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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到日本演出，驻日代办公使举行酒会，日本内阁全体出席，为中国争了面子。酒会的花费报到北洋政府外交部，却不得报销，理由是为一个唱戏的人请客，史无前例。
当梅兰芳因“男人扮女人”的艺术（鲁迅语）而在中国红透半边天时，号称“国剧”的京剧还没有出过国门呢，鼎力支持京剧明星梅兰芳的齐如山开始琢磨这事。第一次把“国剧”发扬到国外，去的是日本，时在上世纪20年代初，他们到了东京，中国驻日本的代办公使搞了个盛大的酒会，不但各国大使到齐，日本整个内阁倾巢出动，包括总理都到场，酒后演出一个小戏，皆大欢喜，代办和使馆人员尤其开心，因为这是前所未有的，历来一个代办公使请客，来宾中最高级别的一般也就外交次长，总长都很难到的。而这次连内阁总理都欣然前来，这是史无前例的，这都是冲着梅兰芳而来的。齐如山说：“也可以说是中国戏的力量。”不管怎么说，也算是给中国争了面子。
然而，这个酒会花费的几千元钱报到外交部，却不得报销，理由是为一个唱戏的人请客，史无前例。齐如山感叹说，至于为国家争了多大的光荣，官僚们的脑子里没有这样的概念，尤其是那些新上任的司长更是反对。直到后来外长换人，这笔账才得以报销。齐如山又开始筹划着如何让梅兰芳到欧美国家去访问演出，他找到了燕京大学校长、在杭州出生的“中国通”司徒雷登，司徒的意见是“梅兰芳的歌舞面貌，到外国去演唱，是没有问题的”。而齐如山想的则是如何发扬京剧的内涵，这解释起来就困难多了，他费三个月工夫写了一本书《中国剧之组织》，又找最好的画师，画了几百幅有关的图片，从剧场、胡须、扮相、脸谱到舞谱、兵械、乐器等，一应俱全，司徒雷登看了，才明白京剧里面还有那么多道理，主动约了十几个教授，帮他将中文名词都译成英文。为了准备出国，梅兰芳个人耗费了四、五万元，齐如山也贴了五千，最后路费还没有着落，又是司徒帮着约了一些银行家来看京剧图片展，筹措到一笔经费。
梅兰芳终于远渡重洋，到美国演出，波莫纳学院、南加利福尼亚大学都要授予他博士学位，这个意外所获，自然令他高兴。齐如山说，梅在演戏之外别无所长，在处世上只有忠厚和蔼，诚是知人之论。这以后那些为如何称呼梅兰芳而犯难的人，不用发愁了，加上“博士”即可。
正在柏林陷入困境时，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寄来通知，教育部已经补汇全部积欠的官费，可以到巴黎去领。徐悲鸿马上写信请使馆把钱汇到柏林，使馆照办不误。
徐悲鸿前妻蒋碧薇回忆录《我与悲鸿》中忆及巴黎高等美术学校的留学生活，一个人的官费支撑了两个人多年的生活，虽多次遭遇经济困境，可是每次山穷水尽时，又总是柳暗花明。1923年春天，他们正在柏林，生活难以维持、日处愁城时，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寄来的通知说，教育部已经补汇全部积欠的官费，可以到巴黎去领。徐悲鸿马上写信请使馆把钱汇到柏林，使馆照办不误。钱到之后，他们还清了所有欠款，重返巴黎，继续学业。
1925年的北京政局动荡不定，起先官费还是断断续续地汇来，后来又突然断了。这一来徐悲鸿他们又陷入了困境，有一次到了马上就要断炊的地步，蒋碧薇去一个朋友家借款，结果没有勇气开口。第二天起来，他们已经没有吃饭的钱，准备去朋友家，就在这时，收到一封信，原来大使馆来了通知，教育部寄来了一个月的公费，请他去使馆领取。那年夏天，他们租的房子遭冰雹袭击，屋顶的玻璃多被损坏，而他们没有经济能力修缮，正在束手无策之时，中国驻巴黎的总领事赵颂南来访，赵是江苏无锡人，非常崇尚西方文明，一家大小的生活习惯都已欧化，而且大力提倡幼童留学，直接接受西方教育，不光是自己的两个儿子，他还在家乡选拔亲友的子弟出来，其中有不少学有所成的。他同时爱好艺术，收购了许多西方原画珍品。看到了徐悲鸿当时的困难，他立即给了500法郎，才解了燃眉之急。
官费先是时断时续，最后变成了断线的风筝，徐悲鸿和蒋碧薇无奈之下，只好去打工，奔走好久才找到两份临时工，徐给书店出版的小说画插图，蒋给罗浮百货公司做绣工，报酬都很菲薄，要赖以谋生很难。他们终于发现，在巴黎已走到了山穷水尽处。
陈丹青在南京师大艺术学院的徐悲鸿艺术研讨会上发言，感叹徐之所以成为一代大师乃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其中说到他留学欧洲那一段，充满羡慕——“徐先生在法国，区区留学生，竟然买各种艺术品，钱花光了，就打电话给军阀时期驻法国公使要学费，公使马上给他寄过去——今天满世界哪里去找这样的事？”这与我在蒋碧薇回忆录看到的有所出入。
