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李敖:中国命研究- 第3部分

　　三、在祖先象征方面，古代人要用活人扮成祖宗模样，坐在上面，给大家祭。后来只祭牌位就好了。　

　　四、在祭品消耗方面，古代人要把整只的牛羊猪狗给烧到火里、埋在土里、或淹到水里，真是所谓“牺牲”；后来的人就小气了，不但很少以整只出现，并且祭完了以后，由人代鬼神受用了。　

　　五、在祭品项目方面，例如古代要献鬼神以玉器，为了表示真的交出来，就把玉敲碎，或丢到河里。后来的人就舍不得了，就宁不为玉碎了，就根本取消了。　

　　六、在祷告用语方面，古代人和神之间，有时候会发生讨价还价的情况，周公就在祭祀时向祖先说：“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归候尔命；不许我，我乃屏壁与王圭。”（你答应我，我就把玉给你；你不答应，我就拿玉走了。）后来这种儿童式的讨价还价取消了，人在祷告里只做需求，不做试探了。　

　　封禅的花样　

　　在这些修正里，“天”是一个最特殊的，因为他最模糊。在一般人的感觉里，他高高在上，远不如其他的神跟他们那样长相左右、那样亲近，所以一般人也就不太买他的帐，一般人是不祭他的。祭他留给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去做，这叫高高在上对高高在上。统治者祭“天”，叫“郊祀”。　

　　因为“天”在天上，所以祭他的地方，越高越好，越高就离他越近。当时人们相信最高的山是泰山，“登泰山而小天下”，可见泰山之高。虽然泰山实际上不过是一座小山，在中国的高山里是小老弟，但是古人不知道，所以要上泰山祭天。　

　　上泰山祭天，有专门名词。在山上的祭叫“封”，在山下的祭叫“禅”，混在一起，叫“封禅”。事实上“禅”是祭地，但在祭天大典中，祭地就给吸收了。　

　　封禅观念最早见于《管子》封禅篇。齐桓公称霸后，想封禅，但是管仲反对。反对的理由是古代圣王封禅，有十五种祥瑞出现，像东海有比目鱼、西海有比翼鸟等等，现在我们没有这些，怎么好封禅呢？于是齐桓公就死心了。　

　　到了秦始皇出现，他自负得很，要封禅，结果走到半山，碰到雷雨，弄得扫兴而归。　

　　到了汉武帝出现，他又继承这种封禅的观念。《史记》有《封禅书》专写这种大事。在这一方面，越来越笼罩在迷信的大雾里。　

　　上帝排行榜　

　　在秦汉大统一以前，中国的天神是地区性的：《列子》中有“楚人鬼而越人礻几”的记载，可以显见中国南方天神的地区性。《史记》封禅书中有八神将的记载，可以显见中国东方天神的地区性。但是随着政权的扩大，神权也跟着扩大了。秦朝的原始地区性的神只是公元前八世纪前用马来祭的白帝；可是到了公元前七世纪，就加进青帝了；到了公元前五世纪，又加进黄帝、炎帝了。到了公元前三世纪，汉朝得了天下，汉朝的开国者：　

　　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称。”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汉书》郊祀志）　

　　汉朝开国者说等他来了才凑足五帝的数目，这种“天人合一”的气派，随着政权统一的局面，越来就越闹大了。到了汉武帝时候，又听了妖人谬忌的主意，在五帝之上，又冒出一个太一，是个特大号的神。后来又杠上开花，在太一之上，加上天一、地一。这是公元前二世纪的事。六百年间，神权以政权为函数，变成政权的因变数，可以扩大到一至于此！最后，妖人公孙卿向汉武帝做了伟大的结论，那就是：人间的帝王修仙升天后，可以变成天上的帝王。最后的定案是：还是把太一当做唯一首席上帝，太一之下是五帝。汉武帝怕五帝太孤单了，给他们每位讨了一位老婆，叫做后土（地后），整个天神的结构就完工了：　

