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斌，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
【作者按】本文是作者应邀为即将出版的《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前沿》（IR in China）一书撰写的一个专题。此处为未经压缩的原稿。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同社会科学其它领域一样，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围绕学科建设等问题，也出现了许多饶有意义的讨论。大致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一直延续至今的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国特色”问题的讨论，便是其中之一。在讨论过程中，学者们还陆续使用了“中国化”、“本土化”、“中国视角”、“中国式探索”、“中国学派”等提法，它们的涵盖面和侧重点略有差异，但基本内涵大体相似。其中“中国特色”是最早出现、使用频率最高、争议最大的提法，甚至可以说，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这个提法展开的。由于理论研究不是孤立的，讨论自然也涉及一些具体研究领域，但理论研究的“中国特色”问题始终是争论的焦点，因此是本文讨论的重点。1
本文采用“中国化”一语来总称有关讨论和各种类似的说法。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化”一词涵盖面较广，较少争议，在时限上也较有弹性，因为“化”指的就是“过程”；另一方面，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中国化”问题实际上是自近代以来中国学术思想界普遍面临的一个老问题，不过不同时期、不同领域表现形式有所不同。面对西方政教学术的冲击，消极抵制或一概拒斥已为有识之士所不取，但如何借鉴与融合？“中国化”或“本土化”的路径何在？始终困扰着国人。就国际问题研究而言，在当前形势下，借鉴仍然不可或缺，与本土因素的整合也是理所当然，无论是突出“中国特色”，还是创建“中国学派”，归根结底还是一个“中国化”的问题。事实上，倡导“中国特色”的学者近年来也指出：“中国特色就是中国化”2。另外，本文将这场讨论视为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学术发展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主要采用学术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如实描述讨论的进程，围绕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尤其是理论研究“要不要中国化”，“什么是中国化”，“如何实现中国化”这三个问题，展示讨论各方的主要观点和分歧，考察十几年来学者们观点的变化和取得的共识，并对讨论的意义及其中所存在的问题作一点粗浅的分析和评论。3
一、讨论的缘起与进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思想解放运动，极大地激发了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热情，在70、80年代之交，围绕各个学科的研究任务、对象、范围的讨论是一种普遍现象，国际问题领域自不例外。改革开放的逐步展开和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客观上也对国际问题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正式起步。1978年，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的主要创始人王绳祖先生在兰州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宣读了有关“均势”的论文，这是笔者所见到的文革后第一篇以史论结合的方式大胆突破国际问题理论禁区的文章。41980年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成立大会上，金应忠发表了《试论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任务、对象和范围》一文，提出了在我国开展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必要性。1981年，陈乐民先生在《国际问题研究》杂志发表《西方现代国际关系学简介》一文，首次对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作了介绍。5这些论文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开展起到了推动作用。随着国家对外开放的扩大和研究的逐步深入，人们很自然地提出了建立我国的国际政治学科体系和理论框架的问题。
虽然人们最初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很少使用“中国特色”这个说法，“特色”问题引起争论是在80年代后期，但80年代初围绕国际关系研究的指导思想、研究对象和学科体系等问题的讨论，事实上已涉及这个问题，因为这些讨论本身就意味着我们并不打算照搬国外的研究模式或理论体系，否则直接“拿来”即可，何需讨论。
众所周知，“中国特色”这个说法是80年代以来国内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流行话语，其直接背景，是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虽然会后最初几年国际问题研究界并未立即展开国际关系研究“中国特色”问题的讨论，但“中国特色”的提法在80年代后期开始流行显然与此有关。措辞上的这种对应关系，当然并不表明人们提出这个目标仅仅是出于意识形态或“政治正确”方面的考虑，因为这实际上是一个酝酿已久的议题。6但这种联系确实是引起争议的原因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历程，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借鉴和学习国外研究成果的过程中认识不断深化，目标逐步明确，自主探索意识不断增强的过程。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联系80年代以来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阶段性特征，7将“中国特色”问题的讨论进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1980…1987年，是我国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起步阶段（宽泛一点，当然也可以认为是长期中断后的恢复阶段）。一批学术杂志开辟了理论研究专栏，我国学者开始重点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并开始思考是否应该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或学科体系的问题。
