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抬得高了，后来便由五经增至七经九经，又由九经增至十三经，把本来是
“论”、“传”、“子”的东西都拉进去了。这是后话。在两汉闹经今古文
学之争的时代，还只有五经（白虎通义有五经篇）。
第二，今文和古文的区别。今古文之“文”，是什么意思呢？说文解字
叙说：“会颉这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
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寝多也。”文与字的这种区别，是就“小
学”（文字学）上说的；但在一般用语，则或以文概字，如谓“春秋文成数万，
其指数千”（太史公自序），固下限于狭义的“文”：或则以字概文，如谓“一
字之褒，荣于华衰”（范宁榖梁传集解序），固不限于狭义的“字”：或则泛
指支章而言，如稍“春秋，鲁史旧名，止有其事其文而无其义”（皮锡瑞经学
历史），即不指单文隻宇而指文和字所构成的文辞：而一般对于“语言”而言，
则谓之“文字”。由此可见，“文”这个名词，实包含有初文、孳乳的宇以
及用它们为工具而连缀组成成功的文章等意义：同时又必有“其事其义”以
为其连缀组成的内容。因此，经今古文学之争决不限于所用以写定的文字，
而史实也已证明了它们一连串的斗争确不限于单纯的文字。
但我们这里所要研究的“今文”和“古文”，第一，指汉代所谓五经所
赖以表现的工具——文字，第二，指经今古文学家所以争执的经的内容，即
双方所主的经说。
现在先说所谓今文和古文的第一个意义——即作为工具的文字。经学历
史的著者皮锡瑞（今文学者）以为“今文”是隶书，“古文”是籀文。他说：
“两汉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今古文所以分，其先由于文字之异。
今文者，今所谓隶书，世所传熹平石经及孔庙等处汉碑是也。古文
者，今所谓籀书，世所传岐阳石鼓及说文所载古文是也。隶书，汉
世通行，故当时谓之今文：犹今人立于楷书，人人尽识者也。籀书，
汉世已不通行，故当时谓之古文：犹今人之于篆隶，不能人人尽识
者也。凡文宇必人人尽识，方可以教初学。话慎谓孔子写定六经，
皆用古文：然则孔氏与伏生所藏书亦必是古文。汉初发藏从授生徒，
必改为通行之今文，乃便学者诵习。故汉立博士十四，皆今文家。
而当古文未兴之前，未尝别立今文之名。史能儒林列传云：‘孔氏
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讀之’，乃就尚书之古今支字而言。而
鲁齐韩诗，公羊春秋，史记不云今文家也。至刘歆始增置古文尚书、
毛诗、周官、左氏春秋。既立学官，必创说解。后汉衡宏贾逵马融
又遞为增补，风行于世，遂与今文分道揭镳。许慎五经异义有古尚
书说，今尚书夏侯欧阳说，古毛诗说，今诗韩鲁说，古周礼说，今
礼戴说，古春秋左氏说，古孝经说，今孝经说，皆分别言之。非惟
文字不同，而说解亦异矣。”（经学历史）
皮氏认为“今古文所以分”，由于“文字不同”，“说解亦异”，二者
平列，未分轻重。其实，经今古文学之争，除了“禄利之路”的关系，“说
解”相异，更为重要。至于“文字不同”，前人早已致疑（如段玉载王念孙），
而说得明白晓畅的，莫过于龚定盒。他说：
“请纵言今文古文！答曰：伏生壁中书，实古文也，欧阳夏侯之徒以今
丈讀之，傅诸博士，后世因曰，伏生令支家之祖，此失其名也。孔壁，固古
文也，孔安国以今文讀之，则与博士何以异？而曰，孔安国古文家之祖，此
又失其名也。今文古文（当系指其原文——引者按）同出孔子之手，一为伏生
之徒讀之，一为孔安国讀之，未讀之先，皆古文矣，既讀之后，皆今文矣。
惟讀者人不同，故其说不同，源一流二，渐至源一流百。此如后仕翻译，一
语言也，而两译之，三译之，或至七译之，译主不同，则有一本至七本之异。
未译之先，皆彼方语矣：既译之后，皆此方语矣。其所以不得不译者，不能
使此方之人晓殊方语故；经师之不得不讀者，不能使汉博士及弟子员悉通周