　　天帝（五帝）——五位　

　　太一——　

　　后土（地后）——五位　

　　就是太一、天五、地五的局面，中国人对于天神的具象，到此就登峰造极了。　

　　玉皇大帝及其他　

　　从汉武帝以后，“神性”的“天”在中国，分两个分支在发展着：第一个分支是愚夫愚妇的上帝与群神所象征的“天”，这个“天”，在上帝方面，从太一慢慢转移到道教的玉皇大帝的头上。玉皇大帝是天帝，也叫五帝、也叫玉皇、也叫元始天尊、也叫上清虚皇道君，十一世纪宋朝真宗的时候（一○一五），他被尊称做“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玉皇大天帝”。道教的神很混乱，道教中最早有上上太一的神，“人头鸟身，状如雄鸡”。既叫上上太一，显然是占太一神的便宜而寓我在你上面之意。演变到后来，“人头鸟身，状如雄鸡”总不太象话，于是道貌岸然的玉皇大帝便应运而生了。从此在中国民间，真正的“天”的象征，就是玉皇大帝，具象开始明显了。　

　　除了这种太一式的特大号神之外，其实中国人真正信的、真正亲近的，是群神，是一人一家一姓一集团一地区亲信的神。试看汉武帝明着是顶礼太一的神，骨子里亲信的神，却是他外祖母祟奉的家族小神——神君。汉武帝是中国愚夫愚妇的代表，他们心中的“天”，是太一到玉皇大帝级的，是群神级的。中国“神性”的“天”的最后流落，不过如此。　

　　墨子的“天志”　

　　第二个分支是思想家们的“神性”的“天”。这种“天”没有什么神的具象，既无人头，也无鸟身，更不像雄鸡了。但这种“天”却有“神性”的意味、人格性的意味。它是《诗经》、《书经》里所指的那种有意志的、有情绪的、神得有点模糊的“天”。这种思想，首先出现在《墨子》的《天志篇》中，墨子主张“顺天意”如何如何、“天之意”如何如何：　

　　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欲为仁义者，则不可不察义之所从出。……然则义何从出？子墨子曰：义不从愚且贱者出，必自贵且知者出。……然则，孰为贵？孰为知？曰，天为贵，天知而已矣！然则，义果自又出矣！（《墨子》天志篇）　

　　又说：　

　　尚同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天，则天　将犹未止也，故当若天降寒热不节、雪霜雨露不时、五谷不孰、六畜不遂、疾　戾疫、飘风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罚也，——将以罚天下之人不尚同乎天者也。（《墨子》尚同篇）　

　　董仲舒的“人副天数”　

　　这种“天”有意志、“天”有情绪的思想，到了汉朝，被董仲舒接收了，又加油加酱，发明出他的“人受命乎天也”的“天人合一”大体系。董仲舒说：　

　　人之身，首　而员，像天容也；发，像星辰也；耳目戾戾，像日月也；鼻口呼吸，像风气也；胸中达知，像神明也；腹胞实虚，像百物也。……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乍视乍暝，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乐，副阴阳也；心有计虑，副度数也；行有伦理；副天地也。（《春秋繁露》人副天数）　

　　又说：　

　　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子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这些硬把人跟“天”做外形比附的鬼话、最后越比越落实了，原来“天”是人的“曾祖父也”！　

　　董仲舒这样的比附，是有目的的，他是要“以人＇民＇随君＇主＇，以君随天”的，是要“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的。虽然他说天立君主，“非为王也”，“以为民也”，但是君主若是暴君，此种暴君，却只有有待于“天夺之”，人民是不能“夺”的，“曾祖父”是可以“夺”爷爷、爸爸的，儿子是不能“夺”爸爸的。因为君主是人民的爸爸，所以人民除了叫爸爸，是休想起二心的。　

　　天路历程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神性”的“天”，最后演变成两路：一路是愚弄愚夫愚妇的，这条路是纯神权的发展，最后归根在玉皇大帝和群神身上；一路是欺压愚夫愚妇的，这条路是顶天之命以拥护君权，最后归根在对天子的愚忠上面。这两条路，都是可悲的、暗淡的，都是中国人的不幸。　

