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指挥的基础是由任务和状况所形成。任务由所应达到的目标所构成。对任务负责的人，其眼光应永远不离开目标。一个含有许多部分的任务容易使注意力偏离主要目标。
状况的混乱是常态。能知正确详细的敌情是非常罕见的。虽然企图发现敌情是事理之常，但在困难状况中等待消息则为大错。
2．决定（decision）的作为是以任务和状况为基础。当任务已与状况不适应时，决定必须要考虑已经改变的环境，当任何人改变任务或未能执行任务时，必须向上级报告，并对其后果承当一切责任。他永远是在全体架构之内行动。
决定必须指出一个明确目标，并使用一切可用兵力去追求它。这必须用指挥官的坚强意志来彻底执行。往往意志较强者胜。
一旦形成决定，除非有真正重要理由，原则上不可改变。不过，由于战争环境瞬息万变，顽固地坚持已作的决定也可能导致错误，领导的艺术在于能适时认清需要重新决定的环境和时刻。
在其本身目标不受危害的限度之内，指挥官应容许其下级指挥官保有充分行动自由。但这并非说他可以授权下级代作他自己所必须负责作成的决定……
3．一份命令所应包括的内容为下级在独立执行其任务时所必须知道的事情，并且仅以此为限。所以，命令必须简明、具体而完整，为受命者所能了解，而在某些环境中，更应适合其性格。下命令的人应永远记着要替受命者设身处地着想。
4．指挥用的文字必须简单和不会引起误解。任何疑惑都必须澄清，这比正确的格式更加重要。不可因为求简而使含义不清。
5．仅当环境可以先知时，命令始应有拘束力，但状况却时常使指挥官必须在黑暗中下命令。
6．假使执行时状况有改变可能，则命令尤需避免涉及细节。在较大规模作战的状况中，命令必须早几天下达，这个问题尤其值得注意。在这样的状况下，全面目标特别重要，命令必须对此特别强调，至于执行方法则不必提及。
以上所云乃德国教范中所陈的指挥原则，现在再就美军的情形来作一对比。
美国人从来不曾发展任何与“任务导向指挥系统”类似的观念。巴顿将军曾指出许多美国指挥官根本不了解这种原则，其理由并不难解释，所谓“科学管理”是首先发展于美国，并且也是在该国作了非常普遍的应用。此种管理系统对每一个层面的执行者的一切行动都是事先有详细的设计，而事后也加以严密的控制。简言之，人在这种管理系统中是被当作一种工作机器。因此，美国的“野战教范”虽然有许多地方都是照抄德国人的文章，但在基本精神上却有很大的差异。尤其是其中有许多详细规定，而那正是德军教范警告其指挥官所不应该做的事情。譬如说，它企图预知许多不同情况，对于行动的细节作相当详尽的说明。反而言之，对于下级指挥官的独立责任则一字不提。
现在为了简捷起见，不拟再引述美国野战教范的原文以为对照，而改用另一种资料来显示美德两国在指挥观念上的重大差异。
1953年，美国陆军修订其FM100－5，并企图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纳入新版之中。为了慎重起见，曾邀请一批前德国军官组成一个小组来对其草稿提供意见和批评。这个小组由前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主持，他们所提出的主要意见可以简述如下：
1．教范的任务，除传达有关指挥和战斗的基本信息和观点以外，即为教育。
2．我们有意把这个问题的教育方面列为第一优先。
3．德国高级指挥部（Germanhighmand）曾经指出下列五点对于任何教育均为主要目标：
（1）在各级指挥层都要保持高度的独立性。
（2）需要一种任务导向的纪律，即内部工作一律依照所给予的任务来开展。
（3）自由创造力。
（4）作成“完整”（Whole）的决定（即明确而不模糊），并集中一切力量来执行它。
（5）经常照顾部队并维持他们的战斗价值。
在表示了这些正面的意见之后，这个小组逐对美国的教范作了毫不客气的批评，其要点列举如下：
1．若与德国的战争观念作一比较，则美国教范经常表现出一种企图预料状况，并对行为模式作详细规定的趋势。这种办法限制指挥官的行动自由，使他不能依照实际状况来处理问题，也使他丧失一种制胜的重要先决条件。
2．美国教范对个别战士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不曾给予应有的重视。
3．由于享有历史性的物质优势，美国教范表现出一种轻视奇袭、运动和紧急应变措施的显著趋势。
