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條，凡係大英國人，無論本國、屬國軍民者，「今在中國所管轄各地被禁者，准即刻釋放」。
第九條，凡係中國人，前在英人所據之邑居住者，或與英人有來往者，或有跟隨及侍奉英國官人者，全然免罪；且凡係中國人，為英國事被拿監禁受難者，亦加恩釋放。
第十條，前第二條所列五處條約港口者，「應迹M口、出口貨物稅、餉費，均宜秉公議定則例」，一旦英國貨物在其中一個港口按例迹愥幔讣醋加芍袊倘吮檫天下，而路所經過稅關不得加重稅例，只可按估價則例若干，每兩加稅不過分」。
第十一條，英國派駐在中國的大員，與京內、京外的滿清大臣有文書往來，「用照會字樣；英國屬員，用申陳字樣；大臣批覆用箚行字樣；兩國屬員往來，必當平行照會」。若兩國商賈上達官憲時，不再議內，「仍用稟名字樣為著」。
第十二條，俟奉大清大皇帝允准和約各條施行，並以此時准交之六百萬圓交清，英軍即退出江寧、京口，「不再行擱阻中國各省商賈貿易」。「至鎮海之拓寶山，亦將退讓〕。「惟有定海縣之舟山海島、廈門廳之鼓浪嶼小島」，仍由英軍暫時駐守，俟條文所議之洋銀悉數償還，「而前議各海口均已開闢俾英人通商後」，即徹出上述兩處英國軍士，不復佔據。（裕澹�
＊譯裕В骸茨暇l約〉又名〈江寧條約〉，下述條文內容的中譯，轉引自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彙編》（北京：三聯書店，一九八二年），第一冊之〈江寧條約〉條，頁三○至三十二。本章或餘後各章節所提及其他清朝條約的條文內容，出處均與上述同。
除一八三九年的協約議定以六百萬元作為遭銷毀之鴉片的賠款之外，在條約條文之中再也洠в须b字片語涉及鴉片事宜；同時，一八四三年締結的附約＊，僅規定茶、絲、棉、羊毛、象牙、各類金屬與洋酒等貨物關稅的稅率，亦未論及鴉片。悄後簽訂之〈南京條約〉的附約中，條文規定之五口通商、保護外人貿易的眩s程序中，鴉片的問睿俅伪宦远徽劇Ｔ谝淮闻c清朝主談大臣耆英的私人對話裡，璞鼎查提到，避免中國白銀外流，英國希望大清國能在以物易物的原則上，將鴉片的買賣合法化。耆英答以他不便提出這個問睿倍Σ檎f他亦下令不准提這個議睿�
其他列強仔細研究了〈南京條約〉與其附約的條文內容。一八四三年，美國總統泰勒（John Tyier）基於美國利益與美國在華龐大貿易商機的考最，特命顧盛（Caleb Cushing）為使華全權代表；顧盛是美國枺柯樗_諸塞州（Massachusetts）的眾議員，而麻州當地有不少富商與中國有貿易往來。顧盛於一八四四年二月抵達澳門，旋即與升為兩廣總督的耆英展開談判。談判期間雖有一名中國人因故攻擊美國人反遭殺害的意外衝突事件，但耆英很快就與顧盛在澳門附近的小村落締結條約，名為〈望廈條約〉。
與美國所簽訂的條約內容大抵延續中英條約的精神，但中美〈望廈條約〉的條款較多，且增加了許多重要的條款。例如，第十七條的條文攸關美國傳教士在華傳教的推展，規定美國人有權在這五個港口「設立醫館、禮拜堂及殯葬之處」。第十八條打破中國統治者嚴禁外國人學習中文的傳統，准許美國官民「延請中國各方士民等教習各方語言」。有關司法方面，在第二十一條亦有言明，嗣後美國人在中國犯罪，「由領事等官捉拏審訊，照本國例治罪。」但是為了避免落英國人的口實，第二十三條規定，凡有美國人「攜帶鴉片及別項摺浳镏林袊撸犞袊胤焦僮孕修k理治罪，合眾國官民均不得稍有袒護」。最後，第三十四條規定，「所有貿易及海面各款恐不無稍有變通之處，應俟十二年後，兩國派員公平酌辦。」（裕�
＊譯裕В杭础次蹇谕ㄉ谈秸硹l約〉，又稱〈虎門條約〉，共有十六條；另附〈小船定例〉三條〈五口通商章程：海關說則〉十五條，附二十六類貨物稅率。
一八四四年十月，法國人以〈望廈條約〉為範本，亦與中國簽訂〈黃埔條約〉。但是法國人在條約中也添加新的條款，例如，條文規定，倘若發生不平之事，遇有領事等官不在該地，法國的船主、商人可委託其他強權國家的領事代為處理；法國人在條約之中特別強眨钢瓮夥唷沟脑瓌t——簡言之，即在中國領土上所犯的罪刑，依其本國法律論斷的權力，中法條約中有關治外法權權利的授予，比之顧盛簽訂的條約有過之而無不及。此外，又迫於法方的壓力，耆英取得道光同意天主教弛禁的諭旨，從而推翻了雍正時代的禁教政策；在一八四五年的補充聲明中，耆英進一步將弛禁的範圍擴大至新教。
據此，自林則徐承命任欽差大臣以降的六年內，大清政府不惟無能抵禦強權，捍衛自身的一統，更無法控制自身傳統商業、社會與對外政策。其他歐美各國也循英、美、法所開的先例。英國人並不需要擔心中國與其他國家交涉的內容，因為中國對其他國家奉上的新權利自是不能把英國排除在外。
在一八四三年的附約中，英國人精心設計了一款條文，即第八款有關「最惠國待遇」原則的規定：「設將來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國，亦應准英人一體均沾，用示平允。」清政府意欲藉這個條款來緩和強權對中國所施加的壓力。但是這條規定反而使清政府難以覓得外援或收到以夷制夷之效，嚴重窒礙了清政府外交政策的空間。