　　在这两条路以外，有没有第三条路呢？　

　　有的。这第三条路，就是相对于“神性”的“天”的一条路，那就是“自然性”的“天”。　

　　“自然性”的“天”没有“神性”的意味、没有人格性的意味，这种“天”是没有意志的、没有情绪的。在中国的思想里，我们可以找到这一股气味。《诗经》、《书经》里有“亦传于天”、“翰飞戾天”、“上天同云”、“天乃雨”等话，这种“天”，又显然没有什么“神性”。所以，又可以这么说：中国古代对上天的看法，是“神性”、“自然性”都有的，两者划分得有时也不明确。　

　　梁启超说：“商周之际，对于天之寅畏虔恭，可谓至极。”后来：　

　　宗周将亡，诗人之对于天，已大表其怀疑态度。如“昊天不亻庸”、“昊天不惠”、“昊天不平”（节南山）。“天命不彻”（十月之交）。“浩浩昊天，不骏其德”。“昊天疾威，弗虑弗图”。“如何昊天，辟言不信”（雨无正）。“昊天泰怃，予慎无辜”。“天之方难”。“天之方蹶”。“天之方虐”。“天之方　”（板）。“疾威上帝，其命多辟”（荡）。“昊天上帝，宁俾我遁”。“瞻　上帝，曷惠其宁”（云汉）。诸如此类，对于天之信仰，已大摇动。盖当丧乱之际，畴昔福善祸淫之恒言，事实上往往适得其反，人类理性，日渐开拓，求其故而不得，则相与疑之。（《先秦政治思想史》）　

　　梁启超说后来人怨天疑天是对的，但他未免把“天”的“自然性”太挪后了。中国古人“神性”的“天”和“自然性”的“天”早就是并存的，并不是“宗周将亡”时候，人们才把敬畏的“神性”的“天”换成了质疑的“自然性”的“天”。人们怨天疑天，往往是指那个“自然性”的“天”，但也混同了“神性”。这种“天”，在上层中国人里叫“天道”；下层中国人里叫“老天爷”。《豆棚闲话》里骂“老天爷”说：　

　　老天爷，你年纪大，　

　　耳又聋来眼又花，　

　　你看不见人，听不见话。　

　　杀人放火的享着荣华，　

　　吃素看经的活活饿杀。　

　　老天爷：　

　　你不会作天，你塌了罢！　

　　你不会作天，你塌了罢！　

　　这种怨天疑天的“天”，就是司马迁怨疑“天道”的民众版；这种怨天疑天的“天”，就是“神性”的“天“与“自然性”的“天”的混同，是中国思想的一个特色，虽然看来有点模模糊糊的。　

　　孔子的“天”　

　　这种模模糊糊的情况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孔子的时候，“天”的思想已经在转变，已经开始扩大，扩大到不但可以支援有德的统治者，并且可以支援有德的人了。在《论语》中，我们看孔子说的：　

　　一、天生德于予。　

　　二、知我者，其天乎？　

　　三、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在孔子这种语气里，“天”仍是“神性”大于“自然性”的，因为“天”是“神性”的，所以人同“天”的关系，是宗教性的，此所以有“祷”出现。到了宋朝，朱熹想把孔子的“神性”的“天”曲解成“自然性”的“天”，因此在注《论语》时说“天”即“理”字。但是清朝钱大昕就提出抗议。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卷三“天即理”里反问：若天是理，那么获罪于天无所祷，就可变成向理祷告了，“岂祷于理乎？”当然是没有这种道理的。　

　　所以，孔子本人承认“天”是有“神性”的，这是定论。因为有“神性”，所以“天”是有意志的、有情绪的。孔子见了别人的小老婆（南子），他的学生子路不高兴，孔子就发誓说如果怎么怎么了，就“天厌之！天厌之！”“天”可以“厌”人，其意志性、情绪性就可想而知了！　

　　既然承认“天”是有“神性”的，对鬼神问题，孔子就无法不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