4．由于企图事先预知每一种情况，美国教范遂有流于刻板化的趋势。
5．美国教范对于战争的心理方面和体力方面的作用都有低估趋势。
6．最后，哈尔德特别郑重建议应在教范中加上这样一句话：“在战争中，性格（character）的素质要比心智（intellect）的素质较为重要。”
上述最后两点，当然即为德国教范中基本观念的重述，而前面四点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陆军的指挥系统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理由。
综合评比
根据历史记录来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陆军应该算是超级的战斗组织，从士气、精神、团结和弹性等观点来看，20世纪任何国家的陆军也许无一点能出其右。以色列陆军也许可以勉强和它比较，不过以色列陆军在1967年所打的只是“6日战争”，而德国陆军却曾苦战达6年之久。
德军之所以勇敢善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在上文中曾详细分析的两大主要因素（战争思想与指挥原则），可能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不过我们无法在此逐一予以分析。
一位普通的德国军人并非天生的勇士，他也不是为政治思想或社会地位而战。他之所以能够挺身而战，是因为他属于一个特殊团体（组织）。这个团体即为德国陆军，那是一个有良好整合和良好领导的组织，所有的成员都能获得公正和平等的待遇。
德国陆军的思想基础为克劳塞维茨的观念：战争为独立意志的冲突。德国在地理上经常面临着两面受敌的困境，在经济和物质上也受到严重限制，所以德国人不得不打穷人的战争。德国陆军是把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战争的“作战”方面，而对于其他一切问题则不重视，甚至完全忽视。德国陆军的思想、训练、组织都是完全配合此种战斗至上的路线。他们只把少量的资源用在后勤、行政或管理方面，有时也许实在是太少。他们是有系统地和有计划地把最好的人员送上前线，而对于后方则几乎故意置之不顾。其一切有关筹饷、升迁、勋奖等项安排都以鼓励战斗为目的。毫无疑问，这许许多多的因素加在一起即足以揭穿战斗力的神秘。
由于专心致力于作战，德国陆军并不像美国人那样重视科学管理。若用现代标准来衡量，那只能算是相当原始化的组织。德国军人很少利用统计资料，甚至也不懂数学模式。这种落后现象的形成可能是由于保守主义和纳粹思想，但也有其正面的意义。德国陆军内部是尽量简化行政手续和减少文书数量，这样才能使军人一心打仗而不至于案牍劳神去处理许多不急之务。
在许多状况中，美军司令部所认为必不可缺的信息，对于德国人而言，根本不存在，而且即令有那些信息，他们也没机械化的数据处理工具，所以也不能作有效的利用。反而言之，德军各级指挥官都已养成把握要点不管细节的习惯，所以那些繁琐的信息对他们也的确并无太多价值。
这种差异可以从双方的思考步骤和所用语言上表现出来，当德国军官面对着某种任务时，他会问：“这个问题的核心是什么？”而一位受过管理教育的美国军官则会问：“这个问题包括哪些部分？”
德军的组织原则是不惜一切成本以保持他们认为对战争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互信、勇于负责，以及各级指挥官作独立决定的权利和义务。
要鼓励独立，则又必须给予自由；要训练人的负责精神则必须建立长久的共识和互信，此种逻辑的直接后果，即为德军教范显示的要言不烦，绝不牵涉细节，也不事先说明答案。这样也就把一切随机应变的责任都加在指挥官的肩上。
假使再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军拿来作一对比，则更可以显示两国陆军在思想和行动上的差异。从1940年到1945年，美国陆军由官兵总数24。3万人，扩充到总数超过800万人的大军。这是一种打破历史记录的成就，甚至可以说，除美国以外，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可能有这样的成就。
