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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舟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大致属于后来事实上成为主流的第三种立场。在他看来，中国学者当然应该有自己的理论追求和理论建树，但他强调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现有水平和发展目标应该有一个客观、科学的认识，同时也要遵循学术研究自身的规律。他指出，任何一种有关人类社会的理论都可能产生不同的学派，国际关系学也不例外，因此讲“特色”之类未尝不可。但他倾向于少讲或尽量不讲“特色”之类的话，尤其是“有特色体系”这样的说法。主要理由有二：其一是我们迄今依然谈不上对国际关系学作出了多少贡献。我们真正从事这门学问的时间很短，现在基本上还处在介绍国外成果、借鉴别人的工具和方法、按照通用的分析框架和范式讨论问题的阶段；其二，在经历了长期的泛政治化之后，中国人在经济生活或学术领域都在淡化意识形态。国际关系研究亦应如此，要把意识形态追求同国家利益、对策研究同学理探讨、政见分歧同学术分歧分开，这样才有助于研究的深入和学术气氛的培养。18
任晓的观点也属于这种立场，他认为“特色”这个提法多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套用，但他认为中国学者要致力于建设自己的理论观点和理论主张，因此他倾向于提“中国学派”。他还指出，这是一个长远目标，但目前已具备了若干有利条件，其中包括：（1）中国博大的文化传统和丰厚的文化遗产为中国的外交思想和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文化依托和思想材料。（2）当代中国的外交实践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和发展的动力。（3）经过20年的努力，我们对国外理论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并做了一定的消化吸收工作。（4）已经形成了一支理论研究队伍。（5）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为中国的理论思想产生国际影响奠定了基础。因此，建设中国学派的前景是可以谨慎乐观的，但这并非刻意追求与西方理论的对立，而是说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一言以蔽之，要有我们中国人的理论贡献”。19
1994年5月，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和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曾专门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为主题举行了一次讨论会。与会者大多对“有中国特色”持肯定态度。有些人还强调了指导思想问题，并直接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联系起来。但会上同样有人提出不同看法。例如徐昕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治国方略，是一种政治思想，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是学术活动，两者有区别。张锡镇则担心过分强调“中国特色”可能使外界以为这种理论仅仅是为中国人服务的。20
在1994年12月北京举行的“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这个问题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有学者提出，国际关系理论必须坚持中国特色，建立自己的体系。美国学者哈里•；哈定教授对此也表示支持。但有些学者不同意这样的提法，有的虽能接受但主张不要强调它，理由是：（1）“中国特色”一词是政治用语或意识形态概念，学术研究不能照搬；（2）特色的形成并不靠预先设计，而有赖于理论本身的发展和成熟；（3）学术研究重在解释和说明问题，未必一定要有某种“特色”。著名中东、拉美学者的观点都未被冠以某国特色。许多外国的理论也能解释中国问题，提中国特色本身就不科学；（4）中国学者的研究本来就带有中国特色，无需特别强调；（5）强调中国特色，会过分突出理论的实用性，削弱学术性。21
上述五种观点，梁守德先生认为都站不住脚。他指出，无论承认与否，国际政治学理论不仅有各国特色，还有学派特色和个人特色。他提出三个判断：理论都是相对的；理论都有个性；理论都需要更新与发展。总之任何一种理论本身都内在规定其必然要有特色，没有个性、特性就没有普遍性和共性。22
梁守德先生是一贯倡导“中国特色”并不断就此提出新思考的学者之一，他实际上逐渐成为讨论的主角。早在1990年他就在《国际政治概论》中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特色”问题。2390年代以来还就此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他从哲学的高度，用事物的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原理，系统论述了突出“中国特色”的必要性。其基本结论是：没有各国特色的具体的国际政治学，就没有一般的抽象的国际政治学。24他最近还指出，理论的当代价值必须通过理论的特色创新来实现。“中国理论、中国学派、中国特色”不是人为的主观臆造，而是社会科学理论的内在规律性要求。25
倪世雄等认为，强调中国特色并不等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突出意识形态，任何政治理论研究都有立场和视角问题；强调特色也并非与研究全球共同关心的国际关系规律相抵触，但具体到一国与它国之间的关系时，各国的理论都有本国特色。26
相对而言，国际关系的具体问题研究要求有独特的视角和看法比较好理解，比如中国人自然更关注与中国和亚太地区有关的问题，从研究重点和内容上就必然有自身的特点。其他国家也不例外。但“理论”却不然，在许多人看来，真正科学的理论应该具有普遍意义。这是反对提“中国特色”的一个重要理由。
资中筠先生曾经提到，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个说法，在一次国际讨论会上曾引起英美学者的强烈反对，理由就是，既称为“理论”，本身就应有普遍性，而况国际关系当然是跨国界的，所以这一学科从定义到研究的对象都是全球性的，自不应有某国“特色”之说。她认为，从理论上说，西方学者的说法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国际关系所关注的是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和各种全球性的问题。“理论”也者，就是从种种复杂的演变中找出某些规律来，加以系统化，按说这应是客观的，可以有各种学派，但无所谓属于哪个国家，理论家应该完全超脱于自身所属国家或集团的利益。但这种完全超脱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因为每一个研究者都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中，植根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思维方式中。“国际”的定义也决定了它既是全球的，又主要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关系理论在西方发达兴盛显然与英美等国的实力和需要分不开，主要反映这些国家的关注点和意识形态。因此，至少不能否认不同处境的理论工作者视角必然不同。在这个意义上，有某国“特色”这个命题有存在的依据。