古文故；然而译语者未曾取所译之本而毁弃之也，殊方语自在也。讀尚书者
不曰以今文讀后而毁弃古文也，故其宇仍散见于群书及许氏说文解字之中，
可求索也。”（龚自珍太誓答问总论汉代今文古文名实）
由此可见，今古文字不同，并不足为经今古文学的区别，因而它也不能
成为今古文学相争的主要原因（所谓“今文古文同出孔子之手”，也不合史
实）。重要的还在于“读者不同，故其说不同”。但所谓古文，也并不是什么
籀书，而是战国时东土的文字：这一层不但皮氏所说有误，就是龚氏也只能
统地说为古文，未尝明白说明它是怎样的古文：直至王国维方始作出近真的
答案。他在说文所谓古文说一文中说：
“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说文解字叙中语—
—引者按）。此亦似谓殷周古文，然无论壁中所出与张苍所献，未必
为孔子及丘明手书，即其文字亦当为战国文字而非孔子及丘明时之
文字。何则？许氏此语实根据所见壁中诸经及春秋左氏传言之。彼
见其与史籀篇文字不类，遂以为即殷周古文：不知壁中书与史籀篇
文字之殊，乃战国时东西二土文字之殊。许君既以壁中书为孔子所
书，又以为即用殷周古文，盖两失之。”（观堂集林）
王氏这里指出了“壁中书与史籀篇文字之殊，乃战国时东西二土文字之
殊”，殊为有见；其结论具见于其所著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而论
据则在他的史籀篇疏证序，茲摘引如下：
“余前作史籀篇疏证序，疑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并以秦时古
器遣文证之，后反复汉人书益知此说之不可易也。班孟坚言仓颉爱历博学三
篇，文字多取诸史籀篇，而字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许叔重言秦始皇帝
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
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
小篆者也。是秦之小篆本出大篆；而仓颉三篇未出，大篆未省改以前，所谓
秦文，即篆文也。？？六艺之书，行于齐鲁，爱及赵魏，而罕流布于秦。其
书皆以东方文字书之。汉人以其用以书六艺，谓之古文，而秦人所罢之文与
所焚之书，皆此种文字，是六国文字，即古文也。？？故古文籀文者，乃战
国时东西二上文字之异名，其源皆出于殷周古文。而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
犹有丰镐之遗，故籀文与自籀支出之篆文，其去殷周古文反较东方文字（原
注：即汉世所谓古文）为近。自秦灭六国，席百战之威，行严峻之法，以同一
文字，凡六国文字之存于古籍者已焚烧划灭，而民间日用文字，又非秦文不
得行用。？？故自奏灭六国以至楚汉之际十余年间，六国文字遂遏而不行。
汉人以六艺之书皆用此种文字，又其文字为当日所已磨，故谓之古文。此语
承用既久，遂若六国之古文，即殷周古文，而籀篆皆在其后，如许叔重说文
序所云者，盖循名而失其实矣。”（观堂集林，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
其次，王氏又从近世所出的六国兵器、货币、印玺、陶器，与魏石经及说文
所出之壁中古文比较研究，证明“此数种文字皆自相似”，另成一个系统。
他说：
“近世所出，如六国兵器，数几逾百；其余若货币，若玺印，若陶器，
其数乃以千计：而魏石经及说文解字所出之壁中古文，亦为当时齐鲁间书：
此数种文字皆自相似，然并譌别简率，上不合殷周古文，下不合小篆，不能
以六书求之：而同时秦之文字则颇与之异。传世秦器作于此时者，？？其文
字之什九与篆文同，其去殷周古文，较之六国文字为近。”（桐乡徐氏印谱序）
他明白地肯定了“此四种文字（按指兵器等文字——引者）自为一系，又与昔
人所传之壁中书为一系”，并说明它们之所以不同于“西土”文学的缘故：
“其上不合殷周古文，下不合秦篆者，时不同也：中不合秦文
