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
蔡元培先生说：“往昔昏浊之世，必有一部分清流，与陋俗奋斗……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而今则众浊独清之士，亦且踽踽独行，不敢集同志以矫末俗，洵千古未有之迹象也！”
不知蔡校长回到今日之北大是何感想？我想多半还是无言。因为汉语中没有哪个词汇，能够表达他的失望。
二十六
一九二四年，梁漱溟先生离开北大。有人问他原因，他回答说：“是因为觉得当时的教育不对，先生对学生毫不关心。”他认为，先生应与青年人为友。所谓为友，指的是帮着他们走路；所谓走路，指的是让包括技能知识在内的一个人全部的生活往前走。“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而领着他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朴实为至要。”
梁先生的看法大有古代学院的风范，使人想起《论语》中描述的情景来：“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兮，咏而归。”今日之北大，“品性感应品性”，“人感人”之教育如何呢？“多乎哉？不多也！”
二十七
在故宫、颐和园等昔日皇家禁地，游人如织。租古装照相的摊位比比皆是，皇袍凤冠应有皆有，国人乐此不疲，有的还坐上八人抬的大轿威风一番。因此，这些摊位捞足了油水，而游人也过足了帝王瘾，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皇袍在身的照片。快门按下的瞬间，他们的笑容比任何时候都要灿烂。
每当看到这样的笑容时，我赶紧转过身去，我不能抑制自己的恶心。正因为每个人都自我崇拜，所以才有难于根除的个人崇拜；正因为每个人都渴望龙袍加身，所以才有长久不衰的皇权。只要这种深层的民族心理不彻底改变，无论统治阶级怎样更替，也无法改变皇权的性质和个人崇拜的产生。做了五千年奴隶的中国人，只能怨自己不争气。
二十八
朋友中，喜欢读新书的居多，今天“东方主义”说得头头是道，明天“后殖民主义”准吹得天花乱坠。我却喜欢翻旧书。旧则旧矣，旧中有旧的趣味。
逛旧书摊时，看到一本破旧不堪的一九六六年第六期的《中国妇女》，封面是个小女孩。平淡无奇，一翻封面说明，才觉得妙趣横生：
“封面的小女孩叫马平国，今年九岁，是邢台地区一个贫农的女儿。她非常热爱毛主席。今年三月，邢台地区发生地震，小平国家的房子倒了，她的腿受了重伤。妈妈来抢救她的时候，她说：‘先别管我，快把毛主席像取出来。’当她看到毛主席像边上砸破了一点，她伤心地哭了。……小平国被送上飞机，这时她突然喊：‘妈妈，我要毛主席像！’……她看到毛主席像后，高兴地说：‘毛主席呀！我已见到您了。’”
我们这个民族善于忘却，然而，忘却这样的千古绝唱，未免太可惜了。
二十九
狄奥根尼是古希腊的大哲学家。有一天，关心知识分子政策的亚历山大大帝跑来慰问他的生活情况。狄奥根尼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当亚历山大大帝问他有什么需要时，他不知天高地厚地说：“别挡住了我的阳光！”
然而，连阳光也是亚历山大大帝的。最后，狄奥根尼不得不缩进一个古代埋人的大缸中，留给第子的最后一句话是：“像狗一样生活！”
犬儒学派便诞生了。
“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知识分子在服用大量的鸦片之后，看到的自己便是这副模样。实际上呢？把江青捧为凤凰的，是冯友兰；为江青讲《离骚》的，是魏建功；积极批林批孔的，是周一良；为江青讲李商隐是法家的，是林庚。以前我常常将这些大学问家神话化。拿小时读四书五经获得的感性经验去套他们，结果往往是“告别诸神”。知识分子也是人，大学问家也是人。是人，便有人的弱点；是人，便有人的阴暗面。我们用不着去苛责谁。我们一定要警惕：千万别把人当神！
三十
在故宫养心殿看见一副对联：“唯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此联为雍正所撰。
