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论战埋下伏笔。主席就在这个情况下，开始他在建国后最重要的理论思维。他还是两方面着手，不是一下子就完成这个新理论的构建，他先是继续肯定过渡时期的必要性，然后逐步搞了个过渡的总路线，然后又发展到三面红旗。他一步步的来，几个标志性的事件，先是那个《农村社会主义运动高潮》的批语，然后，在城市里，他有自信心了。就有一下子推动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随后一下子搞公社，提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要向共产主义过渡了，还搞公共食堂。真叫一日进入社会主义。就在事实上最后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这个过程中，几乎全党多数都不通，但毛很坚持。那个农工部部长邓子恢是用尽各种办法推延这个合作运动的速度，甚至公开同主席争论。但这些人当时都未理解到主席内心深处的理论创造的激情，以及不可避免的历史使命感，这是很大的意志力量。主席在这个过程中，没有系统的发表像当年《新民主主义论》这样的理论著作。原因倒不在于写不出来，而是这个合作化运动一推起来后，一下子开始冲击国家各个方面的工作。农村也是更趋紧张，主席因此还不能完全有把握这个理论体系的完整性，他还要看看，毕竟革命理论要求的完备性弱于建设的理论的完备性。
C：另外你得承认，这个新民主主义理论一下子还放不掉，你用过渡时期这个词，这个概念来构建你的政策体系，就说明当时全党的认识还是只有在新民主主义理论这个大构架下去进行。所以，后来才有更加激进的理论发展来指斥民主派就是走资派。讲党内干部觉悟还是民主革命阶段。
Y：的确，即便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在解放前几年时，也加入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因素的论述。当时也表达为农民的集体化方向，这更多受苏联的影响。因为，关于对互助和合作制，中共的认识是很清楚的，那是小私有权的某种联合，还远谈不到任何形式的公有制，即便是公认为最左的47年土改工作会议，也是保持了这个认识底线。而刚刚解放当合作社普遍出现时，陈伯达把其理论价值突然拔高，认为合作社，特别是高级社，已经具有了公有制的基础了，这就是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原先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那个过度阶段之中的混合经济成份就改变了。不再是互相补充，而是公有制战胜私有制的问题了。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随后，为了证明这个合作社就是公有制的东西。在实践中开始了削足适履的过程。即不断推动低级向高级的发展，高级后来就走到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一大二公全部出来。这些东西很大程度已经变成为了证明那个理论而进行的设计制造了，不再是那种来自群众的创造。而且在政策和理论运用上，毛及其党内理论家们只想取那些有利于这个理论的信息，排斥、不听那些相反的东西。到了刮共产风的时候陈伯达这些人干脆就制造信息了，秀才可以不当家，主席则没有办法。所以有郑州会议。毛对陈颇多批评。但从毛当时的讲话看，他并不是在理论上有反思，他只是认为陈伯达这帮秀才们在论证新理论时做得太过分而已。其实，差不多就在这个郑州会议以后，关于过渡时期这个想法就逐渐少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论述更是少见了。也就是说，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已全部取代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毛及中共全党的理论方向彻底地转折了。毛随后的全部理论思维的路径就是沿着这个方向进行的。
C：阶级斗争以及毛对八大路线的批评都是如此吧。
Y：是的，八大是新民主主义的最后一次努力了。随后这个理论被其最坚定的拥护者刘少奇也放弃了。他内心深处还是很看重生产力发展的。但刘的理论工作基本上就告完结了。他没有再对中共理论大厦上添砖添瓦，与他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贡献不可同日而语。至于他在大跃进的表现，以及后来那个四清运动，纯粹是这个人为了适应新的意识形态慌不择路的举措。