不过她最后仍然认为，根据“理论”的定义，原则上不宜强调这一点。理论工作者的天职是力求使自己的立论符合客观规律，有最广泛的意义和最长的时效。一种充满例外，或很快为现实所超越，或明显地为某种实用目的服务的“理论”是很难站得住脚的。过去我们在国际“理论”方面的努力收效不大的原因，除了受教条主义的束缚外，还由于功利目的太强，感情色彩太浓，对于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理论，尚未弄清就急于批判，使自己耳目闭塞。应该承认，美欧在这个领域内迄今仍处于领先地位，因此研究外国的理论还是我们的必修课。但这决不能代替我们从“中国人”的独特视角和感受见洋人之所未见，提出自己理论性的看法。与其说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不如说中国人以独到之见参与世界性的理论争鸣，做出自己的贡献。27
进入21世纪以来，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明确反对“有中国特色”的人越来越少，但与此同时人们开始较多地使用“中国学派”等替代性说法。也许可以说，人们认同了“特色”的基本理念，却未必接受这个标签。这似乎表明，第三种立场正逐渐成为主流。
其中梅然就建立“中国学派”所提出的理由颇有说服力。他指出，这首先是基于当今世界国际政治学的研究状况。美国的理论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以至于在许多人看来，国际政治理论基本上就是美国的理论。如果美国的理论确实科学、合理、全面，那么它独占鳌头倒也无妨。问题是，美国学者的研究对象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美国的外部环境和政策需要的认识。实际上正是作为头号强国的美国在战后所面临的广泛问题促进了当代美国国际政治学的发展。在战后初期东西方对抗的背景下，现实主义风靡一时；六、七十年代美国实力捉襟见肘，霸权稳定论和后霸权合作论便纷至沓来；今天美国处于唯一超强地位，干涉主义和跨国主义遂不绝于耳。美国的理论显然不可能使其他国家关心的问题得到完全解答。因此英国学者史蒂夫•；史密斯指出：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强烈地反映出美国的政策关注，这使得这门学科很难在一个跨国的、累积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如果美国的成果有着地域上的狭隘，其他国家的学者又如何能够在本国面临不同的政策议题时运用这些成果？一位德国学者还指出，美国的政治学从产生之初，其主流就以阐述、论证美国政治制度的合理和优越为目的，带有强烈的官方色彩。在这个气候下形成的国际政治理论，有着为美国的权势和世界领导地位辩护的基调。英国学者肯•；布思则写道：“权力政治理论和那些有着强大政治和军事实力、又享有学术威望的集团是意气相投的。西方之所以不想要一个对理论未来的不同看法是因为它正主宰着当今现实，有关超越和解放的观念得不到多少空间。依附论或世界体系理论之类的思想被当成非美的学术而避而不谈”。梅然的结论是：很显然，美国的国际政治学本质上是强者的政治学。既然如此，我们就更应该理解何以需要有自己的东西。“中国学派”因此也就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称谓问题。28
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把建设“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这就从政策导向的层面明确肯定了“中国特色”的目标。
近年来，按照一些人的看法，对于是否需要“中国特色”或“中国学派”这个问题，已经基本形成共识。有人甚至认为，经过40多年的发展，我们已经形成了最基本的理论公式或“硬核”。29这不仅反映在许多文章当中，更可以从一些全国性学术会议的讨论主题和发言情况上看出来。例如2004年9月全国高校政治研究会等单位在洛阳举办的“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研讨会。与会者认为，中国的崛起需要有自己的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体系，“不能等待其自然形成和出现，而是要积极探索”。30尤其是2004年12月国内各主要研究单位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直接以“建构中国理论，创建中国学派”为主题，可以说是一次标志性会议。根据会议综述，这次会议以25年来的国际关系理论探索为基础，以理论创新为宗旨，以“中国特色为本体”，坚持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基本内核”，认真吸取西方理论的“合理内核”，继承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精髓，面向新世纪国际政治发展现实，是人文社科界“立足本土超越西学”的一次大胆尝试。31
当然，所谓“共识”，主要体现在树立“特色”或创建“学派”的基本目标上，在具体问题上不可能完全一致。例如在洛阳会议上，钮汉章就认为，国际政治研究的发展要反对在特色的旗帜下搞单纯的民族化。陈岳指出，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单位虽然各有优势和特点，但理论建设还处于探索之中，各单位并未形成明显的特色和学派。他强调，在谈论建立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时，必须首先明确理论的层次问题。就宏观层次的基础理论而言，我们显然不可能创立一种完全有别于西方理论的所谓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体系。32
简单说来，真正引起争议的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国特色”、尤其是理论的“中国特色”这个提法；二是建立理论“体系”这个目标。许多反对“特色”这个说法的学者，并不反对国际关系研究应该有中国人的“视角”，因为这近乎常识。他们也同意，对外来理论应有一个选择、消化、结合本国实际和本土因素加以改造和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就有个中国化的问题。所以有人指出，如果当初不是提“中国特色”这个有套用官方口径之嫌的提法，也许不会有这么多的争论。33无论如何，当“特色”、“学派”等概念的内涵被逐步澄清以后，人们会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