此时的心情难于言说，忽然想起北岛的一句诗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北岛过于天真了，他还相信“历史”。养心殿大义凛然的对联告诉我：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我的读书心得：面对所有汉语写作的文章时，读出每个字每个词的反义词来，这便是真相。
三十一
相对于真话而言，假话的制作乃是一门精致的艺术。一九零三年塞尔维亚国王与王后双双遭暗杀，当时报纸的头条新闻是：“国王与王后消化不良逝世。”确实也是“消化不良”，钢铁制成的子弹让娇生惯养的国王与王后如何消化？
三十二
哲学家奥卡姆与巴伐利亚国王结成反对教皇的联盟。哲学家对国王说：“请你用剑保护我，我则用笔保护你。”可是没有多久，国王向教皇妥协了。于是国王将哲学家出卖给教皇，哲学家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哲学家的天真使他枉送了卿卿性命。笔的力量怎么能与剑并列呢？
韩非是权术思想的大师。秦始皇读了韩非的著作，叹息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韩非一辈子研究人的阴暗心理，提供给帝王用来统御臣下。然而，韩非最终却死在暴君奸相的手下。难怪司马迁感慨万分：“余独悲韩非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认识到人主不可侍，却仍然为人主服务，并最终惨死于人主手上。一代代知识分子很少觉悟过：思想是危险的，尤其是在思想家没有人格独立的时候；思想家是软弱的，尤其是在思想为专制服务的时候。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实际上，知识更是一种权力，一种能够毁灭知识者本身的权力。
三十三
瓦文萨当完总统再当工人，当总统期间，他是向工厂申请“停薪留职”的。
与其把瓦文萨的这种行为看作是一种崇高品德，不如看作是民主体制下个人意志的自由选择。
三十四
牛蝇。
林肯身边有个智囊，专与他唱反调，每有决议，必提出严厉的批评。林肯身边的高级官员受不了这名教授出身的老家伙，联名要求林肯将他赶出白宫。林肯笑着讲了一个故事：我在乡下工作时，看见农夫用一匹弱马耕田，他吆喝一声，马才肯走一大步。我发现马背上叮了一只大牛蝇，想帮农夫赶走。可农夫赶紧阻止我说：“幸亏有了这只牛蝇，不然马连半步也走不了。”
从本质上讲，知识分子就是牛蝇。杜威说过：“思想家只消开始思维时，都多多少少把稳定的世界推入危险之中。”因此，除了林肯这样明智的领袖外，一般以“稳定”为己任的政治家都会伸出巴掌去，狠狠拍向牛蝇。结果可想而知。
也有少数的例外。曾经说过“知识分子是一切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的捷克剧作家哈维却当上了总统。不过，哈维尔的总统当得并不快乐，电视新闻里我曾看到他疲惫不堪的神态，反倒不如他的一张在监狱里的照片：目光炯炯，注视着栅栏外的天空。
牛蝇只能是牛蝇，牛蝇很难变成蝴蝶。
三十五
普希金死后。
沙皇不仅没有欣喜若狂，反而忧心忡忡，他说：“人民为普希金的死亡而流露出来的悲伤，已多少表现出自由主义者胜利的丑恶景象。”因此，他命令说：“以秘密手段取消各种致敬的表示是政府的责任。”
编辑克拉耶夫斯基在《俄罗斯残废者报》发表文章纪念诗人的逝世：“我们诗歌的太阳沉落了。普希金在壮盛的年岁，在伟大的中途去世了。”第二天他就被传到书刊审查委员会。主席严厉地斥责他说：“为什么在这个品级既低、又未担任重要公职的人物死亡的消息周围加上黑边呢？这算什么‘伟大道路’？难道普希金是个将军、元帅、部长、政治家吗？写写歪诗是谈不上走伟大道路的。”
谁在走“伟大道路”？一百五十年以后的今天，强大的沙皇政府已经灰飞烟灭，末代沙皇一家被枪杀在简陋的地下室里，喽罗们就更不足道了。而普希金的诗歌还回响在一代代人的心灵深处。
三十六
北大“文明修身工程”搞得如火如荼。又是宣言，又是讲座，又是新闻报道，大舞台上人人登场。