（2）1987…1994，是尝试创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初级阶段。尤其是在80…90年代之交，出现了一批讨论理论体系建设的文章。8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特色”问题在许多重要学术场合被明确提出来讨论。其中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1987年8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会议明确提出了创建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任务，按照李石生先生的回忆，是首次明确提出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9，因此可以视为“中国特色”问题讨论的正式开端。1991年6月在北京举办的“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国际研讨会，1993年8月在山东烟台召开的“国际问题务虚会”，1994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面向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都将理论建设以及“中国特色”问题作为主要议题。
（3）1994年以后、特别是在世纪之交，我国学者对于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化”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一方面，对国外理论、特别是各种新兴理论流派的研究和译介进入一个新高潮，较之过去主要关注传统学派，理论研究的范围大大拓展，研究水平明显提高；另一方面，尽管对“中国特色”的内涵与实现途径，甚至对是否应采用这种提法并无统一认识，但几乎无人否认，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应立足于本国的国情、国际处境与发展需求，着眼于解决中国和平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体现中国人的视角和独立见解。大约自90年代末以来，至少在这个意义上已经形成了最低限度的共识。
二、关于“中国化”的必要性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要不要有“中国特色”？对此人们的基本立场大致有三种：完全赞成；明确反对；原则上赞成，但不主张“特色”、“体系”之类的提法，倾向于采用较少现实政治色彩的术语，或强调目标要审慎、合理。随着讨论的深入，处于对立两端的观点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第一种立场的变化是通过明确界定“特色”的内涵，将其具体化，同时尽量消除其中所隐含的意识形态色彩，并逐渐吸纳了“中国视角”、“中国化”等其他提法；第二种立场的变化是，相当一部分人逐渐在原则上接受这个命题，尽管他们可能更愿意采用“中国视角”、“中国学派”等提法。也就是说，两端都有朝中间靠拢的趋势。这种变化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随着中国加快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和平崛起这个命题的提出，大家都感到需要在理论上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解决人们所关切的理论与实际问题，理论创新，理论的“中国化”自是题中之议。这是时势使然。如果说“国际政治理论永远是大国的理论”10，那么正在崛起的大国对于理论的需求是显而易见的。外来理论虽有参考价值，但因其产生的土壤和背景不同终究不能完全满足需要。理论追求上的自信心与整个国家、民族自信心的增强有明显关联；二是近年来我们的理论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学术性和规范性都有明显提高，对西方理论成果和发展水平有了更多了解，既看到了西方理论的优势与局限，也认识到理论创新并非易事，因此在自主探索意识增强的同时，在理论的发展目标上也变得更为冷静、务实。
在1987年的上海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上，许多与会者都使用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之类的提法，并强调其必要性和紧迫性。11但一开始就有学者认为，既然国际关系理论是关于国际关系演变发展规律的科学，应该具有普遍性，因此不宜讲“中国特色”。但倪世雄等不同意这种见解。他们认为，国际关系发展规律固然不以任何国家学者的意志为转移，但我们立足中国观察世界，既带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情感，又体现着我国对外关系实践的经验和教训，所以中国学者的理论定会有中国的特色，这同英美学者的理论各有其特色一样，是很自然的。12
1991年6月，在北京举行了主题为“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代表争论最多的也是国际关系学科的“中国特色”问题。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国际关系学科；另一种则认为，要使国际关系学科科学化，提“有中国特色”是不科学的。介于这两种意见之间的观点则认为应当使国际关系研究“国际化”，不能让该领域为少数国家所垄断。前一种观点的主要论点是：任何国家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程度都取决于该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深度和广度。中国国际关系发展有自身的历史，理论内容也相当丰富，例如对时代的分析、革命和战争理论、三个世界理论。在具体概念上，中国人更多地用战略格局的思路，如“大三角”、“多极化”，若加以理论化，即可成为中国式理论的重要内容。一位英国学者也认为，“个人、国家与民族是深受其历史文化，行为经验影响的，不同的国家会提出不同的问题，应当有自己国家的学科”。持后一种观点的学者则认为，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从欧洲学来的。要发展这一学科就应当发现它的科学价值。13有的日本学者表示，日本学者正在力图克服民族文化的障碍，加入英美学者的争论。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利用西方的理论和模式来完善自己对具体历史事件的分析，因此不是理论和模式的发明者而是“消费者”。但渡边昭夫指出，美国学者在该领域的学术霸权可以从美国本身所拥有的霸权地位来解释。“只有当非西方学者真正能够创造出具有独创性的理论和模式之时，西方学者才会对非西方世界的国际问题研究给予重视。”14
在讨论中，何方的观点最为鲜明。他认为，社会科学总是带有明显的阶级烙印，并且要为现实服务，要求建立普世、统一的宏观理论，既不可能，也无必要。社会科学理论必须同各国的实际和文化结合。“连社会主义还必须具有国家民族特点，何况国际关系理论”。15袁明指出，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应着眼于全球，将其局限于少数几个国家是难以反映事物全貌的，但就具体国家而育，它又不可能与其地理环境、经济水平、文化基础与价值观念、历史经验等脱节。英国学者亚当•；罗伯茨就坦言自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自己国家里的观点的影响”。美国学者也曾公开宣称，“美国的国际关系教学是不可避免地以美国在世界上所起的作用为条件的。”袁明总结说，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已使中国人认识到必须从更为理性的角度去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刻不容缓，为此既需要借鉴，也面临如何“本土化”的问题。16
在1993年5月《欧洲》杂志社组织的一次讨论会上，也有两种意见。郗润昌认为应该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中国学派”。资中筠则表示，不必强调中国特色，中国历史上没有国际关系，就没有理论，近代也没有。理论应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各国情况不同，国力不同，考虑问题的视野和角度亦不同，因此可以提“中国角度”。肖元恺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是国际关系现实的客观反映，只能是适应和调整，不能再造。17
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