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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体现中国知识分子最高人格的范文正公所能做的，无非是“先天子之忧而忧，后天子之乐而乐也。”
四十二
戒烟日那天的一则电视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北京一家医院组织保安人员，一旦发现吸烟者，便让他拿着一块“我是吸烟者”的牌子，站在医院的院子里义务执勤，直到有下一位吸烟者来代替他。该医院的院长笑容可掬地告诉记者：“这种方法推行以后，效果好极了！”
我记得以前在《聊斋志异》中读到的一则故事。投水自尽者的鬼魂为了来世投胎，必须隐藏在水边，诱惑下一名想自尽的人。这位聪明的院长一定读过这个故事。我又记起美国作家霍桑的名作“红字”，那是一个“猩红Ａ字母”的时代，凡是犯通奸罪者都必须佩戴这样一种耻辱的标记。今天，这个时代又回归了。
毫无疑问，我是一个反对吸烟的人。但是，我也坚信：法律的目的不是羞辱，人的尊严与人格神圣不可侵犯。
四十三
沉默是一种消极的自由。
当这种自由都不存在时，思想者就大难临头了。
四十四
欧洲不少国家的教堂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尝试走出低谷，神职人员不惜利用教堂开餐馆、办舞会、演戏剧、设摊点。德国科隆的一位主教说：“我们别无选择，只有从商。钱比祷告更可以给我安慰。”
十字军东征的时代毕竟一去不复返了，烧死布鲁诺的主教们的墓碑也已经风化。中国却出现了一位号召圣战的作家——张承志。
四十五
庞然大物的苏共在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建议”下黯然解散。那天有成千上万的群众把党中央大厦围得水泄不通，正要撤离的苏共大员们心里暗自窃喜：“看来我们还有这么多的支持者！”然而，当他们刚走出大门时，蜂拥而上的群众争先恐后地挤上前来，一口接一口的唾液吐向他们的脸上和身上。
我是个十足的怀疑主义者，但我终于发现历史之中毕竟还是有值得信赖的东西，譬如说这些唾液。我想起了半个世纪以前帕斯捷尔纳克所写的一首短诗：“我用围巾围住脖子／我用手掌遮住脸庞／站在庭院里大声疾呼／我们在哪儿庆祝什么太平盛世。”诗人的哀号与群众的唾液，将二十世纪真实的俄罗斯凸现在我的面前。
四十六
什么是考试？福柯认为，考试是一种规范化的监视，一种能够导致定性、分类和惩罚的监视。它确立了一种关于个人的能见度，由此人们可以区分和判断每个人。考试把层级监视和技术与规范化裁决的方法结合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规训机制中，考试被高度仪式化。在这里，权力的仪式、考试的形式、力量的部署、真理的确立都结合起来。因此，学校变成一个不断考试的机构，有血有肉的个人变成成绩单上冷冰冰的数字，并置身于文件的网络中不能自拔。
今年高考，又传来几名落榜学生自杀的消息。大城市的儿童，更早地成为考试的俘虏：在北京，因一两分之差，不少家庭被迫为孩子缴纳数万元的学费，以求进入重点中学。在电视上，我看到一名被采访的、痛哭流涕的、考试成绩不佳的孩子的家长。考试是人创造的制度，考试却控制了人自身。膨胀的考试与渺小的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可是我还得去系办公室看自己的考试成绩，结果无非是沮丧和骄傲两种。
四十七
宽容。
仁人志士们都在提倡宽容，仿佛现在真的是一个不宽容的时代。可是，中国能出陈希同、王宝森，难道还能说我们不宽容吗？还是殷海光说得好：“自古至今，容忍的总是老百姓，被容忍的总是统治者。”宽容和权力紧密相连；有权力的人享有被宽容的权利，没权力的人享有宽容的权利。
四十八
