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省思
钮先钟＇中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省思》＇1995
序言
第一篇
第一章战争的起因
第二章张伯伦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三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同盟关系
第四章1940年挪威战役的检讨
第五章曼施泰因及其计划
第六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失败的检讨
第七章希特勒为何未能击败英国
第二篇
第八章1941年希特勒征俄失败的检讨
第九章论1942年南俄战役
第十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意大利
第十一章北非战役的分析
第十二章从德国人的观点论诺曼底之战
第十三章诺曼底登陆战的历史分析
第十四章诺曼底作战与法国南部作战的比较研究
第十五章战略与后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
第十六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德国的战略轰炸
第十七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德陆军战力的比较
第十八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高战争指导者
第三篇
第十九章日本为何发动太平洋战争
第二十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基本战略的决定
第二十一章珍珠港事件
第二十二章中途岛会战评述
第二十三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军为何不曾进攻中国台湾
第二十四章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分析
佚名＇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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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钮先钟＇中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省思》＇1995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战争。自从战争结束之后，有关此次大战的著作也就纷纷出现，而且历久不衰。概括言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战争结束之后，首先出版的书以亲身参加战争的重要人物所写的回忆录最为畅销。尤其是名将对战争经验的叙述和感想更是具有高度的吸引力。但从学术研究的观点来看，这一类的著作既不能视之为信史，而且也缺乏较深入的分析。此即所谓的第一阶段。到了1970年代，许多较详细和较深入的著作开始问世，尤其是美英两国官方所编辑的战史更是具有权威性的记录。不过，这一类的著作不仅篇幅浩繁，而且内容也相当琐碎，似乎不是一般读者所能接受的。此即所谓的第二阶段。此后，世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兴趣也就逐渐减弱，但到90年代将近时，二次大战50周年之期即将来到，同时新的史料又不断发表，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研究和著作遂又出现新的高潮。此即所谓的第三阶段。
在第三阶段中呈现出新趋势即历史学界浓厚的修正主义。此种趋势的形成，其原因可归纳为两点：（1）各有关国家都已先后公开发表其战时的机密档案，遂使若干真相得以大白。（2）经过长时间的冷却，过去一切恩怨都已消失，于是也就能作比较客观公正的评论。在此种新趋势导引之下，新的著作呈现出新的风貌，而使人们对于50年前的大战又能获得若干新的认知。
我个人不仅亲身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在战后阶段，也一直不曾与战史的研究和译作脱节。我曾经编译过不少书籍，而且也写过不少论文。这本书就是由近年来所写的论文编辑而成。论文本虽各篇自成单元，彼此之间并无联系。但经过编辑之后，此处所选择的二十四篇论文也就可以构成一个体系，并有其逻辑上的排列顺序。
全书分为三篇，每篇各有其特定范围：第一篇是以战争初期为范围，第二篇所包括的时段是以希特勒征俄之役为起点而直到其败亡为止。第三篇则专论太平洋战争。