美国不仅建立了这样一支庞大的兵力，而且还要远越重洋把他们送到旧大陆战场上，然后再凭借强大的物质力量把敌人压倒并终于获致全胜。此种胜利可以称之为“组织的胜利”，表示美国人长于组织，善于运用科学管理，所以才能如此迅速有效地动员其资源以击败对方。但这又必须有一先决条件，即不仅拥有巨大的国力，而且还有一个安全和安定的后方，可以容许其动员不受干扰。简言之，美国的环境和德国完全不一样，所以，前者有资格打富人战争，而后者只能打穷人战争。
富人的战争也就是物质的战争，美国军队不仅有巨大的生产工厂做他们的后盾，而且其本身，实际上，也等于是一座生产巨大火力的工厂。所以从美国人的观点来看，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物质，是机器，是火力，而不是战士。因此，在他们的军事词语中并没有一个与德文“operatiy”意义完全相当的名词。他们所重视的是管理而不是指挥。
诚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是最后的胜利者，但从战斗力的观点来评分，德军应该考第一名，而美军则瞠乎其后。所以德军虽然战败，他们却很有理由说：“非战之罪也！”
结论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已经50余年。假使对于历史的研究仅仅只是为了解或解释过去，则似乎并无太多的现实价值。但事实并非如此，研究过去也正是为未来着想。所以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提出三个问题作为结论：
1．军事组织应具有何种性质。
2．现代技术会产生何种冲击。
3．战斗力是否仍然重要。
现在就分别检讨如下：
1．首先必须郑重指出，军事组织是一种特殊组织，有其特殊任务，所以与其他的非军事组织有其本质上的差异。军以战斗为主，换言之，建军就是为了备战。假使不是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那国家又何必劳民伤财去建军呢？把军事组织视为一种大企业或官僚系统，那是完全错误的。诚然，现代军事组织由于科技的进步，社会形态的改变，已经变得非常复杂，所以管理的技巧是绝对需要的，否则那样庞大的组织根本无法行动（运作）。但又必须认清管理只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军事组织的目的（或任务）还是打仗（战斗）。军队若不能打仗，则管理得再好也毫无用处。
一般组织都是假定在正常情况中运作，所以其管理的原则也就完全“合理化”（rationalization），换言之，即以“成本效益”（cost…effect）的计算为基础。这种原则在平时对于军事组织尚可以作某种程度的应用，但一到战时，而尤其是战场上或战斗中，其效用就会大打折扣。军事指挥官所面临的问题远比企业管理家更艰巨。后者所要考虑的只是赚钱或亏本，前者所要负责的则为“死生之地，存亡之道”。
因此，军事组织不能完全合理化，因为战争本来就不是完全合理的，在平时被认为合理有效的组织到战时可能完全瘫痪，或错误百出。所以军事组织必须具有充分弹性，能够应付奇袭和变局。
2．现代技术对于战争形态和军事组织都已产生重大冲击，此乃无可置疑的事实，但战争的本质并未因此而发生改变。战争仍为独立意志的冲突，打仗的仍然是人而不是机器，或较严格地说，是人用机器来打仗，所以，尽管有一切的科技进步，军人的身份依然是战士（fighter）而不是技师（technician）。尤其是军官还必须维持其传统专业精神，他对于部下负有领导和教育的双重责任。
诚如德军教范所云：“虽然技术进步，但个人所扮演的角色仍具有决定性。”尤其是现代化的工业社会中，培养战士远比培养技士较为困难。人类的文明愈进步，合于战斗条件的人也就愈少，所以向未来看，文明社会可能会面临“无可用之兵”的危险。从此种观点来看，德国陆军如何养成高度战斗力的经验不但不会由于技术的进步而变得无意义，反而会因此更提高其价值。
3．战斗力是否仍然重要？本文的答案是肯定的。不过，也许有人要说，假使能像美国那样拥有巨大物质优势，则战斗力就会变得不重要。这种想法实乃似是而非，我们可以分为几个层面加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