C：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你自然是可以引伸出阶级斗争的结论来。因为有公有制对私有制的革命嘛。再也不是私有制渐次长入公有制。所以就一定有斗争。而且是货真价实的阶级斗争。
Y：这个斗争反映到党内，就是民主派问题了。毛肯定是这样的观念。就是《实践论》中讲的那个反映论。那时主席经常批评党内一些同志停留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毛对阶级斗争的强调，首先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需要，一种理论上的需要。《矛盾论》和《实践论》在这个阶段的理论价值确实显示出来了。世界观、方法论都齐备了。毛的反对派在理论上毫无工具可言，例如早先的邓子恢，后来刘、周、邓等等，都是毫无还手之力。只能用实践中的困难来抵挡。这个毛不怕。困难都是暂时的，所谓“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即便饿死几千万人，他仍然这就这样给解释过去了。
C：在这种情况下，极左的东西就层出不穷。
Y：张春桥也就是因为在理论上支持这个东西。为推行这个理论而进行的阶级斗争的理论依据。准确讲是张春桥那篇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这篇文章确实打中了党内对毛的那套东西有怀疑的那些干部的要害。应当讲，在张的文章前，毛及陈伯达是对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本身进行构建的话，那么张春桥则为推行这套理论提供了完整的策论。这个民主派等于走资派就这样出来了。我们后人看过去，一片打杀之声，很容易把这点都当作权利斗争了，其实后面是一场典型的意识形态过程。春桥将党内对主席新的理论的怀疑一下子提升到意识形态理论高度，把根源追到了解放前民主革命时期，这样一来，他就提供了一整套的组织人事上的判别标准。这就是毛讲党内有个资产阶级的原因，这也是文革时期大批老干部被打倒的原因。
C：社会主义公有制必然建立在对各类私有权的剥夺这个前提下。所以阶级斗争就不可避免。张春桥的文章为这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提供了详尽描述。所以毛就一直器重春桥同志。
Y：我们以后要专门讨论农业生产的一些特点。我们会指出被毛和陈伯达重视的那些合作社，其实原本只是附属性质的东西。当把这个东西提到主体地位后，整个农村政策就走了样。这些东西又被先前搞得那个统购统销强化和互为印证了。这个根本就谬误的农村政策的理论底子到今天还在严重影响我们的农村政策。
C：这些放在以后专题讨论吧。我还想接着讨论五十年代这个理论出来后，毛的思想是怎么发展的。
Y：这个思想的发展大概只有两次明显的进展。一是中苏论战。这是主席集中的理论思维时期。这个时期说到底是对国际共运的法统地位和理论主导话语权的争吵。直接的单独的理论没有，只是强化了毛在党内对新理论的推广。那场论战，让党内不少大员们觉得很自豪，包括刘、邓及彭真。因为在以前，不存在与苏联老大哥论战的可能。你手上就没有成套的意识形态的东西，你只是战争中成功了。所以斯大林对毛讲成功者是不受指责的。换言之，你只有成功，没有成功那你们就什么都不是。后来苏联领导人每次来中国，毛都要诉说战争年代的委屈。那苏联人哪听的懂啊，不在意，毛就更加认为，你没有一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你就没有地位。所以当中国出现社会主义高潮，毛手上有了这套新理论以后，毛就大大的反击了，这就有了中苏论战。这场论战一开始就是意识形态化的。那时欧洲共产党都反感中共的提法。因为它同当时以苏共为主导的较为右倾的政策走向冲突，但其它国家的共产党就不同，如胡志明，金日成之类的。因为这些国情相似，其次论战涉及面非常广。可以讲在这个过程中毛到是把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给体系化了。这之后第二个明显进展，就是文革前夕及当中发展的那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这个东西简直就是托派理论了，但它确确实实的立起来了。这对文革指导意义是不用说的。这个继续革命的理论其实就是对那个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再论证。但表现出的理论素质简直不能提，50年代，陈伯达发展这个理论时，还有点列宁的味道，比如他同杜润生争论分工对农业的作用时，还知道引用列宁同第二国际的争论。文革中就没有了，整个的是强词夺理。到了华国锋，不知就理，还据此写了篇文章，说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把全世界吓了一大跳，最后是几个办报纸的人告诉中央，说查过了，毛主席就根本没有讲过继续革命这几个词。弄的华气不打一处来。你看看，这还能叫理论吗？瞎闹嘛。所以我大体判断，毛的理论思维走到文革前就差不多就没什么进展了。然后他就彻底的失望了。另外他也老了，这也是个极重要的因素。他的冲劲一但没有了，或减弱了，你就不能指望什么了。