看旧书往往比看新书更有趣。我在二十年代初的《新青年》杂志中读到一篇题目为《一个贞烈的女孩子》的文章。文章描写一个十四岁的望门寡，被她父亲关在屋里强迫自杀，惨状触目惊心。
父亲让女儿饿死。饿到第四天，女孩哭着喊饿，她的父亲循循善诱地说：“阿毛，你怎么这样的糊涂？我自从得了吴家那孩子的死信，就拿定主意叫你殉节。又叫你娘苦口劝你走这条路，成你一生名节，做个百世流芳的贞烈女子。又帮你打算叫你绝粒。我为什么这样办呢？因为上吊服毒跳井那些办法，都非自己动手不可，你是个十四岁的孩子，如何能够办到的？我因为这件事情，很费了踌躇，后来还是你大舅来，替我想出这个法子，叫你坐在屋子里从从容容地绝粒而死。这样殉节，要算天底下第一种有体面的事，祖宗的面子，都添许多的光彩，你老子娘沾你的光，更不用说了。你要明白，这样的做法，不是逼迫你，实在是成全你，你不懂得我成全你的意思，反要怨我，真真是不懂事极了！”
饿到第六天，她的母亲不忍心了，劝她父亲干脆送点毒药进去，早早“成全”算了。她父亲却说：“你要晓得我们县里的乡风。凡是绝粒殉节的，都是要先扫官。因为绝粒是一件顶难能而又顶可贵的事，到了临死的时候，县官还要亲自去上香敬酒，行三揖的礼节，表示他敬重烈女的意思，好教一般妇女都拿来做榜样。有这个成例在先，我们也不能不从俗。阿毛绝粒的第二天，我已托大舅爷禀报县官了。现在又叫她服毒，那服过毒的人，临死的时候，脸上要变青黑色，有的还要七窍流血。县官将来一定是要来上香的，他是常常验尸的人，如何能瞒过他的眼？这岂不是有心欺骗父母官吗？我如何担得起？”
阿毛在第七天饿死了。县官送来一块匾，上题四个大字——“贞烈可风”。
真想提醒今天那些兴致勃勃地编写《传世藏书》的学者们，把这篇文章也收进去。有这样“伟大”的传统，中国文化如何不能拯救世界？东风如何不能压倒西风？
四十九
《新约》中说：当你埋葬前人的时候，把你抬出来的人，已经站在门口。
但我依然以掘墓者的姿态自居。这是我与马克思在精神上唯一的共鸣之处。
自己的命运是无须考虑的。
五十
乱世与盛世。这是一对可以互换的词语。对老百姓来说，魏晋是乱世；对知识分子来说，魏晋是盛世，魏晋有了“人”的觉醒，有广陵散，有陶渊明。对老百姓来说，康乾是盛世；对知识分子来说，康乾是乱世，康乾有八股文，有断头台。
大多数时候，关于乱世与盛世的认同，老百姓与知识分子是有区别的。相同的时候是例外，譬如“文革”时代，绝大多数的老百姓与知识分子都会异口同声地说：“乱世。”
五十一
自古以来，中国有顺民，也有暴民，唯独没有公民。要么缩起头来做乌龟，要么像李逵那样操起板斧来杀杀杀，所以中国鲜有进步。
五十二
歌德说过，先有人的堕落，然后文学堕落。这就是当下中国文坛的现状。
五十三
权力的控制是每个人的人生不可避免的事实，所以追求自由往往要付出极端残酷的代价。每个时代都有一股要求人人整齐划一的巨大力量。在石家庄陆军学院军训的时候，我是队列课上挨训最多的人。直尺一样整齐的队列里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提前０．１秒跨出我的腿，于是教官指着我的鼻子大骂：“你，你这个害群之马！”最后，我终于成为队列中规规矩矩的一员。在人人都激动万分的方队里，我突然感到失去自己的恐惧。
我不否定别人对整齐划一的选择，但我希望每个时代都能有它的“不加入者”，这些不加入者不至于被认为是疯子或罪犯，关进精神病院或监狱里去。
五十四
尼采说：“上帝死了。”于是，尼采成了西方的大哲。其实，中国人个个都可以算尼采。早在北宋，梁山泊的那群英雄好汉们便打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号——谁是天？我就是天；何为道？握在我手里的便是道。因此，李逵在劫法场时，挥舞板斧，砍下的是百姓一颗接一颗的人头。怎么，不服气？我是在替天行道。
所谓哲学，所谓真理，不过是李逵手中的板斧而已。
五十五