我写这些论文并非以记述或评论为目的，主要目的即为回顾与省思。在四五十年之后来回顾过去，并作新的再思考，其所获得的印象和启示，当然会与当年所获得者有很大的差异。时间是一位非常公正的裁判，是非功过到现在都可能有新的认定。这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还值得省思的理由。
过去的战史著作往往重视个案而忽视全局，遂有见树不见林之弊。本书所选择的论文大致都具有宏观的视野，并把焦点放在大战略方面，所以若与其他的著作比较则有详其所略，而略其所详的特点。因此，对于某些疑问可以提供新的解释，对于某些现象可以作成新的整合。
50年的光阴一转眼就已过去，20世纪也已接近尾声。但世界是否即能从此步入和平的新环境则仍大有疑问。不过，诚如李德哈特所云：想获得和平必须了解战争。这本书的出版若能有助于人们对战争的了解，则作者将深感欣慰。
钮先钟写于1995年农历除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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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战争的起因
钮先钟＇中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省思》＇1995
前言
远因与近因
一只看不见的手
希特勒的大战略
慕尼黑会议
直接导火线
结论
前言
1939年9月1日上午4时45分，德军不宣而战地进入波兰领土，揭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就是50余年。其祸首是谁？战争是怎样爆发的？其导火线是什么？这些问题在过去50多年里，一直都有许多人研究，也常有若干不同的意见。不过，时间愈久，则所发现的资料也就愈多，而所获得的结论也自然更较精确。尤其是近年来，许多国家都公开了他们的官方机密档案，使过去某些重大的疑案都获得更进一步的澄清。此种史料的再检讨，不仅具有纯学术性的意义，而且对于从务实的观点来研究战争的人，也能提供一种新的启示和开辟新的境界。
李德哈特有一句名言，那就是“想获得和平必须了解战争。”但一般研究战史的人，在对于战争寻求了解时，往往只把眼光固定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上，而对于战前的“因”和战后的“果”，则未曾予以应有的重视，换言之，只注意到战争是怎样打的，而忽视了战争是怎样发生和怎样结束的。从专业军人的观点来看，过去的战争是如何指挥和执行，其胜负成败的关键在哪里尤其是那些名将的言行能够提供何种示范固然都值得深入研究；但从战略的观点来看，则战前和战后的因果，其重要性并不一定比战争的主体为轻，也同样地应该加以深入研究。
假使说战略的最高理想不是赢得战争，而是赢得和平，则战争的前因后果也就更值得重视。换言之，必须了解战争是如何爆发，然后始能学会怎样避免战争；必须了解战争是如何结束，然后始能学会怎样重建和平。
在人类的历史上，治乱相寻，本是常事。欧洲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差不多保持了100年的太平（1815至1914），所以，19世纪可以算是西方文明的黄金时代。但从1914到1945年，几乎占了20世纪的整个前半段，欧洲却连续发生了两次大战。严格说来，这应该算是欧洲人的内战，但整个世界也都跟着他们遭殃。甚至到今天我们都还不能建立一个比战前更佳的国际秩序。
俾斯麦曾经说过：“愚人说他们从经验中学习，我则宁愿利用他人的经验。”而罗马史学家波利比奥斯（Polybius）则说得更深刻：“最具有教训意义的事情莫过于回忆他人的灾难。”因此，尽管到今天已经50余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仍然值得深入分析。尤其是经过时间的过滤、分析的结果，也就更值得信赖。
远因与近因
研究历史的人对于战争爆发的原因往往惯于从远近两个层面来加以分析。就所谓远因而言，几乎每一次战争的爆发根源，都可以回溯到上次战争的结束。也就是说，上次战争的“果”会变成下次战争的“因”，这样循环下去，永无已时。事实上，又并非经常如此单纯，不过，专以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言，这种解释却可以说是相当正确。
1919年6月28日，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和约在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完成签约仪式。当时身为联军总司令的法国福煦元帅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曾经感慨地说：“这不是和平，这只是20年的休战。”他的预言果真不幸而言中。
