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政治，它们的目标都是共同的。我们无法知道谁最胜任总统或州长或参议员，但我们知道谁的形象最能排解和抚慰我们心中的不满。我们看着电视屏幕，像《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中邪恶的皇后一样问道：“镜子，墙上的镜子，告诉我，谁是世上最美的人？”我们常常把票投给那些性格、家庭生活和风格在电视屏幕上表现出色的人。古希腊哲学家在2500年以前就说过，人常常以自己的形象塑造上帝。现在，电视政治又添了新招：那些想当上帝的人把自己塑造成观众期望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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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形象政治一方面保留了为个人利益投票的传统，一方面又改变了“个人利益”的含义。蒂姆·沙利文和我的父亲把票投给了能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党，而“利益”对他们来说是意味着实实在在的东西——赞助，优惠政策，保护他们不受官僚的伤害，支持他们的工会或社团，勤奋工作的家庭感恩节能享受火（又鸟）的美味。按照这样的标准，黑人是美国唯一心智健全的选民，其他的大多数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投票，但这些利益都是象征性的，也就是说，只能起到心理安慰的作用。和电视广告一样，形象政治也是一种疗法，这就是为什么魅力、容貌、名气和个人隐私会如此充斥其中的道理。如果我们冷静地想一想，我们就会记得，林肯的照片没有一张是微笑的，他的妻子很可能是个精神病患者，他本人很长时间也是郁郁寡欢的。对于形象政治来说，他显然是不合适的。现在的我们当然不希望我们的镜子里出现如此阴郁而缺少乐趣的形象。我想说的是，就像电视广告为了起到心理疗法的作用而必须舍弃真实可信的产品信息一样，形象政治为了同样的目的也必须舍弃真实可信的政治内容。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历史在形象政治中发挥不了重要作用，因为历史只有对于那些相信过去能够滋养现在的人才有价值。托马斯·卡莱尔【托马斯·卡莱尔（ThomasＣarlyle，1795—1881），苏格兰散文作家和历史学家，著有《法国革命》等书。——译注】说过：“过去是一个世界，而不是一片灰色的混沌。”他写这句话的时候，书还是严肃公众话语的主要媒介。一本书就是历史，它的一切都把我们带回到过去的时间里——从它的写作过程到它线形的陈述，再到通篇运用自如的过去时态。古往今来，没有其他任何一种媒介能像书一样让我们感受到过去是如此有用。在关于书的一次谈话中，卡莱尔说，历史不仅是一个世界，而且是一个活的世界，虚幻的反而是现时的。
但是，电视是一种具有光年速度的媒介，是以现时为中心的。它的语法里没有表达过去的时态。图像中的一切都是“现在”发生的事情，正因为这样，所以电视节目中要特别用语言指出，我们现在看到的录像是几个月前录制的。而且，和它的前辈——电报一样，电视只需要播放这些零星的信息，而不是收集和组织它们。卡莱尔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那么好的预见性：从电视媒介的角度来看，代表历史的正是作为电视屏幕背景的那一片“灰色的混沌”。在娱乐业和形象政治的时代里，政治话语不仅舍弃了思想，而且还舍弃了历史。
斯泽斯拉夫·米洛什是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在斯德哥尔摩的颁奖仪式上发言时说，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是“拒绝记忆”，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上百本已经出版的书否认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进行过大屠杀，这样的事实真是让人触目惊心。我觉得历史学家卡尔·肖斯科的观点非常切中要害，他说，现代人对于历史已经变得漠不关心，因为历史对他们来说没有实用价值。换句话说，导致历史消失的是人们事不关己的态度，而不是他们的固执和无知。