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李敖:中国迷信新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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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李敖:中国迷信新研- 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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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矣。由是草木生焉、鸟兽育焉。草木、鸟兽不已章乎?未竟也。草木不实,则草木之生未竟,而草木熄;天不生人,则天之生未竟,而天地之生熄。人者,天地之实也。故曰:人为天地之心。身岂心哉?心心尔。所渭仁也,天地不能为者,人为之,剥复否泰存乎运,而转移之者心。人苟不能斡旋气运,徒以其知能为一身家之谋,则不得谓之人,何足为天地之心哉?’故处士生平,志在利济天下后世,造就人才,而身家非所计”。刘继庄显然是说,天如果不生人,那么天的生命就没有完,天地的生命就熄灭了。人是天地的果实、人是天地的心。人的躯壳不是天地的心,只有人心才是天地的心。比如说到仁,天地不能做的,人能做,兴衰顺逆关系着命运,可是转移命运的是人心。人要不能改变命运,只拿他的知识能力为一人一家打算,那连人都不配做,还配做天地的心吗?所以人要替天行“仁”,这样才是正道。 

  ②刘继庄《广阳杂记》中有这些话:“陈青来执贽于予,问为学之方,予言为学先须开拓其心胸,务令识见广阔,为第一义;次则于古今兴废沿革礼乐兵农之故一一淹贯,心知其事,庶不愧于读书。若夫寻章摘句,一技一能,所谓雕虫之技,壮夫耻为者也。” 

  ③刘继庄《广阳杂记》中有这些话:“余于甲子初夏在包山沈茂仁家,偶有所见,奋笔书曰:‘眼光要放在极大处,身体要安在极小处。’迄今十年,乃不克践斯言也,甚矣,知之易而行之难也!”这种“眼光要放在极大处,身体要安在极小处”的情况,我在坐牢时最有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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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國”與”亡天下”

  我前年五月二十八日寫”地下哲學家的札記”,感到”這個島上的人真不夠水準.””人不夠水準,當然不限於這個島.但這個島上的卻是此中之尤.最重要的原因是: 在國民黨這種怪子宮裏,當然要生這種怪胎.” 

  他們既然是一胎所生,又有什麼大不同呢?他們是同樣的”混”、同樣的”忘恩負義”、同樣的”分寸不對”.。。。。。。他們極少例外的,全都令人倒胃、令人厭倦. 

  我越來越相信我只適合過息交絕撸У纳睿c絕大多數所謂朋友與”同志”息交絕撸У纳睿矣X悟到跟他們斷絕一切,才是我最該有的態度.否則的話,不論我做了什麼,最後都令我倒胃、令我厭倦,對這麼一個又一個”真不夠水準”的所謂朋友與” 同志”,我真的不要再做任何形式的付出了!我只好獨力作戰去了! 

  看了”前進”慶祝周歲的柏楊切蛋糕畫面,突然覺得好滑稽,覺得原來所謂黨外人士的是非大義標準竟是這樣子的!這些蛋糕派,可以整天不做主力戰,整天只做公共關係就可以混得很好、很出名了.原來靠公關就可以成黨外或被黨外肯定了,這可真是新登龍捷徑了!所謂前進人士,他們拉你打第一線,替他們打天下,然後請會做公關的” 逃兵”和忘恩負義者來切蛋糕.為什麼這麼滑稽?原來他們自己就是”逃兵”和忘恩負義者,正因為他們在”胎息”上同出一條臍帶,所以他們才這樣聲應氣求. 

  這是一個中國人有史以來最洠в惺欠谴罅x的島,到處是偽君子和鄉愿、到處是偽君子和鄉愿、到處是偽君子和鄉愿,過去雖然黑暗,但閹黨是閹黨、清流是清流,兩者一下一上,有雲泥之判;現在閹黨固然仍為閹黨,而所謂清流者,卻是一個又一個”準閹黨”、”次閹黨”、或”即溶閹黨”、”生力麵閹黨”,兩者不相上下,而雲即是泥.滑稽的是,他們這些老小政客,居然成為清流式主流派、成為清流式新生代、成為清流式國策顧問、成為清流式立監委、成為清流式學者專家,。。。。。。其實他們什麼都不是, 只是閹黨的黨外版而已.是非大義在真偽混淆之中,已經如此凌夷,這真是”漢唐以來所未有也”的鮮事.我縱橫古今這麼多年,從來洠в幸娮R過這麼多偽君子和鄉愿充斥在一個號稱前進、號稱黨外的旗幟之下,我雖不大驚、卻難免小怪,我真有點激動呢! 

