岜涞貌恢匾Ｕ庵窒敕ㄊ的怂剖嵌牵颐强梢苑治父霾忝婕右苑治觥�
首先要指出的是世界各国情况都不一样，有的国家有资格打富人战争，凭物质优势取胜，有的国家则只能打穷人战争，凭战斗力取胜。就整个世界而言，当然是后一类的国家要比前一类的国家较多。穷人绝不可企图打富人战争，因为他没有充足的本钱，如果不自量力，则必然失败。反而言之，富人却可以学穷人之所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如果美军有较佳的战斗力，则其获胜就可能会远较迅速，而所付出之成本也会比较轻微。
其次，假使有两个国家物质力量在伯仲之间，而其中某一方面之军队战斗力较佳，则在正常情况之下，它也就享有优势或较大之成功把握。
最后，在某些特殊之战争情况中，物质力量的效用会由于种种原因而受到减弱。于是高度机械化和技术化之兵力反而无法击败穷人的军队，美国人在越南的经验即为现成的例证。如果当年在越南作战的美军能有较高的战斗力，则历史可能要重写。
上一页回目录下一页
佚名＇扫描＇
cdhyy＇OCR＇2008
cdhyy＇校对制作＇2008
第十八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高战争指导者
钮先钟＇中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省思》＇1995
引言
希特勒
丘吉尔
斯大林
罗斯福
东条英机
结论
引言
历史的最大教训即为告诉人类应如何温故而知新。人类为何那样愚笨？无分古今中外，无分大人物或小人物，都会一再重蹈前人的覆辙。历史究竟能给予人们何种启示？这也许即为我们研究历史时希望能够获致答案的问题。在没有了解“为何”（Why）之前必须先了解“如何”（How），究竟前人是怎样做的？必须了解事实真相之后，始能吸取教训。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真正的“大战”（GreatWar），许多方面都必须研究，所以研究者需要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假使作一概观，又可以发现某些方面已有很详细和深入的研究，而另有某些方面还比较缺乏研究，又或许过去流行的意见有再检讨之必要。本文的主题即为如此。战争可以分为许多层次、许多部分，但最重要的应该是战争的最高指导者（TheHighestDirectionofWar）。这也就是战争巨人（Giant）的神经中枢。很令人纳闷儿，这一最高层如何运作，似乎就是一个比较缺乏精密分析的问题。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现象？其可能的解释也许是下述三点：（1）最高层的战争指导不仅在战时被视为最高国家机密，甚至于战后各国政府也都不愿意公开，尤其是若干决定性行动根本就没有正式记录。（2）所谓大战略的领域范围实在太广泛，军事与非军事，内政与外交，都包括在内，要想加以综合研究非常困难。（3）到这样的最高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变得非常重要，许多微妙的因素不但没有记录，甚至也无从分析。
尽管如此，由于近年来已有很多新资料出现，于是过去的哑谜现在也都已逐渐揭开谜底。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真正负责指导战争的人并不多，仅限于主要国家的最高政治领袖。本文所拟检讨者为希特勒、丘吉尔、斯大林、罗斯福、东条英机五人的战争指导（依照进入战争的先后排列）。所依据的都是较新的史料，而所获结论也可供后世参考。
希特勒
首先要讨论的主题当然是希特勒，因为战争是他发动的。不过，在尚未分别讨论之前，又必须先概括说明这些战时领袖所共同具有的情况。
1．他们几乎都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或至少对于那次大战留有深刻的记忆或印象。此种经验对于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思考和行为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有足够的记录可以显示，他们经常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而他们作判断时也常以往事为例。比较言之，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最深者是希特勒和丘吉尔，罗斯福则次之，而斯大林和东条英机则又次之。不过，这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已。大致说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高级将领和其他政治人物也都莫不皆然。