令人詫異的是，英國與其他外國商人對鴉片戰爭後的商業成果大失所望。雖然這五個口岸皆經過慎選，但福州、寧波兩地外貿的成長遲緩，致令洋人一度想交換成其他前景較為看好的城市。迄至一八五○年，僅有十九名成年的外國人選擇卜居寧波；在福州的西方人亦僅有十名，其中七名是傳教士。廈門的商業前景同樣黯淡，因為此地的貿易活動向來為臺灣人與菲律賓人所壟斷，故難與歐洲人、美國人的商業需求融為一體。惟有當英國的船隻開始將此地的苦力載往古巴的甘蔗園做工，勞動力的輸出或許還能帶來少許的財富。
俟公行壟斷制度廢止，貿易完全開放之後，廣州的龐大商業利潤似乎指日可待，然而當地有濃厚的反英、排外情結，洋人發現難以在廣州城內尋覓適宜栖居、經商、開設領事館的處所。整個一八四○年代與一八五○年代初期，廣州城內反英颍齺y層出不窮，英國人也以暴行報復，反覆循環竟無寧日。但朝廷無法再次承受廣州百姓滋生離心離德的情緒，因此對於這類反英暴亂置若罔聞。
在這五個「條約口岸」之中，僅上海一地，因將屬沼澤區的租界與人煙稀少的窮鄉僻壤劃歸英、法與其他西方人，而躍升為繁榮的市鎮。到了一八五○年，隨著溼地排乾，堤岸竣工，已有逾一百名的商人住在上海，另外還有各國領事官員、五名醫師、十七名傳教士定居此地。一八四四年，有四十四艘外國船隻進出上海港，一八四九年，增加至一百三十三艘，一八五五年，則有四百三十七艘。上海地區的生絲貿易成長迅速，迄至一八五○年代，生絲貿易的總值已超過兩千萬元。此時鴉片的交易仍屬非法，但上海每年的鴉片到貨量至少有兩萬箱。
對於新的條約口岸制度，朝廷的態度顯得模稜兩可。耆英的觀點與朝中多數大臣一致，認為洋人的動機首在貪財，倘使此種條約口岸制度能持續實行，洋人其他的要求或許會停止。耆英與道光的這種想法，以及對某些權利如治外法權等閒視之的態度，或許只不過是因循舊例——亦即一八三○年代對中亞所採取的外交政策。例如在一八三五年，清廷允許素懷浸略野心的浩罕（Kokand）汗，有權在喀什噶爾派駐一名政治代表，並在葉爾羌與其他貿易重鎮派駐商務代辦。這名政治代表有權對住在「阿提沙爾地區」（Altishahr region）＊的外國人行使領事權與司法檬，並且對外地輸入「阿提沙爾地區」的貨物課徵關稅。清廷還同意，回民的關稅僅為非回民的一半（回人的關悅按價徵收百分之二點五，非回民則是課徵百分之五），從「阿爾提沙地區」出口至浩罕的貨物則免收稅。清廷顯然認為，這種權利的讓渡不但無損於主權的宣示，其實還不失為一種解決浩罕對貿易特權需索無度合算便捷的方法。幾位曾與浩罕談判的要員，或曾與浩罕作戰的名將，在一八三○年代或一八四○年代分別被眨芍翓｜南沿海任職（譯按，如奕山、楊芳），足以證明清廷對枺涎睾＿呩吽鶔袢〉膽儗Σ呤俏鲝櫿叩难永m（裕撸�
耆英費心安撫中亞那群難以瘢S的大汗，他在〈南京條約〉與其附約締結後，也可能以同樣的態度對待璞鼎查：耆英曾表示願收璞鼎查的兒子為義子；不時與璞鼎查互贈禮品（包括交換雙方妻子的照片）；親手將梅子餵入這位滿臉驚愕的英國全權大使口中；耆英甚至還自創「因地密特」＊＊一詞，以示親密。但面對道光皇帝，耆英則說這是他個人「撫綏羈糜」英國人之道。他不願與英國開戰，「爭虛名而無時效」，而是希望「略少小節而就大帧埂＃ㄔ＇十八）這個看法的問睿陟队攘袕娦量鄵铽@的條約絕非僅只是徒具「虛名』而已。這些條文就是具體的國際事務與商業行為。耆英與道光若能預見這些條約所產生的劇烈衝擊，勢必難以接受這等條文。但對朝廷而言，眼前的「大帧故窃陟度绾尉S繫國祚於不墜。對在位者來說，國內的不滿排山倒海而至，對外政策的問睿仓徊贿^是細微末節罷了。
＊譯裕б唬篈ltishahr係土耳其語，意指「六座城市」。此一地區大抵位於天山以南，帕米爾高原以枺瑣媿懮揭员保串敃r清人口中的「回部」、「回疆」、「天山南路」。
＊＊譯裕Ф骸敢虻孛芴亍辜磇ntimate一字音譯。漢學家費正清曾戲稱，耆英寫給璞鼎查的信，遣詞用語猶如一封情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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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模宏P於「復仇神號」的歷史與中國人對西方軍事技術的仿造，詳見萬拉漢（Gerald Graham），《中國軍港：戰爭與外交，一八三○至一八六○年》（The China Station： War and Diplomacy； 1830…186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頁一一七至一一八、一八三、二一五至二一八。
裕澹海暇l約》的條文內容，引自赫司曾特（Godfrey Hertslet）；《英國與中國、中國與外國強權的條約集，二卷》（Treaties etc。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and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Powers； 2 vols。； London。 1908），卷一，頁七至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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