民来说，一个知县
的安排巧妙和道貌岸然的贪污，比起胥吏和衙役（这些人是最接近
和最明显的掠夺者）赤裸裸的勒索来，多少离他们的日常生活要远
些。因此，通过剥夺胥吏衙役的那些他们赖以进行敲诈勒索的正
式政府任务——特别是征税权和地方治安权——和把那些任务委
托给绅士本人，政府常常能够安抚地方的名流。例如，胡林翼在
1854年谈到团练管理时评论说，胥吏衙役的邪恶已在农村社会深
深地扎下了根，不能一夜间加以消灭，但是知县应尽可能用正直的
绅士为其耳目心腹，停止在地方一级依靠胥吏衙役办事。②正是
出于这种考虑，湘乡的朱孙诒在王錱和其他绅士的坚持下从衙门
吏役手中取走了征税权。因此，把正式权力委托给名流之举与其
说是权力从知县手中下放，不如说是权力从比较难以控制和危险
的集团（衙门的吏役）转移到比较有同情心和可以掌握的集团（绅
士）手中，或者说，委托权力是可能这样来加以合理化的。
中兴的杰出理论家之一冯桂芬认为绅士接管地方行政的事实
是对地方管理机器崩溃的一个必然答复。他认为，这个问题并不是
只有同治时期才存在，它可以追溯到清代初期。17世纪伟大的学者
顾炎武提请人们注意这个问题，并提出要恢复汉代的农村行政分
区。但冯桂芬则反对，因为汉制和。周礼。的规定都不适用于清代的
庞大的人口（他计算，后一个制度如果实施的话，一个普通的县就需
要25000名以上的官员）。但是清代的制度显然行不通了。因为事
实证明保甲完全不能应付地方的混乱。保甲制的官员地位太低，既
不能施加影响，又不能进行制裁。但自叛乱以来，团练制出现了，由
此又产生了图董和总董（冯桂芬显然在描述他自己的吴县的制度，
那里的团练组织已经建立在里甲制单位的基础之上）。旧的保甲长
已经无用，因为他们既无官职，又无势力。但绅董虽非官员，却近于
官，因此能成功地统治乡村。①冯桂芬的分析提出，绅士在地方行政
中的新作用，不但解决了19世纪后期的问题，而且解决了帝国晚期
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即传统的官僚制度已不能治理其密度惊人地
增长的农村人口和被经济竞争弄得日益失调的社会制度。
绅权和。地方自治。
① 但冯桂芬对绅董制并不满意，他提出以一种新制度来代替，即民众选出和知县
任命的平民团董将被授予准官员的地位（他们享受相当绅士的待遇，知县用照会而不用
命令与他们联系；但他们作为正式平民，也会受到惩处）。冯桂芬：。复乡职议。，载。校邠
庐抗议。（1897年），第10－12页。
情况似乎是，内战的混乱局势造成了地方名流权力的扩大，这
种权力常在县以下政府的正式机构中行使。这一发展的重要性怎
么强调也不过分，因为旧制中名流的权力主要是通过非正式渠道
来行使的。非正式的权力原来的确是名流们自己选择的，因为执
行琐碎的地方行政任务不符合绅士地位的尊严。但现在绅士常常
发现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必须去监督地方的行政，在危机的年代
里，由于地方防御组织的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他们已经习惯于发挥
这一作用。至少旧秩序的根基之一——农村中国传统名流的权
力——以惊人的活力在太平天国叛乱的浩劫后保存了下来。
在展望帝国结构崩溃的时期时，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即名流的
地方权力如何受民国诞生前后一些重大制度变化的影响。在这
里，我们正进入近代史中未被人探索过的巨大领域之一。19世纪
后期和20世纪初期中国的社会发展被人们研究得如此之少，以致
我们对可能进行的研究方向只能提出最假设性的建议。一个有前
途的研究项目是所谓的地方自治运动，它始于清朝的最后几年，持
续存在于整个民国时期；这是由垂死的帝国政体发起并把它当作
采纳宪政的最初步骤的运动。清朝力图使其行政现代化的这一为
时已晚的行动在许多方面以日本为榜样（日本人在一代人的时间
以前已进行了这项工作），。地方自治。最初无疑是借鉴了同名的日
本制度。在日本，这一新事物在山县有朋等人的指导下始于明治
初期，它部分地根据德国顾问莫斯提供的模式形成。它的工作包
括全面改组日本的地方政府，用统一和简化的行政制度来代替形
形色色复杂的传统制度。其目的不是为代议制政府或地方自治的
制度奠定基础，而是要创造一种地方行政的现代的、集权的和合理
化的形式，这种形式能使日本加强它取消不平等条约的环境。①
① 东京市政调查会编：。自治五十年史：制度编。（东京，1940年），第1－14页。
清代发起人所理解的。自治。这一名词，既不是指代议制政
府，也不是指地方自治。它只是。官治。的补充。朝廷的材料写道，
地方自治无疑是立宪之根本，但它肯定。并非离官治而独立。。它
将在官治的范围之内存在，只是去完成官治不能完成的任务。朝
廷的意图自然是要明确正规的官僚界和地方利益集团之间的力量
对比，即让前者控制一切实质性的职能，而只把余下的公务留给后
者。为了开动地方自治的机器，官员们要。选择正绅。（一个由来已
久的措词）去贯彻北京下达的一套详细的章程，其中包括在县和省
一级建立审议会和行政委员会。①根据这一制度，朝廷提出地方
名流将执行与教育、公共卫生、慈善救灾、公共工程以及其他事项
