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为单纯的迷信而予以抹杀，或以为汉人富于迷信而不加深察，都不能正确
地把握这个时代的思想。有意争取正宗地位以及继之而巩固其既得地位的儒
者们，大都相信谶纬神学，不如此就不算会曲承意旨地为统治者献策了。所
谓“禄利之路”，便是他们“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生意经。请看史实吧：
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一四○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衡）
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五年，置五经博士”：“元光元年，策问贤良，于是董冲舒公孙弘等出焉”。
仲舒对策，“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
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
看来，好像武帝罢黜了百家，是决然以振兴儒学为己任似的；然而事实不然。
史载：建元元年，“议立明堂，遣使者安卓蒲翰，束帛加璧，徵鲁申公。”
“及申公至，见上，上问治乱之事：申公？？对曰：‘为治不
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上方好文辞，见申公对，默然；
然已招致，即以为大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明堂事见白虎通义
解释）。”（汉书儒林列传）
“元光五年，复徽臂良文学。上？？诏策诸儒，？？时对者百
余人，？？天子擢弘（公孙弘）对为第一，召见，容貌甚丽，拜为博
士待韶金马门。？？（弘）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
面折庭争。于是上察其行慎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
上说（悦）之。？？元朔中代薛泽为丞相，？？无爵，上于是？？封
丞相弘为平津侯。”（汉书公孙弘传）
“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嚮凤矣。”（同书儒
林列传）
这一对照，可见武帝所好，并不是重力行的真儒学，而是要以文辞来创
议宗教仪式的或“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的神甫教条。他们这种勾搭，
稍加分析都看得清楚。所以，无怪“学黄老言”的汲需要批评武帝“陛下内
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同时并“面触弘等，徒怀诈饰智，
以阿人主取容”（汲黯传），就是同行的儒家辕固生也要告诫“公孙子（弘）务
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同书儒林列传）
这种喜欢臣下“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的内法外儒政策，正是汉家
历代皇帝的心传。后汉替班彪传说：“汉兴，太宗（文帝）使淼继右苑�
术”，不用黄老，也不用儒术。而下引直帝这段故事，尤表露得淋漓尽致：
“孝元皇帝？？为太子（时）？？仁柔好儒，旦宣帝所用多文法
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霜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
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
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汉书元帝纪）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真是高帝以来的心传，也是“习
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的最适切的注脚。这一原则，是根本不许动摇的。
所以，一方面，武帝赐严助书，预先指定了奏对的范围：“具以春秋对，毋
以苏秦纵横！”（汉书严助传）因为春秋严上下之分，大一统之治，纵横便有
书统一了。而另一方面，汉武尝谓献王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
其勉之！”这是表露了武帝不“纯任德教”的事实，他之所谓春秋，不外是
一种用为“缘饰”“文法吏事”的工具。他利用充满了灾异阴阳五行的宗教
思想的春秋繁露作者——董帅舒，不是偶然的。因为文辞缘饰再没有比把经
学变成神学更合乎就治者的要求。董仲舒的天人对策，实陈上已可从武帝的
策问暗示了答案，那策问是：“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
性命之情，或天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事，未烛厥理？？？何修何饰而膏
露降，百谷登？？？”策问什么呢？一开始便这样的充满了宗教气氛。所以
后来选举，遂至以“明阴阳灾异”为标准（元帝）了，在这种封建制社会的宗
教空气笼罩之下，今文学家，固然参加阴阳怪气的制造，就是古文学家，也
何尝不援引纬书以说经呢！
后来，党得暗示或指定范围，尚不可靠，于是皇帝不惜亲自出马，“称
制临决”，前有宣帝甘露二年石渠阁“讲五经异同”的故事，后有章帝“下
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作白
虎议奏”故事，结局规定了一部以儒术为骨干的国宪——白虎通义来。其余
波，更表现为经文的钦定，这就是熹平石经。唐时刘秩选举论说：“光武好
学，不能施之于政，乃躬自讲经。肃宗以后，时或祖效，尊重儒水，不达其
意而酌其文。三公尚书虽用经术之士，而不行经木之道。”（全唐文三七二卷）
刘氏不知“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霜王道来之”，所以不免有这样的书生之见
了。
两汉今古文学之争，就是在这所谓“以霜王道杂之”的政治原则之下演
变的。刘申叔说：
“西汉之时，经学始萌芽于世。汉武表章经术，然宣帝即位，
重法轻儒，说经之儒犹抱遗经拳拳勿失，故今古文之争未起，自刘
敞移书太常为古文竟胜今文之始。新莽篡汉，崇尚古文。东汉嗣兴，
废黜莽制，五经博士仍沿西汉之规；而在野巨儒多明古学，故今古
文学之争，亦以东汉为最著。？？盖东汉初年，古文学派皆沿刘歆
之传（如杜子春郑众皆受业于刘歆），虽为今文所阨，未克大昌，然
片语单词已为学士大夫所祟*尚，后经马卢郑许诸儒之注释，流传至
今，而今文家言之传于后世者仅何休公羊解诂而已，馀尽失传：此
今文学所由日衰而古文学所由日盛也。”
这里所谓“在野巨儒多明古学”，“虽为今文学所阨，？？然片语单词
已为学士大夫所祟简”，而犹有争，可见经今古文学之争，不在争取学说之
公开流传，而是争取置博士，设弟子员——即官学的地位之确立。所以然者，
因为博士的官阶并不算小：——汉初俸四百石，其后增至六百石，内迁可为
