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贤；顺四时五行，是以非命：以孝示天下，是以尚同。纵横家者
流，盖出于行人之官，遭变用权，受命而不受辞。杂家者流，盖出
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此九家者，各引一端，高尚
其事，其家虽殊，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舍所短取所长，足以通
万方之略矣。又有小说家者流，盖出于街谈巷议所造。”这一看法，
含有下列许多问题：
先秦学人论述诸子哲学，只将诸子中学说相契合或互连结的、作为一类，
并不加以学派的专名：如庄子以关尹、老聃为一类而不名为道家（天下篇），
苟子以子思、孟轲为一类而不名为儒家（非十二子篇），皆其例证。自司马谈
论六家要旨，始以儒、墨、名、法、阴阳、道德等学派专名为标准而评胫�
子学说。刘向歆父子因校理群书感于编目分类的需要，增加纵横、杂、农、
小说等名，置于六家之后；自是遂有九流十家之目。
近人对于刘氏所持九流十家之说，颇有非议。但最武断的是胡适，他在
其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中说：
“古无九流之目，艺文志强为之分别，其说多支离无据。？？
其最谬者，莫如论法家。？？凡一家之学，无不有其为学之方术，
此方术即是其逻辑。？？古无有无名学之家，故名家不成一家之
言。？？汉儒固陋，？？不明诸家为学之方术，于是凡苛察缴绕之
言，概谓之名家。名家之目立，而先秦学术之方法论亡矣，刘歆班
固承其谬说，列名家为九流之一，而不知其非也。”（中国哲学史大
纲卷上附录页四至五）
我们以为，九流十家之说，诚有可议，但将名家列为九流之一，则无甚
可议之处。我们虽承议“凡一家之学，无不有其为学之方术”，但我们却不
否认先秦诸子中实有于名学用力最大、成绩最著、并以名学成家的学派，如
惠施，公孙龙以及墨经作者等是。倘依胡适之论，非至否认逻辑的独立地位
不止，宁非大错！
诸子略划分学派，其可议之处，从梁启超以来有不少专论。撮要述之，
计有下列各点：（一）太史公所说“儒、墨、名、法、阴阳、道德”大分法，
大体上足以包举先秦重要学派，无可非议。（二）刘氏续增“纵横、农、杂、
小说”四家，颇类蛇足，即在目录学上也殊无根据。（三）六家皆以学显：然
战国虽有纵横之士，未闻有纵横之学。（四）农家如指关于农业技术，则根本
不成为学派，如指许行一派，则又不出道墨二家的“支与流裔”。（五）杂家
本不能成词；既杂即不能成家，成家则不应名杂。（六）小说家不在“可观”
之列，本已为刘氏所自认；据桓谭新论所释，“合叢小语，近取譬论，以作
短篇”，则文以载道，其所明道术，不会外乎六家要旨。我们认为上面对分
类法的批评，都近于烦琐，因为研究诸子思想的学派性，即使推翻了九流说，
也不能得出正确的理解。
刘氏的诸子出于王官说，自班固以下，即有争论。我们看来：西周以前
学在官府，而私学开创于春秋战国之陈，谓诸子出于王官，殊难一概抹煞。
不过，汉代以师为吏，学官为思想的合法生产者，帝王为正宗的钦定者与经
义的统一者。这无疑地是复西周？？在官府之古，此点当为刘氏诸子出于王
宫说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西周学在官府之制，反映了氏族贵族的专政，
后来派生出贤人作风，而贤人作风特徵之一，即是“今不如古”的退化史观。
所以，刘氏的诸子出于王官说，遂充满了“世道凌夷”之感。例如：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
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
崇其所善，从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
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
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是，穷知究虑，以明其指，
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
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
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瘉于野乎？若能修六
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七
略佚文诸子略总序）
似此，以“王道既微”为诸子时代的特徵，与孔孟庄荀的“世衰道微”
说，初无二致。至其以诸子为“六经之支与流裔”，并确指某家之学出于某
官之掌，则为汉代儒学正宗及经学基尔特传授制度的适切反映。这与其视为
“暗合古史”，不如视为替汉制寻找历史根据，更近真实。
然而，纵令如此，刘氏父子的别录与七略所论古今学术的演变，的确从
人文主义的观点出发，其中离开神学气息。此种精神，在刘歆的让太常博士
书里，表现得更为清楚：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兴，圣帝明王累起相袭，其道甚著，
周室既微，而礼乐不正，道之难全也如此。是故孔子忧道之不行，
历国应聘，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乃得其所。修易序书，制作
春秋，以纪帝王之道。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重
遭战国，弃籩豆之札，理军旅之陈。孔氏之道抑，而孙吴之术兴。
陵夷至于暴秦，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
由是遂灭。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
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札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至孝惠之世，
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至
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
绝，今其书见在，时师传读而已。诗始萌芽。天下众书往往颇出，
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
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粱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
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
后得，博士集而读之。故诏书称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
闵焉。’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及鲁恭王坏孔
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
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
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孝
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藏，校理旧文，得此三事。
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
赵国贯公、膠东庸生之遣学，与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识者之所惜
闵，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