  顧炎武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悉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這就是說,”亡國”是政權的失落,”亡天下”是道德的失落.國民黨固然既”亡國”又”亡天下”,國民黨之外的這群偽君子和鄉愿,卻無國可亡而有天下可大亡特亡.這些可憐蟲,他們忘了他們真正該引以為寶的枺鳎麄兺耍挥胁弧蓖鎏煜隆薄⒅挥袌讨欠谴罅x,才是他們的唯一活路.可惜的是,他們卻一個個器小易盈,湵P於泥中,像”黨棍”一樣,變成了”黨外棍”,這真是國民黨教育、國民黨塗炭生臁拇蟪晒Γ顸h不但自己是混蛋,它還代黨外加工打造混蛋!”武大郎玩夜貓子”,什麼樣的武大郎,就玩出來什麼樣的夜貓子.--愛因斯坦真笨,他寫”相對論”,竟漏寫了這一章!愛因斯坦真笨! 

  一九八四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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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诅咒别人死”?

  被告朱高正为《自由台湾周刊》发行人兼总编辑、被告吴祥辉为总企划(附证一),本年内,连续诽谤李敖如下: 

  一、六月十六日《自由台湾周刊》第一期中,由吴祥辉署名,发表《街头运动的时代到了》,文中“诅咒别人死”一节内,诽谤李敖说: 

  台湾民主党建党委员会在美国成立之后,台湾岛内党外并未做出有规模而有效的反应,李敖便企图游说一些人士出面组织发起委员会,但是,当被问及他加入委员会与否时,他却明白表示不干这等事。这种事成有份,事败无干,诅咒别人死的行径是所有街头运动分子的死敌(附证—)。 

  本自诉重点,不在辨正“企图游说”之事,而在纵有此事,怎么就是“事成有份,事败无干”?怎么就是“诅咒别人死”?查自来思想家的职责,就在鼓舞后进,自己并不实际介入,因为思想家自有思想的活动范围,思想家并不要做政治家。在台湾,胡适、段海光等思想家都鼓舞过别人做政治家,成立新党,但这是“事成有份,事败无干”吗?这是“诅咒别人死”吗?古书中说:“我自不能为仲尼,而能教人做仲尼。犹如管仲不能自霸,能使齐桓霸也。”(《华阳陶隐居内传》中陶私景语)难道陶弘景“诅咒别人死吗”?如此诽谤李敖,事证至明。此其一。 

  二、七月十五日,《自由台湾周刊》第五期中,由本刊采访组署名,发表文章,文中有被告康文雄公开在“本刊创刊茶会”发言,诽谤李敖说: 

  过去据我所见以笔力影响台湾最巨者恐非李敖莫属,无论在文字,功力上都无法置疑,我尊敬他但也鄙视他,美丽岛事件之前,他那么惊惧而不敢参加党外运动,《美丽岛》、《八十年代》都约不到他的稿,甚至暖流出版社当初想以二十五万出版他的《中国历史演义》,他也避不使用真名以免于和党外结合。但是,经过众多前辈的牺特牲造就党外声势后。他才露脸(附证三)。 

  本自诉重点,不在辩正所谓“经过众多前辈的牺牲造就党外声势后,他才露脸”之事(因为前辈李敖在露脸牺牲时,今天的党外后辈,尚不知人在哪儿!)和所谓“《美丽岛》、《八十年代》都约不到他的稿”之事(因为《美丽岛》等刊物出版时,一些党外后辈早已数典忘祖,从未向李敖约过稿),而在所谓“暖流出版社”出资约李敖出版《中国历史演义》李敖拒用真名云云,从无此事。事实上,当时根本没有这家叫做“暖流出版社”的出版社,而这套书由远流出版社出版时,却正正挂的是“李敖校订”等名字!李敖并未“避不使用真名以免于和党外结合”。如此诽谤李敖,事证至明。此其二。 