依据史学家的公论，凡尔赛和约可能要算是近代史中最恶劣的和约。它违背了同盟国在休战以前对德国人所作的承诺，但又并不能真正地和长久地制止德国再起。尤其更坏的是破坏了欧洲权力平衡的悠久传统。它在欧洲中央造成一个权力真空，因而使后来的权力结构无法长期维持安定。最后终于导致第二次战争的爆发。
首先应指出美国威尔逊总统所提倡的“民族自决”观念，就原则而言，固然无可厚非，但实际上，却使德国在所有的战败国中成为惟一的受惠者。就领土和人口而言，德国的损失相当有限（领土7。3万平方公里，日耳曼人口700万人），在整个欧洲，它仍然还是最完整和最强大的民族集团。但领土和人口的丧失又激起德国收复失地的强烈意愿，同时并制造出来少数民族问题，成为尔后纳粹德国的侵略借口。
若与德国相比较，奥匈帝国的命运反而更不幸，而被肢解得四分五裂，于是果然不出捷克史学家巴南基（FrantisekPalanky）在1844年所预料：“若是奥匈帝国瓦解，变成许多小型共和国，那也就会使德、俄帝国主义者获得良好的机会。”那些东欧弱小民族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得偿其独立建国的宿愿，但不旋踵即显示他们很难维持独立，其结果即为在欧洲中央造成权力真空，等候新强权去填充。
在政治方面，战胜国想把德意志帝国改造成为典型的民主国家，甚至比他们本身还更要民主。在战后所制定的新德国宪法，也许在当时的欧洲可算是最进步的，但此种民主制度是由敌人强迫加在德国人的身上，所以，他们不但没有好感，反而会有强烈的反感。
德国人有服从权威的传统，在已经没有王室作为效忠对象时，年高望重的兴登堡元帅暂时被用来填补此种心理真空。但那只是一种代用品，不能完全满足日耳曼民族的精神需要。所以，在魏玛共和国时代（WeimarRepublic），德国人在精神上始终是充满无力感。在这种情况之下，希特勒、纳粹党、第三帝国的兴起也就代表一种自然趋势。
凡尔赛和约的经济方面比政治方面还更荒谬。德国人被迫要付出天文数字的巨大赔款，那事实上是不可能的，结果是德国在民穷财尽之余，战胜国为了阻止其破产，反而必须对它提供大量贷款，帮助它经济复苏，使其变成欧洲最大工业国家。
在军事方面也订有非常苛严的限制条件。但事实上，仍未能认真执行。概括地说，不外两种情况：（1）某些条款根本无法执行，所以，只好不了了之；（2）以后战胜国虽明知德国违约，但由于种种原因，而不能加以制止。
总而言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关战后国际秩序的安排可以说是糟不可言，把那些条约订得那样严苛，只是徒然引起战败者的反感，而对尔后和平的维护则非但无益，反而有害。因此，诚如经济学大师凯恩斯（JohnM。Keynes）所云：“我所关心的并非这些条约是否合于正义，而是其智慧和后果。”
拿破仑战争之后召开的维也纳会议（1815年）对于战后欧洲秩序的重建曾作远较明智的安排，遂能使欧洲在19世纪始终勉强地维持着权力平衡，过了比较太平的日子达100年之久。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巴黎和会则恰好成为强烈对比，其结果，遂如福煦所料，所获得的只不过是20年的休战而已。
一只看不见的手
即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已经埋下了燃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火种，但战后初期，欧洲的和平和安全还是相当巩固，并未有任何严重的危机出现，战后的德国的确已经被解除武装，假使说德国人仍然还是具有复仇的意愿，但至少暂时是已经没有复仇的能力。反而言之，胜利之后的法国陆军已成欧洲硕果仅存的最强大兵力，而英国也继续保持着其七海雄风。此外，法国的空军直到30年代仍然被公认为世界上最进步的空军之一。
在莱茵河上仍继续维持着非军事地带，而在东欧，法国又已与波兰、捷克等国建立同盟关系，作为对苏俄的屏障和对德国的牵制。在这样的安排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者在欧洲的确是享有绝对战略优势。就另一方面来说，欧洲国家对于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也并非不曾作相当重要的努力。1925年的洛迦诺（Loaarno）会议，不仅恢复了德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而且更在英法德比意五国之间签订了相互保证条约共同承诺维护欧洲的和平。因此，诚如丘吉尔所云：“从1922年到1931年的10年间，欧洲和平已达到其最高点（Peaceatitszenith）。”
假使说洛迦诺会议稳定了欧洲的国际秩序，恢复了德国的外交地位，则1924年的“道威斯计划”（DowesPlan）更引进美国的投资，帮助欧洲经济复苏，并使德国由安定而进到繁荣。所以，在20年代，欧洲的前景似乎呈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