（包括按惯例应由绅士管理的杂项事务）有关的任务，执行时都受
到正式任命的官员的监督。这样就不与依靠绅士在地方一级执行
日常行政这一传统做法的原则背道而弛。
① 。清实录。，宣统，卷5，第35－36页。在大量可以查阅自治运动的文献材料
中，有钱端升：。民国政制史。（长沙，1936年），特别是卷2；李宗黄：。中国地方政治总
论。（台北，1954年）；和田清：。中国地方自治发展史。（东京，1939年）。
② 见约翰〃芬彻的引人入胜的研究论文：。政治地方主义和民族革命。，载芮玛丽
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个阶段，1900－1913年。（纽黑文，1968年），第186－226页。
此书把我们对革命前10年的了解提高到新的水平，它问世太晚，以致它的成果不能充
分地收入本书，但却使我相当彻底地重新考虑我的作品。眼下，我的观点与市古宙三
的最为接近。他为芮玛丽所编之书撰写的。试论绅士的作用。一文支持以下的论点：
。地方自治。对保守的地方名流扩大其势力来说是一个良机。至少以下的情况相当明
显：我们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时，必须把全国的、省的和地方的各级名流的不同倾向考
虑在内。我个人的假设是，现代化在整个集团内部造成了或者说扩大了裂缝；这个假
设也许可以缩小芮玛丽和市古宙三两位教授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我认为，在。地方
自治。这件事上，把。绅士。考虑为没有区别的一类人，的确会使问题复杂化。
虽然革命前不久的省议会运动的确为扩大绅商参政提供了一
个组织，而且确实触发了省府中有产的名流和文人名流的政治兴
趣②，但是地方一级的材料说明，地方自治的主要结果只是使农村
名流在他们故乡的村社的习惯权力合法化。在民国最初的二三十
年，随着自治运动的开展，运动呈现了一种自相矛盾的特点。一方
面，它成了一个日益发展的政治学说主体的一部分，即设想沿着现
代的路线重建中国，其方式是通过代议制把地方的村社和中央政
府结合起来。这一政治学说主体经孜孜不倦的现代化倡导者、市
政专家董修甲等人（当然还有孙中山）的介绍，从美国的进步思想
中汲取了大量养料。孙中山的思想尽管有许多含糊之处，但有一
点是相当清楚的，即他支持现代性——特别是广泛的参政——不
能自上而下强加于人，而是必须在地方村社中产生，然后逐步扩大
到全国。孙中山认为，地方自治造成的结果并不是权力分散，而是
全国政治的一体化。但在另一方面，更进步的地方自治倡导者的
具体的现代化目标却被传统势力大大地削弱了；为了这些目标，自
治运动干脆认为晚清时期乡绅行使的地方统治权是正确的，并决
心使它永久存在下去。
地方自治与存在的绅权相结合的方式可以从所谓自治区的县
以下的行政区的发展中得到启发，自治区通常简称为。区。。这种
在辛亥革命后广泛采用的区曾正式列入清政体最后几年颁布的地
方自治法规中。它原来打算执行的职能似乎主要是治安和登记工
作。辛亥革命以后，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袁世凯总统容许实行
代议制议会的惟一的行政区。从民国初期直至1928年国民政府
成立，区在行政法中被承认是最小的有效行政单位。区长或区董
被委以地方登记、治安以及教育、卫生、地方公共工程和一切按传
统由绅士执行的地方常规公务的职责。如在旧制中那样，县长行
使最终的控制权。但是，通过投票提名区长候选人的规定（区的选
民有财产和文化等资格的限制）以及县长从被提名的人中任命区
长的规定，都具有现代的色彩。①
① 关于区的行政史，参见。政治官报。，第445：2期（1909年1月）；。内务法令例
规辑览。（北京，日期不详）第11辑，第1－21页；。法令全书。（北京，1916年），1914年，
第4期第7辑，卷39，第5－12页；又第9辑，卷31，第17页；。法令辑览。（北京，1917
年）第6辑，第109－116页；钱端升：。民国政制史。，第545、659－675页；李宗黄：。中国
地方自治总论。（台北，1954年），第113－114页。
如果我们深入观察行政法的标准条款的内容，就能发现有说
服力的材料，证明区实际上很少受到半现代主义的自治的影响，而
确实是从19世纪的中、晚期形成的复合组织和扩大的复合组织发
展而成的绅士组织。区的真正起源可从广州附近的顺德县的事例
看得很清楚。那里区的基本结构是在1884年中法战争时期出现
的。。顺德县志。写道：。甲申时法攻越南，筹备团防。因创议分县
属为十团，募勇以时训练。事定后勇虽裁撤，而厥制相沿。光绪末
年划分自治区域，十区之名遂定。往时四十堡所统之村多移隶者
矣。。①
① 。顺德县志。（1929年）卷1，第1页。
② 小岛淑男：。清末的乡村统治：论苏州府的区董和图董。，载。史潮。卷88，第
16－30页（1964年）。这是一篇晚清社会史的重要的开创性研究论文。
在其他的情况下，区直接从原来归绅士管理的标准行政区产
生。1910年前后在苏州附近的湘城，里甲制中的都干脆改称为
区，绅士区长开始忙于举行建立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