2．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政府高级决策几乎毫无组织可言，元首都是大权独揽，同时也无适当的幕僚对他们提供协助。与他们接近的亲信和侍从经常能对其产生微妙的影响，甚至也还有很多不可告人的内幕。他们都是以天才自居，相信自己的灵感，而不重视专家的忠告。他们不仅从事外交，开所谓高峰会议的先例，而且还亲自指挥作战（例如希特勒和斯大林）或企图干涉军事（例如丘吉尔）。
希特勒的战争指导一直受到德国军人回忆录的掩盖。那些回忆录固然很有价值，但经常是把一切过错都加在希特勒一个人的身上。诚如曼施泰因元帅以《失去的胜利》为其回忆录之书名所暗示，将军们无不以为本来非常卓越的战略都被这位外行最高统帅搞垮了。德国在上次大战中的高级文武官吏莫不自称他们对于那位元首毫无好感，只是不得已而服从他的命令。
最近在德国的研究发现，事实真相与过去所报道者有相当差异。几乎在所有重要问题上，希特勒与其高级将领之间并无太多争执，例如1939年攻击波兰，1941年攻击苏联，甚至对苏联国力的评估，他们意见也大致相同。德国对美国的宣战也是如此，这种情形也包括其他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在内。当然又并非暗示毫无歧见或争论，对于战略和战术的确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但不像那些回忆录作者所云，他们的建议总是对的。除极少数例外，希特勒的军事顾问绝大多数都是效忠于他，并且对重大问题也都一致表示同意。假使有人不与他合作，希特勒就不惜用大量金钱去收买他，这固然是查无实据，但其效果也是不言而喻。
过去大家对于希特勒几乎是有贬无褒，但现在对于他又有新的评价。事实证明他在战略领域中确有若干值得称赞的表现。至少可以列举下列三点：（1）他甚至在执政之前，即已拟定长程战略计划；（2）他极富创新精神，敢于采取间接路线；（3）他有极坚定的意志，能克服危机和渡过难关。至少可以说在1942年之前，他的战争指导还是功过相抵。从波兰战役开始到发动征俄战役为止，希特勒的表现大致是在一般水平之上。尤其是像挪威战役的发动，曼施泰因计划的采用，更已为史家所共赞。
希特勒发动征俄战役不仅能获军方的同意，而且也已构成其长程战略计划的主要部分。这一计划分为三个阶段：（1）在第一阶段，德国必须完成国内的团结和再武装；（2）在第二阶段，德国应击败法国；（3）在第三阶段，德国将完成对俄国的征服。从历史中可以找到充分之证据，足以显示希特勒内心里能经常坚持其计划。
仅在战争后期，希特勒与其高级将领之间才对作战问题时常发生争论。这并非完全由于希特勒的刚愎自用，而是他与军事领袖们对于战争的前景各有其不同的看法。希特勒仍然在计划如何赢得战争，这也反映其意志的坚强。反之，若干军事领袖对于战争前景已经表示悲观，他们所希望的最多只是少输当赢而已。有两个例证值得注意。
1942－1943年冬季，俄军赢得斯大林格勒会战之后，在高加索孤军深入的德军面临着被俄军切断后路的危险。德国将领们要求迅速把这些德军全部撤出，而希特勒则坚持要在克赤海峡（KerchStraits）对岸塔曼（Taman）半岛上维持一个桥头阵地，以后德国人称之为库班桥头堡（KubanBridgehead）。此种争论的原因安在？希特勒仍希望在俄国赢得胜利，而这必须要求德军能够夺占高加索的油田。如果德军能保持库班桥头阵地，则对于这一作战有重大助益。军事领袖们则希望能在东线上形成僵局（Stalemate），而认为希特勒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
1944年秋季，俄军在拉脱维亚（Latvia）西部切断一个德国集团军群的后路，德方称这个地区为库尔兰（Courland）。德国高级将领部主张立即将守军撤出，用来增强其他方面的防御和对抗俄军的下一波大攻势。其中要求最强烈的人即为当时出任陆军参谋总长的古德里安将军。但希特勒另有打算，他希望把西线联军逐出欧陆，让他至少可以有一年的时间把全部兵力集中在东线上俾击败俄军。但其先决条件则为必须赢得大西洋之战，切断联军的补给来源。希特勒相信德国已在建造的新型潜艇能够完成此种任务，不过潜艇人员则需加速训练。惟一可用的训练场即为波罗的海中部和东部，所以这个桥头阵地必须坚守。当时支持希特勒的人只有海军总司令邓尼兹，此项事实与希特勒终持指定他为继承人的决定似不无关系。