者，地不同也。其为别草率，亦如北朝文字上与魏晋、下与隋唐、
中与江左不同。其中玺印、陶器，可比北朝碑碣：兵器、货币，则
儿于魏齐小铜造像之凿款矣。”（桐乡徐氏印谱序）
王氏虽于战国东西二上文字不同及东上文字与所谓壁中书别成一个系
统，有所发见：但正如钱玄同所说，“王氏识虽甚高，胆实大小，他是决不
敢‘疑古’‘惑经’的”；然而他“最精于古代文字，以其研究所得，证明
壁中古文为用六国时为别简率之字体所写，适足以补康氏（有为——引者）之
阙，？？更足以见康氏考辨伪经之精确”。于是钱氏便更进一步指出刘歆所
以要用这种“为别草率”的六国文字去写伪经的原因，在于“那时甲骨固未
发见，尊彝也极少极少，而六国的兵器、陶器、玺印、货币，时代既近，当
时必尚有存者。这些东西上面的文字，则自秦始皇“眷同文字”以来悉被废
除，常人必多不识，虽本是六国异体，大可冒充为“仓颉古文”：更妙在字
体为别简率，奇诡难识，拿它来写伪古文经，是很合式的”。接着，钱氏又
引用具大泻写论语、孝经的故事，断定所谓壁中古文当多出于“拼合偏旁的
假古字”：
“刘歆的’古文’虽源出于大国的兵器、陶器、玺印、货币上
的文字，但那些东西上的文字，为数一定很少，拿来写经，是决不
够用的。用近代同样的一件事作比例，便可以明白了。清吴大徵用
尊彝文字写论语与孝经二书，并且也兼采兵器、陶器、玺印、货币
上的文字。吴氏所见古字材料之多，过于刘歆当不止十倍：而吴氏
仅写论语孝经二书，刘歆则要写尚书、仪札、礼记、春秋、论语、
孝经这许多书，还要写左傅（说文序谓左丘明用古文写左傅，又谓张
苍所献左传中的字与壁中古文相似），是刘歆需用的字应该多于吴氏
者当在百倍以上。可是吴氏用那样丰富的材料写那么简少的书，还
是要多多的拼合偏旁，造许多假古字，又加上许多说文中的篆字，
才勉强写成，则刘歆用那佯贫乏的材料写那么多的书，豈能不拼合
偏旁，造极多量的假古字呢？后来晋之隶古定向书，宋之书古文训，
其中十有八七都是拼合偏旁的假古字，这些假古字源出于魏三体石
经之古文，而魏三体石经之古文则源出于刘歆之壁中古文。我们看
魏三体石经，隶古定尚书，书古文训，以及汉简，古文四声韵这些
书中的‘古文’，便可以测知壁中古文之大概。据此看来，说刘歆
的古文源出于六国文字，不过考明它有来历罢了。实际上壁中经的
字用真六国文字写的，不知有没有百分之一，而拼合偏旁的假古字
一定占了最大多数，这是无疑的。所以说刘歆的古文源出于六国文
字，是对的，若说它就是六国文字，那可大错了。然则目壁中古文
为刘歆之伪字，不但可以，而且是应该的。”（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
学问题，见古史辨第五册）
以上由于康王钱诸氏的研究和考证，不但所谓“古文”的真相。已经无
复馀蕴，而且也透露出在经今古文学之争中，有些人是怎样不择手段的。由
可见，这一斗争，以家法始而以破弃家法终，换句话说，从古文学家与今文
学家争立博士始而以综合今古文学终，并不是偶然的。
第三节 经今古文学的争论及其与政治的关联
上面各章已经指出经今古文学的学派性，并已经说明作为正宗思想的代
表者儒林的阶级本质。现在，为了了解今古文经学斗争的真相，更具体地究
明一下汉家（以武帝为代表）尊崇儒术的意义，以及儒家者流对此的反应：换
句话说，即是知道他们彼此互相勾结和利用的情形。
汉武帝罢黜百家，尊祟儒术，表面上是由于衡（绾）董（仲舒）辈先后的建
议，但主要的却是由于汉家统治上的需要。汉家的统治，在政制上继承了秦
代的县乡亭制，而在思想上也必须找到它的神学的依据，以显示其天命有归，
借以麻醉人民。尊祟三老五更，提倡孝弟力田等等，都是和缓阶级斗争而巩
固农村“本业”的精神上的要务。至如所谓阴阳五行图书议纬之类，举凡足
以巩固中央专制主义的统制而粉饰太平，利用豪族地主阶级的阀阅地位而兼
收并蓄，都无不多方以尽其用，最后以钦定形式，裁决同异。如果轻率地以
之为单纯的迷信而予以抹杀，或以为汉人富于迷信而不加深察，都不能正确
地把握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