明十三陵。在定陵的一座大殿外，我发现空地上有两种石桌石椅：一种是明代的遗物，圆桌圆凳，装饰着细腻的花纹，虽然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雨，依然闪烁着艺术的光泽；一种则是今人的手笔，方桌方凳，无非是用几张水泥板拼凑而成的，粗糙、丑陋、潦草，大煞风景。
一个民族的艺术创造力、审美能力、想象力都急剧地衰退了。如果说衰退是历史的必然趋势，那么我们至少该有些自知之明：千不该、万不该把如此粗鄙的物体搬到祖宗面前。北京的各大旅游名胜，我都发现数不清的丑陋的售票亭、购物亭、厕所、招牌、标语，那么随心所欲，那么粗心大意，和谐的美感和庄严的历史感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而一处古迹可以养活无数的人，他们捧着钞票咧嘴而笑。
一个民族对待祖宗遗产的态度，比一个民族祖宗遗产的丰富与否，更能表现出一个民族文明的程度。
五十六
儒教中国以忠孝为立国之本。史书上对孝行的歌颂比比皆是。《新唐书》中记载，安徽寿州安丰县官员李兴的父亲患了重病，李兴就从大腿上割下一块肉来，送给父亲当作药物食用。后来，著名文学家柳宗元还为李兴专门写了篇《孝门铭》。《淮安府志》记载，东汉时有个叫李妙宇的女子，为医治公公的病，从自己的左大腿割下三块肉，烧成汤给他吃。在这一孝举之后不久，她的公公就恢复了健康。美国学者郑麒来教授在研究明代历史时，仅根据《明史》和《古今图书集成》两种史料的记载，就统计出明代有六百一十九名贤慧女子割肉为长辈或丈夫疗伤，割肉的部位有大腿、上臂、肝脏、手指、耳朵、乳房、肋骨、腰、膝、腹等，她们被誉为“人类道德的典范”。
每个为中华文明感到陶醉的人，都是历史书读得太少的人，虽然有些人表面上看似乎是博学鸿儒。
五十七
饭碗。
饭碗就是那种毁灭人的创造力、想象力，吞噬人的自尊、自信，却又让人活下去的东西。
金饭碗、铁饭碗、泥饭碗，饭碗的不同，也就是人的不同。
五十八
世有渊明，生为菊花无憾也；世有白石，生为梅花无憾也；世有嵇康，生为琴弦无憾也；世有余纯顺，生为穷山恶水无憾也。
不遇知音，是人生无法克服的悲剧之一。
五十九
生于清，当见雪芹；生于明，当见李贽；生于宋，当见东坡；生于唐，当见李白；生于魏晋，当见阮籍；生于汉，当见太史公；生于周，当见庄子。
世间面目可憎之人多，欲与交游者，二三子矣！
六十
苏共政治局开会的时候，会议厅的每张椅子都有自己固定的主人，这些椅子认识自己的主人，就像他们认识它们一样。
在这间会议室里，椅子远远比人要高贵。主人会死亡、会辞职、会垮台、会遭罢黜。昨天贝利亚还稳稳当当地坐在他的椅子上，他的眼睛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第二天他却趴在椅子下面，身上是一排弹孔。赫鲁晓夫去休假的时候，他以为他与椅子是短暂的分别，谁知道终其一生再也没坐上那张心爱的椅子。在这间会议室里，一切皆流，一切皆变，只有椅子依旧，只有椅子永恒——“它们”对着“他们”冷笑，弄不清谁是谁的主人。
没有政治局的俄罗斯，椅子安在？
六十一
一九四六年八月，阿根廷文学大师博尔赫斯被正式告知：市政厅决定将他调出米格尔·卡内图书馆，“升任”科尔多瓦街国营市场的家禽及家兔稽查员。西班牙语里鸡、兔是怯懦的同义词，这是庇隆一伙的奇袭艺术。
博尔赫斯的反应令庇隆政府目瞪口呆，他们原以为性格内向的作家会把苍蝇吞到肚子里去，没能想到作家的手指轻轻一弹，将死去的苍蝇弹到他们香喷喷的咖啡里。博尔赫斯在声明中这样写道：“我不知道我刚才讲述的故事是不是一则寓言，然而我怀疑记忆与遗忘的天神，它们十分清楚自己所做的事。如果它们忘却的是其他的事情，如果它们只保留了这一荒唐的传奇，它们或许有一定的道理。让我归纳一下：独裁导致压迫，独裁导致卑躬屈膝，独裁导致残酷；最可恶的独裁导致愚昧。刻着标语的徽章、领袖的头像、指定呼喊的‘万岁’与‘打倒’声、用人名装饰的墙壁、统一的仪式，只不过是纪律代替了清醒……同这种可悲的千篇一律作斗争是作家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