从所言和所行的记录看来，德国的战争计划并无任何内在矛盾。因为波兰不肯屈服，德国才首先将其解决，接着就迅速击败法国并将英国人逐出欧陆。然后再发动征俄战役。等到俄国被征服，德国就会跨越大西洋征服美国。这似乎是一种狂想，但在整个战争期间，此种计划由于受到环境影响，虽曾作多次修改，但基本构想始终不变。概括言之，德国的战争指导有其令人难以相信的一贯性。20年前在尚未执政时，希特勒曾经说过：“德国若不称霸世界则宁愿完全毁灭！”至少在这一点上，他的预言近似正确。
丘吉尔
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最高领袖群中有其特点：当战争开始和结束时，他都不是英国政府的首相。战前英国政界（包括保守党和其他政党在内）大都主张给予印度较大的自治权，只有丘吉尔一人强烈反对，于是他在英国的政界长期受到孤立，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物。所以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酝酿之时，他虽以在野之身一再发表其独特的意见，却没受到国内外的任何重视。
当英国自身尚未受到任何攻击时，张伯伦即已向德国宣战，于是英法两国都投入战争。但张伯伦只是宣而不战，等到挪威失守之后，他终于被迫下台，才由丘吉尔取而代之。战争结束时，丘吉尔的保守党在国内大选中失利，于是他必须下台，改由工党领袖艾德礼（ClementAttlee）执政。所以，一头一尾都不是由丘吉尔掌舵，但从1940年5月到1945年7月，在伦敦负责对战争最高指导的人是丘吉尔则又毫无疑问。在伟大的战争领袖之中，丘吉尔又有另外一个特点：他不仅有深厚的历史意识，而且更计划由他自己来写历史。
丘吉尔曾经写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史，而且曾发挥重大影响作用，所以有充分理由相信他准备要再来一次。因此，当他发表某些文件时，都曾考虑其在未来历史中的含义。英国的战时文件到现在都尚未完全公布，所以我们对于丘翁皇皇大著（一共是六卷的回忆录）的真实性，有时不能不保持存疑的态度。
假使不谈细节，我们对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扮演的角色又应如何作一总评。这位具有雄才大略的英国战时领袖，最值得称赞的是他的灵感和决心，而不是他的智慧和才能。当德军的狂澜正在横扫西欧之际，若无丘吉尔挺身而出，领导英国人民奋斗到底，世界历史可能就要改写，而世界地图也必须重画。其血、泪、汗的号召到今天仍令人记忆犹新，1940年对于丘吉尔和大英帝国的确是“最好的时刻”（FinestHour）。
丘吉尔在战时对于军事计划作为和作战指挥，时常直接干涉，有时虽有助于战争的进展，但很不幸，有时反而形成一种障碍。所以，功过的确很难判定，不过有几点事实则又毫无疑问。他密切注意作战的进行，并不断地凭借其个人的威望和宪法所赋予的权力，来推动整个战争机器。他能够将其时间和精力的极大部分都花在战争的军事和外交方面，这又有两点原因：（1）他把一切有关内政和其他方面的事务都授权其阁僚负责处理；（2）英国的制度容许暂不举行大选（本来至迟在1940年即应举行）。所以，丘吉尔能以各党联合政府的首相兼国防部长的身份来指导战争。其主要目标有二：（1）确保海路的畅通，而那也是英国的生命线；（2）与英国的同盟国合作，彻底击败纳粹德国。概括言之，这两个目标都能达到，因此，丘吉尔的战争指导算是相当成功。
丘吉尔和希特勒不一样，他经常把世界视为一个整体，并且能够注意全球互赖关系。尽管其地理认知足够宽广和精确，但其时代认知则有落伍之感（Anachronistic）。丘吉尔心目中的世界似乎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世界。他所想象的还是殖民帝国时代的世界，而不曾考虑那个时代早已成为过去。这似乎也是一种令人难以解释的现象：丘吉尔对于科技发明有高度的敏感和兴趣，例如雷达和原子弹；但他却不能了解殖民主义已日趋没落，中国将变成巨强。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