C：我什么也不想指望！就他那个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让多少人吃了苦头。
Y：你看看，我们仅仅是就这个主席思想变迁的论题进行讨论嘛。总之，我们今天梳理了毛泽东的思想在解放后何以发展的脉络。你对比一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同中国实际状况是相符的，它是基于中国农业社会的特点出发的。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从根本上它是基于所谓农村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就是这个理论的根本错误的地方。但当时，这个新理论首先是来自对旧理论内在矛盾的反思基础上的。所以当新理论出来时，即使党内有极好马克思主义修养的人也有点无可奈何。它看上去那么强有力，旧理论无法反驳新理论。当时邓子恢从实践中，杜润生从理论上都是严重质疑这个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但是他们无法在理论体系上同他们争论。从目前看到的材料，杜润生大体到95年才在一篇文章中抓住了这个农业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根本缺陷，那就是农业生产的生物学特性。这个特性其实就是我们多次讨论过的农业生产的广延性和继起性，以及农业劳动的度量和监督成本。是基本上限制农业生产分工的效率的。所以互助合作是不能当作农业主体劳动对待的。于是你整个理论是建立这样一个沙地上，你当然站不住。但五十年代人们的认识显然没有到这一步。况且，当时苏联十九大还喜气洋洋的宣布集体化永久地解决了苏联粮食问题。这个对毛及中共同仁们的印象怕是很深。所以引入工业分工到农业中去，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大兴水利，大搞机械化同这个都有关系。其实这些思想特征，今天还经常在农业理论讨论中可以看到。什么规模经营啊，农户＋公司啊，粮食安全啦！等等不一而足。
C：毛的新理论，是其在理论上为中共变为执政党后的存在合理性进行的不懈努力。当时党内的其他领导人似乎都没有认识到49年后，那个新民主主义论的内在矛盾就直接体现到中共的执政的理论依据上了。毛认识到党的目标与党的性质（党代表谁？）有冲突，他当然要补上这个缺口，这是很致命的缺口，非补上不可。可叹的是，存在的合理性必然高于理论的彻底性，甚至理论的彻底性也须变通以适应存在的合理性的要求了。陈伯达将手工业分工的生产力变革模式引入到农业中，全然不顾马克思的本意，列宁的本意也不顾，真是说不成。
Y：这个理论上的说不成，进一步就演化到一系列的实践过程。这个过程中有多少让后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啊。其实背后就是这样一个思想史过程。它多多少少地证明了那些理论上逻辑上的必然性会导致出何等悲剧来！
党内法统及毛泽东主流地位的确定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之三）
C：以前你多次讲到党内法统，觉得新鲜，是不是详细谈谈。这个党史不讲清楚，很多事就不好讲。
Y：中共这里是有几个法统的，不是高岗讲的那个井冈山是大法统，陕北是小法统。那个说法实在是个“野心家”的说法。中共的法统不在那里。中共有三个大法统。一个是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这是个大法统，差不多延续到中苏分裂，在斯大林去世后就不是大法统了。这个东西是以前党史研究中不愿多说的。中苏论战又把这个问题掩盖了。中共开始是共产国际一个支部，几乎所有的经费都是国际提供。然后中共一大后最最重大的一个决策是国共合作，李大钊、毛泽东等等加入国民党，这完全是在国际代表与孙中山之间的谈判中确定下来的。中共在此过程中并没有什么积极主动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