  三、同期又有所谓黄纪男公开在“本刊创刊茶会”发言,诽谤李敖,言语历历,并说黄纪男责备李敖“幕后!幕后!只叫别人去死”等话,业经黄纪男在七月十三日电话中一一否认。经李敖把电话中对话公布后,被告朱高正、被告吴祥辉复在七月二十八日《自由台湾周刊》第七期中,发表“敬告李敖”,说黄纪男发言,他们“存有录音带备查”,并反指李敖“睁眼说瞎话”(附证六)。如此诽谤李敖,事证至明,此其三。 

  四、八月十一日,《自由台湾周刊》第九期中,由史文(化名)署名,发表《中研院的小三公》,文中在丑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丁邦新后,笔锋一转,诽谤李放说: 

  丁邦新的事,李敖都很清楚。为了怕李敖把他的诸般丑事给抖了出来,遂百般奉承李敖,还在选院士前提报李敖当史语所的编审,相当于研究员的职务。结果被中研院打回,但丁邦新为了拉拢李敖,现仍在替李敖努力找位子(附证七)。 

  查李敖与丁邦新,自从预官八期同队受训后,二十六年来,毫无往还,从何“都很清楚”丁邦新的事?又从何被丁邦新“百般奉承”?所谓丁邦新提报李放任史语所“编审”之说,更是天方夜谭。(一、史语所从无“编审”编制,又从何提出?二、纵有,丁邦新岂敢提出?三、纵提出,李敖岂屑为之哉?)被告朱高正、被告吴祥辉这段文字,用意在含沙射影指李敖因得了丁邦新好处,故不抖出丁邦新的“诸般丑事”,如此诽谤李敖,事正至明,此其四。 

  本诽谤罪的构成,行为人以言词或举动为之,构成普通诽谤罪;以文字或图书为之,利用大众传播工具,构成加重诽谤罪。本案的犯行,恰为加重诽谤,已至为明确,特此择举列出四项,请惠为审理,科以应得之刑。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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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董的悲剧

  在古代中国人的思想中,统治者的地位,是在人神之间的。《左传》中记师旷说:“夫君,神之主也,而民之望也。”这就是说,统治者的身份是承上启下的。就因为这种承上启下,所以要“忠于民而信于神”(《左传》季梁的话),如果做不好,就“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左传》曹刿的话),闹到最后,就“弃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左传》刘定公的话)这样的统治者,就要垮台了。 

  不怕“人怨”怕“天怒” 

  但是,对统治者而言,所谓“神怒民叛”,他怕的是前者而非后者,民的“叛”,是很难的,一叛就即惩治叛乱条例一下,所谓叛,就不成其叛了,最后就只好化为“怨”而已。于是“神怒民叛”,就演变为“天怒人怨”了。 

  但是,“人怨”是小事,“天怒”又怎么办呢?公元前七世纪的时候(前六六二),“有神降于莘”《国语》中记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其君齐明衷正,精洁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飨而民听,民神无怨,故明神降之,观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国之将亡,其君贪冒辟邪,淫佚荒怠。……民神怨痛,无所依怀。故神亦往焉,观其苛慝,而降之祸。 

  这就是说,作为统治者无道的时候,作为神的,就不再施福了,而要跑去看热闹,然后降祸了。神的降祸,可以使统治者垮台,这种“天怒”,比“人怨”厉害得多了,统治者自然不得不小生怕怕了。 

  灾异 

  表现“天怒”的解释,到了汉朝人手里,变得细腻起来了,就是所谓“灾异说”。董仲舒①是这种思想的掌门人,他说: 

  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曰:“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这是说天是很仁慈的,它不立刻惩罚人,而是先警告一下;警告无效,再吓唬一下;吓唬无效,“其殃咎乃至”。天惩罚人是分梯次进行的,是给人缓冲时间的。 

  天人相感 

  从因果观点看,灾异的来源,是恶性循环的,这叫“天人相感”。董仲舒说: 

  今平地注水,去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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