“文明修身”并不是什么新发明。一九三三年末，美丽的蒋夫人鉴于社会道德沦丧，号召开展“新生活运动”。蒋介石强调：“如果我们想获得一种遵循礼义廉耻的新生活，那就必须从不随地吐痰做起。”“法古今完人”的蒋先生相信，一旦所有的中国人都不随地吐痰，进厕所小便、用冷水洗脸，将会引起“人的心灵”发生变化，随之国家和社会同样会获得新生。蒋氏又说：“我现在倡议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要使全国公民的生活完全军事化，这样他们可以培养勇敢和敏捷，吃苦耐劳，特别是统一行动的能力和习惯，最后他们就可以随时为国家牺牲。”然而，一九三四年初，新生活运动便冷冷清清地收场了，留在民间的只有一些并无恶意的笑话——湘西的农民一直以为“新生活”是个钦差大臣一样的官员，要到穷乡僻壤来盘剥一通，所以紧张了好一阵。六十多年以后，北大成了湘西。在学生公寓厕所的大门上，共青团支部贴上“举手之劳，何乐不为？”的标语，宣传便后要冲厕所的真理。没有两天，这条标语便出现了两个修订版本：“举手之劳何乐？不为！”、“举手淫之劳，何乐不为？”一个是改动了标点符号的位置，另一个则是在中间增添了一个“淫”字。蒋先生若遇到这样的情况，会作怎样的反应呢？“蓝衣社出动，将‘凶手’毙了！”
“文明修身工程”这是当代中国最奇妙的汉语新词。“文明”与“修身”联系起来就已经令人匪夷所思了，再添了“工程”作尾巴，更是莫名惊诧。何谓“工程”？《现代汉语辞典》中的解释是“土木建筑或其他生产、制造部门用较大而复杂的设备来进行的工作”。何谓“修身”？按照中国圣贤的说法，修身的根本在于“修心”，修身是纯粹个人化的活动。现在，修身却变成了搅拌机和举重机，北大“国学大师”多如牛毛，为什么没有哪位大师出来指出这点小小的误差呢？
三十七
“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是古代圣贤说的话。今天那些游走在高级酒店的妓女们，似乎没有哪个是因为“衣食不足”才去卖身的。他们一身的金银珠宝足以睥睨大学教授们。
衣食不足固然不知荣辱，衣食足照样也不知荣辱，这就是人类真实的生存状况。
三十八
文章与老婆。
“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这是愚人之论。我的观点是：“文章是别人的好，老婆是自己的好。”
三十九
鲁迅说专制令人冷嘲。我却说允许人们冷嘲的专制我愿意为它鼓掌。实际上，专制只允许热颂，冷嘲者的命运便是嵇康的命运。
四十
李敖的《千秋评论》在大陆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时，有这样一段说明文字：“在编辑过程中，考虑到两岸观念形态的差异和广大读者阅读习惯的需要，在不损其作品原意的前提下，对原著中部分章节、段落及文字作了删节。”
书后的这段说明堪称妙文。“两岸观念形态的差别”倒还勉强说得过去，“读者的阅读习惯”则值得商榷：谁是读者？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阅读习惯，编辑先生难道能代表所有读者的阅读习惯？除非像孙猴子一样钻进每个人的肚子里去搅鼓一阵，似乎没有哪个编辑有这样的本领。“不损其作品原意”——真能不损吗？玩什么掩耳盗铃的游戏！
中国的文字工作者无一例外地遭受到被阉割的命运。李敖这样惊世骇俗的作家更是检查机关的公敌。在台湾遭删节时，还能有方框的出现，或者注明“以下删去多少多少字”；在大陆出版时，则快刀斩乱麻不露痕迹，读者只能隐约觉得在中间缺了点什么，却没有任何标识，非得找另一个版本来对照不行。
面对锋利的手术刀，我们无处逃遁。
四十一
《岳阳楼记》之所以名垂千古，全是因为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等精神境界，为历代士人高山仰止。
然而，没有人仔细想想：天下究竟是谁的“天下”？老祖宗早就讲得明明白白：“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天下是天子的天下，而不是苍生百姓的天下。广厦千万间，庇的从来都是达官贵人，何曾庇过塞士？更不用说黎民了。
所以，体现中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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