寡，分文析宇，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
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
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
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
此三学。以尚书为不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今圣上德
通神明，继统扬业，亦闵文学错乱，学士若兹，虽昭其情，犹依违
谦让：乐与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诏，试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衔
命，将以辅弱扶微，与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废遣。今则不然，
深闭固距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欲以杜塞余道，绝灭微学，夫
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此乃众庶之所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
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古文旧书，皆有徽验，外
内相应，岂苟而已哉？夫礼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犹愈于野乎？往者
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然孝宣皇帝，犹复广立谷
粱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何则？与
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立之。传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
贤者志其大者，不书者志其小者’。今此数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
之义，岂可偏绝哉？若必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
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从上面的议论看
来，刘歆在信古的外衣里，表现出存古的主张，反对绝灭各家的“专
己守残”的政策，反对“雷同相从”的陋习。
章太炎说刘歆是一位“良史”，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
此外，刘向在战国策孙卿新书二书校录里，其所述古代学术的变迁大势，
亦复同此。就此方面来看，他指出文化史的发展不但与阴阳灾异等神学范畴
无甚关系，纯属人事以内，而且还主张存异说，反对专一说、党同门。我们
如果拿这点与五行志所载的话相对照，显然是二元的折衷主义的思想系统。
我们知道，两汉之际，农民战争的浪潮愈激而愈高，封建统治者内部，
一部分人物被现实所冲击而渐趋于清醒，一部分人物则益趋于迷信。在王朝
内部更出现了朋党之争及篡弑的危机，所谓经今古文学的论争，遂被政治斗
争所利用。参与此一政治斗争（例如刘向与萧望之周堪金敞等“四人同心辅
政”，共抗外戚许史及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刘歆更为王莽的国师）的刘氏父子，
在托古改制之中，还看出了“礼失求诸野”的现实危机。他们虽然为阶级所
限定，只能部分地摆脱神学，而不能成为辙底的无神论者，但在人文思想方
面却保持着清醒的自觉。他们的思想体系的矛盾，即是所谓“二重真理观”。
这种二重真理观或折衷主义的自我矛盾，一方面暗示了一元论神学思想
的危机，另一方面表白了对于中世纪社会矛盾之无力解决。刘歆的自杀悲刷，
即其明证。他们并不能自知矛盾的历史秘密，例如班固的刘向歆传赞曾说：
“刘氏洪範论发明大传，著天人之应：七略剖判艺文，总百家
之绪。”（汉书卷三六）
似此，对于不相容的矛盾思想，给以相等同的赞辞，正是折衷主义史家
论断的笔法。
第三节 扬雄的二元论思想
汉书（卷八七）扬雄传说：
“扬雄宇子云，蜀郡成都人也，？？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
通而已，博覧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
湛之思。清静亡为，少耆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
廉隅，以徼名当世。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传
赞说：
“雄年四十余，自蜀来至游京师。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
雅，召以为门下史，荐雄待诏，岁余，奏羽猎赋，除为郎给事黄门，
与王莽刘歆并。哀帝之初，又与董贤同官。当成哀平间，莽、贤皆
为三公，权倾人主，所荐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
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
转为大夫，恬于势利，乃如是。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
于后世，以为经莫大子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
篇莫善于食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
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
云。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于时，人皆曶之。唯刘歆及范逡敬焉：
而桓谭以为绝伦。王莽时，刘歆甄丰皆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
位之后，欲绝其原，以神前事，而丰子尋，歆子菜复献之，莽诛丰
父子，投菜四裔，辞所连及，便收不请。时雄校书天禄阁上，治狱
事使者来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从阁上自投下，几死。莽闻之
曰：雄素不与事，何故在此？间请问其故，乃刘棻尝从雄学作奇字，
雄不知情。有诏勿问。然京师为之语曰：惟寂寞，自投阁，爱清静，
作符命。雄以病免，复召为大夫。家素贫者酒，人希至其门。时有
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而钜鹿侯芭常从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
年七十一，天凰五年卒。侯芭为之起填，丧之三年。”
从扬雄的生平看来，他是一个不满现状而又不敢斗争的人，是一个为统
治阶级所不喜欢而有正义感的学者如桓谭所称赞的人。扬雄的思想，一方面
攝取周易与老子的理论，并杂以阴阳家的神秘主义（历数），而铸成其二元论
的世界观，另一方面又根据儒敢的人生哲学，建立其伦理学说。他的太玄赋
说：
“观大易之捐益兮，覧老氏之倚伏。省夏喜之共门兮，察吉凶
之同域。皦皦著乎日月兮，何俗圣之暗燭？豈愓宠以冒灾兮，将噬
臍之不及？若飘风以不终朝兮，骤雨不终日；雷隆隆而辄息兮，火
犹熾而速灭，自夫物有盛衰兮，况人事之所极？”
从这里，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