电视业的业内人士比尔·莫耶斯的话更是一语道破天机，他说：“我担心我的这个行业……推波助澜地会使这个时代成为充满遗忘症患者的焦虑时代……我们美国人似乎知道过去24小时里发生的任何事情，而对过去60个世纪或60年里发生的事情却知之甚少。”【引自1984年3月27日在纽约市犹太博物馆举行的全国犹太广播档案会议上的讲话。】特伦斯·莫兰认为，在一个本身结构就是偏向图像和片断的媒介里，我们注定要丧失历史的视角。他说，没有了连续性和语境，“零星破碎的信息无法汇集成一个连贯而充满智慧的整体”。【莫兰，《1984年的政治：这就是娱乐》，夏季刊，1984，第125页。】我们不是拒绝记忆，我们也没有认为历史不值得记忆，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已经被改造得不会记忆了。如果记忆不仅仅是怀旧，那么语境就应该成为记忆的基本条件——理论、洞察力、比喻——某种可以组织和明辨事实的东西。但是，图像和瞬间即逝的新闻无法提供给我们语境。镜子只能照出你今天穿什么衣服，它无法告诉我们昨天的情况。因为有了电视，我们便纵身跃入了一个与过去毫无关联的现时世界。亨利·福特说：“历史是一派胡言。”亨利·福特能这么说，他对印刷术的态度应该算是乐观的。对他的这番高论，电源插头的回答是：“历史根本不存在。”
如果上述这些观点还有几分道理，那么奥威尔的预测又错了，至少对于西方民主国家来说是这样。他预见到历史将消失，但他认为这是政府所为，是类似于“真理部”真理部：【奥威尔所著《一九八四年》中的一个政府部门。——译注】这样的机构系统地毁灭对政府不利的史实和记录。当然，这正是苏联的做法。但是，赫胥黎的预测更接近事实：历史的消失根本不需要如此残酷的手段，表面温和的现代技术通过为民众提供一种政治形象、瞬间快乐和安慰疗法，能够同样有效地让历史销声匿迹，也许还更恒久，并且不会遭到任何反对。
我们应该借助赫胥黎而不是奥威尔来理解电视和其他图像形式对于民主国家的基础所造成的威胁，更明确地说，是对信息自由所造成的威胁。奥威尔认为政府会通过赤裸裸的压制来控制信息的流动，特别是通过禁书的方式，他的猜测是非常合理的。他的这个预言同历史完全吻合，因为只要书籍成为信息交流的重要工具，那么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它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干涉和查禁。在古代中国，秦始皇下令销毁孔子的《论语》。而奥维德被奥古斯都驱逐出罗马，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写了《爱的艺术》。即使是在崇尚优秀文化的雅典，人们在阅读某些书籍时也难免胆战心惊。在《论出版自由》一书中，弥尔顿【弥尔顿（JohnMilton；1608—1674），英国伟大诗人，地位仅次于莎士比亚。以长诗《失乐园》闻名于世。——译注】回顾了很多古希腊书籍遭禁的例子，其中包括普罗泰哥拉【普罗泰哥拉（Protagoras，前481—约前411），古希腊哲学家。提出相对主义的主要命题“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因被控以不信神之罪，著作被焚。——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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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因为在一次演讲的开头坦言他不知道世上是否有神而受到著作被焚的惩罚。弥尔顿很细心地注意到，在他那个时代之前的所有案例中，只有两种书“会引起执法官的注意”：一种是亵渎神灵的书，另一种是诽谤他人的书。弥尔顿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因为他在谷登堡【谷登堡（JohnnesGutenburg，约14世纪90年代—1468），德国工匠和发明家，发明活字印刷术，一直沿用到20世纪。——译注】两百年之后写这本书时，清楚地知道，他那个时代的执法官，如果可能，会查禁一切题材的书籍。换句话说，弥尔顿知道查禁制度在印刷业里找到了用武之地，事实上，在印刷时代成熟之前，信息和思想并没有成为一个严重的文化问题。如果说一个字写下来会产生某种危险性，那么印刷出来的字就会有百倍的危险。有人很早以前就意识到了印刷术会带来危险，例如亨利八世，他的星室法庭【星室法庭：英国法庭，以专断暴虐著称，1641年废除。——译注】就被授权查禁书籍。伊丽莎白一世、斯图亚特王朝和很多其他谷登堡之后的君主都认识到了这一点。这些人中包括教皇保罗四世，他在位期间，制订了第一个教廷禁书目录。大卫·里斯曼说过，在印刷术的世界里，信息是思想的火药，所以审查者们才需要穿着肃穆的长袍来熄灭点燃的炸药。