奉常、侍中，外迁可为郡国守相诸侯王太传等等，弟子员年考一次，如能通
一经就可以补文学、掌故的缺，考得高等的，可以做郎中。有时还有临时的
差遣，如武帝元狩六年遣博士大（褚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是。史记说：“自
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禄利之路”的效验是多么
大呀！
经今古文学之争，自刘歆请立古文尚书等博士以来，终汉之世，大者计
有四次：
（一）西汉哀帝时，有刘歆（古）与太常博士争立古文尚书，逸礼，左传。
（二）东汉光武帝时，有韩歆、陈元（古）与范升（今）争立费氏易，左氏春
秋。
（三）东汉章帝时，有贾逵（古）之主左氏传与李育（令）主公羊传之争。
（四）在东汉末桓灵二帝之间，有郑玄（古）与何休（今）争论公羊左氏优
劣。
从上述这个筒目表看来，经今古文学之争，就经说的内容说，常以争立
左传为其中心问题，即是争论各派春秋说解的优劣问题。关于汉家的重视春
秋的意义，上面已经说过。因为汉代的“复古”，只以春秋为理想（后来，等
而下之，则以文景治世为理想），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有“孔子为汉制法”之
说（今文），然后公羊（后来谷梁）能够久据官学的地位，白虎通义即为今文学
之结晶：又有“汉为尧后”之说（古文），然后左氏传在新莽时得立于学官（因
便于新莽的代汉），光武以后也未“绝其道”，故尚得流传于学士大夫之间。
及至汉末，社会的危机暴露出来，黄巾蠭起，汉祚潜移；不但今文早已失却
其作为统治工具的作用，就是古文的经典注疏也已不足以厌悦人心。所以观
遇郑许诸儒，为了扩大派别的斗争力量，也终于撤废了家法的藩籬，走上了
综合“古”“今”的折衷的道路。两汉经学的结束的显明的表现，就是经今
古文学的合流。而时代思想的主流，则已经开始向着玄学方面潜行了。在这
一点上，马融恰是这一时代思潮转捩的体现者；而郑玄则为综合今古文学的
经籍注疏的殿军。
马融生于章帝建初四年，卒于桓帝延熹九年（公元七九——一六六年）。
其全年正是章帝会诸儒于白虎观，讲五经异同的时候，其卒年则为清议盛行，
党锢狱兴，李膺等二百余人被捕下狱的时候，即是由经学而清议而将入于清
谈的时代。马融是“外戚豪家”，“才高博洽”，“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
节”，“终以奢乐态性，党附成讥”（指“为梁冀草奏李固”）；证以他告友
人语，这记载是没有错的：
“融既饥困，乃悔而叹息，谓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据
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今
以曲俗咫尺之羞，灭无资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故往应（邓）骘
召。”（后汉书马融传）
“老庄所谓”，即指“生贵于天下”。由此观之，他不但撤废今古文学
的限界，兼注三礼，而且突破经学的藩籬，崇奉老庄（他也注老子淮南子）；
不但他谈的老庄之学为后来清谈的主要内容，而且于“绛帐”“女乐”之中
讲学，也开魏晋清谈家破弃礼教的风尚。这里，由儒家的经学大师口里提出
了“老庄所谓”的“生贵于天下”，实足以指示社会思潮正将转向的步骤！
郑玄生于顺帝永建二年，卒于献帝建安五年（公元一二七——二○○
年）。他尝与卢植同事马融。植“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卢植传），
而玄也学无师，择善而从，故当世号为博通。何休好公羊学，遂著公羊墨守，
左氏膏肓，岁梁废疾，玄乃发墨守，鍼膏育，起废疾。他虽以古学与休周旋，
但注书却不专主古学。他在六艺论说：“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
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也。”后汉书儒林列传说：“郑玄本
习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何平叔论语集解序说：“郑玄就
重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这些都是指说他不专主一家的。陈
澧东塾续书记说：“郑注周礼并存故书今书，注仪礼并存古文今文；？？从
令文则注内叠出古文，从古文则注内叠出今文。”范蔚宗说：“经有数家，
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
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载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后汉书郑
玄传）这不啻说后来郑注行而他注废的原因。而他自己在著书时确是自觉地在
追求着“括囊”“删裁”，使学者事半功倍。所以，在诗谱序里说：“举一
纲而众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于力则鲜，于思则寡，其诸君子亦有乐于是
歟？”这里所谓“举一纲而众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是就学者读是书时
可以“以一御多”说的，但他在写成是书之前，恐怕还要经过“由多求一”
的工夫吧。因为不“纲罗众家”，就无法“括囊大典”。这种方法，到了许
慎运用以著说文解字，更见显明：所谓“分别部居，不相杂厕”，而所以“分
别”之者，则依于“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条牵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
据形系联”的方法。这些对于清谈之分析名理，当有不少的影响。
郑玄也和马融一样，不为经学所拘囿。他在主观上虽自以为“念述先圣
之玄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但“黄巾为害，萍浮南北”（均
见其诫子书）。当他为袁绍宾客时，更有如下的故事：
“绍客多豪俊，并有才说，见玄儒者，未以通人许之，竞设异端，百家
互起，玄依方辩对，咸出问表，皆得所未闻，莫不嗟服。”（后汉书本传）
“依方辩对”，使“豪俊”们“皆得所未闻，莫不嗟服”，这决不是“述
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的儒家那一套所能奏效的。可见郑氏所学
必兼百家，本传所载三统曆、九章算术、天文七政论之类，只是例示而已。
在经学将被玄学历代替的时候，郑玄不但殚其精力于融合古今文学的注疏，
破弃家法的传统，而且还表现出清议的习尚，这样就成了汉末特别的“郑氏
家法”（本传）了！
第十章 汉末统治阶级的内讧与清议思想
第一节 统治阶级的势力消长与关系变迁
我们知道，汉代从武帝以后，封建制才以法典的形式标志出来。统治阶
级之间的矛盾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严格地讲来，汉代土地所有制在法律上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