面对请愿的学生代表，教育总长刘哲大喊：“我要把你们统统枪毙，你们把遗嘱写下来，好叫家属来领尸。”
1927年，张作霖统治北京的时代，以刘哲为教育总长，将北京原来8个国立大学合并为一个京师大学，刘自兼校长。8校师生反对合并，学生会派代表向刘哲请愿。刘在教育部召见，先是一一问代表姓名，家在何处，北京有无亲属，而且办公桌前摆好了8副纸笔。当代表们感到莫名其妙时，刘一拍桌子，大喊：“我要把你们统统枪毙，你们把遗嘱写下来，好叫家属来领尸。”旁边的教育次长说：“总长发脾气了，你们快下去吧，不要自讨苦吃。”其时，刘哲在京城真是炙手可热，随便下个纸条，就能把人抓起来。当然，他的一个条子，也可以把亲戚朋友的子女送进大学里。
已改称京师大学文科的北大第一院，有一次发生考试风波，刘哲召见学生代表，经济系的千家驹是其中之一，他们鱼贯而入，向刘行鞠躬礼，当时北京学生多穿蓝布大褂，两边有插兜，手可以放在里面取暖，时值冬天，千家驹在鞠躬时没有把手拿出来，被刘哲发现了，先是问姓名，接着拍桌子大骂，说：“你不要说见我教育总长，就是见我京师大学校长也不应该把手放在插兜里行礼啊！见我教育总长又是京师大学校长尚且如此傲慢无理，对其他师长更可想而知了。你进来时把手放在兜里，吓了我一大跳，我还以为你拿个炸弹来炸我呢！”又说：“你们这些当代表的没有一个好东西，平素不用功，醉心‘平等’、‘自由’之说，所以最害怕考试。你们迷信胡适、蒋梦麟之流，他们都是‘赤化分子’，我叫你们用功读书，你们就骂我‘老牛’，真是岂有此理。”“你们只要好好读书，将来自有你们的好处。你们看我，我以前在京师大学堂读文科，整天在家里圈圈点点的，所以能有今天，做了教育总长，又是京师大学校长，不用功行吗？”
千家驹说刘哲是“沐猴而冠”，只知道升官发财这一套，在刘的眼里，包括胡适、蒋梦麟在内都成了“赤化分子”，另一方面，只要他一句话，阿猫、阿狗都能当教授。在他治下，王世杰、燕树裳等教授纷纷南下，离开北大。这大概也是北大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
张宗昌一见面就拍着胸脯对钱昌照说：“如果你想当官，绝对没有问题，任何方面我都可以介绍。”
1924年，自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牛津大学学成归国的钱昌照，怀抱着“工业救国”之志，那年他只有二十五岁，因为父辈与张謇有交情，凭张謇的介绍信，他在一年多时间里，走北穿南，遍访各路军阀。他最先到了东北，张作霖没有给他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对少年英俊、大清早就出外练兵的张学良，他倒是颇有好感，认为此人很有希望。他住在姜登选家，遇到的人当中包括了粗鲁的军阀张宗昌，一见面，张就拍着胸脯对他说：“如果你想当官，绝对没有问题，任何方面我都可以介绍。”从沈阳到张家口，冯玉祥招待他吃午饭，两菜一汤，这比后来冯请蒋介石吃的白菜炖肉待遇还高，他说冯滔滔不绝地讲了一番救国救民的大道理。
从张家口到太原，阎锡山说先要把山西建设成模范省，做其他省的榜样，他注意到阎讲话时，眼睛忽开忽闭，是个城府深、花样多的人。太原到开封，他见到胡景翼，感到胡虽是军人，却有一些见解，只是身体不大好，虚胖到难以行动的地步。开封到洛阳，正是秀才吴佩孚“八方风雨会中州”之地，吴的秘书长杨云史和他同乡，兼有亲戚关系，和吴见面时，在座的还有白坚武、蒋百里，穿着棉袍、白薯屑落了一身的吴招呼他一起吃烤白薯，大谈自己的做人哲学，对外国人不叩头，不躲进租界，还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他从吴的谈吐感到此人有些迂，不是有希望的人。最后他到了南京，去见据有长江三角洲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当孙从内室出来时，满嘴喷出的都是鸦片烟味，孙的谈话和阎锡山很相似，说是要把苏、浙、赣、皖、闽五省建设成全国的模范区，那时上海也属于江苏管辖。不过他感到孙说话吞吞吐吐，令人难以捉摸。
回到常熟家中，钱昌照觉得没有一个军阀可以依靠来实现他“工业救国”的抱负，有些失望。不久，他收到孙传芳的来信，邀请他当秘书处处长，还附了聘书。他把这件事告诉张謇，还有家里的亲人，他们都主张他应聘，认为孙重用地质学家丁文江，是个有作为的人，和他的看法不一样。他扬言自己选择吴佩孚，实际是到上海江湾找个房子躲起来，读中国通史，一读就是一年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