奥威尔的两项预见——（1）政府控制和（2）印刷材料对西方民主国家形成严重威胁——现在看来都错了。奥威尔实际上探讨的是一个存在于印刷时代的问题，这也是美国宪法起草者们探讨过的问题。在美国宪法制定之初，大多数自由人都是通过传单、报纸或口头语言接触社会。他们以自己能够完全控制的方式，在熟悉的语境中交流着彼此的政治观点，所以，他们最大的担忧是可能存在的政府zhuanzhi。《权力法案》规定政府不得限制信息和民众意见的流动。但是建国者们没有预见到政府的zhuanzhi可能被另外一种问题所取代，也就是说，公司国家【公司国家（corroratestate）：源出1970年美国查尔斯·A。赖克（CharlesA。Reich）所作的《绿化美国》，认为国家是一台巨大的机器，完全不受人的控制并置人的价值观于不顾。——译注】通过电视控制了美国公众话语的流动。我对此毫无异议（至少是在这里），我也不想对公司国家有什么怨言。我只是想表达自己的忧虑，就像安嫩伯格交流学院的院长乔治·格布纳写下列这段话一样：
电视是私营文化部（三大广播公司）经营的一种新的国家宗教，它们为所有民众开设统一的课程，它们靠的是隐蔽的税收。电视机开着你就要付钱，不管你是在看书，还是在看电视，也不管你想不想看……【①引自1982年4月26日纽约举办的第二十四届媒体生态学会议上的讲话。要了解格布纳院长的全部观点，参见《电视：新的国家宗教》，第145—150页。】
在同一篇文章中，格布纳写道：
自由不是靠关掉电视实现的。电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生活中最有吸引力的东西。我们生活在一个绝大多数人不会关掉电视的世界里。如果我们不直接从电视得到某种信息，我们也会通过其他人得到它。
我不认为格布纳教授这里想要说的是，那些运作“文化部”的人蓄意要控制我们的符号世界。我甚至怀疑，他也会认为，即使是安嫩伯格交流学院接管三大广播公司，观众们也不会发现这其中的差别。我相信他要说的是——我确实相信——在电视时代里，我们的信息环境和1783年的信息环境完全不同；我们要担心的是电视信息的过剩，而不是政府的限制；在公司国家美国传播的信息面前，我们根本无力保护自己；所以这场为自由而战的战斗要在和以往完全不同的阵地上进行。
我斗胆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有些书被禁止进入学校图书馆或用于教学，传统的自由论者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反对，现在看来他们的反对是无关紧要的。当然，这样的禁书行为让人反感，确实应该遭到反对。但这确实是太微不足道了，甚至可以说是掩人耳目，因为它干扰了自由论者们的注意力，使他们无暇面对那些和新技术有关的问题。简单地说，学生的阅读自由并没有因为长岛或阿纳海姆或任何其他地方的书被禁而受到损害，而是像格布纳所说的，电视在损害了学生的阅读自由之后，却仍然摆出一副无辜的样子。电视不是禁止书籍，而是要取代书籍。
同禁书制度的斗争主要是在19世纪，但真正取得胜利却是在20世纪。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由电视的经济和象征结构造成的。那些经营电视的人从来没有限制我们获得信息，而是不断扩大我们获得信息的途径。我们的文化部是赫胥黎式的，而不是奥威尔式的，它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不断地看电视，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使信息简单化的一种媒介，它使信息变得没有内容、没有历史、没有语境，也就是说，信息被包装成为娱乐。在美国，我们从来没有缺少过娱乐自己的机会。
各种各样的zhuanzhi者们都深谙通过提供给民众娱乐来安抚民心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认为民众会忽视那些不能带给他们娱乐的东西，所以他们还是常常要依靠审查制度，而且现在还在这样做。zhuanzhi者们认为民众清楚地知道严肃话语和娱乐之间的差别，并且会在意这种差别，因而审查制度就是他们对付某些严肃话语的方法。现在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了，所有的政治话语都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