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胸膛，你还来不及理一理额前的刘海儿便倒下了。卫兵又用刀砍，棒打，鲜血染红了人雪白的棉布衫。你快满二十三岁了。
如花似玉的年龄，诗与歌的年龄。你们如许平凡，以致我想找一点更为鲜活的资料也未能如愿。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恋爱过或者正在恋爱。我想，你们收到男孩子的情书时一定脸红心跳，你们去约会前一定不忘在鬓角插一朵栀子花。你们读《伤逝》，为子君的不幸而流泪。你们除了校服以外，以喜欢鲜艳的旗袍。你们在宿舍里，制造着女孩子的秘密，同学亲如姐妹。你们到北京才一两年，还没有吃够冰糖葫芦，还没有看够香山的红叶，还没有听够飒飒的风声。你们原本以为，古老的北京城一团和气，就像北京腔一样平缓悠长。那一天，你们放下那本没有看完的书，小心地折个角，想：回来再接着看。三三两两地，你们上路了。
母亲还在遥远的家乡等你们归来，等你们静静在伏在膝下。最后一封家书还没有寄出，最后一句是俏皮的笑话。你们抬着头，蹦蹦跳跳的。你们与我同龄，还是孩子呵。三月早春，北京的天空中飞满各式各样的风筝。冰刚化，草刚绿。风沙很大，扑打在你们娇嫩的皮肤上。
谁会想到呢，枪声在风声中响起来，你们吃惊地看着士兵们举起枪，你们举着小旗的手捂住突然喷血的伤口。你们还来不及奔跑，白色的围巾飘落。你们呼叫着同伴的名字，却没有回答。
鲁讯先生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你们喜欢读先生的文章。先生写道：“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逝，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七十二年之后，我读先生的文章，看你们的照片，流我自己的眼泪。这眼泪与你们的鲜血相比，该是怎样地微不足道呵。活着或者死去，已然不是一个问题，正如知堂在挽联中的叹息：“死了倒也罢了，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倚闾，亲朋盼信；活着又怎么著，无非多经几番的枪声震耳，弹雨淋头。”
三
刘半农作词、赵元任作曲，合作完成了音乐史上最悲愤的歌曲《呜呼！三月一十八》：
呜呼三月一十八，
北京杀人乱如麻！
民贼大试毒辣手，
半天黄尘翻血花！
地流赤血成血洼！
死者血中躺，
伤者血中爬！
呜呼三月一十八，
北京杀人乱如麻！
养官本是为卫国！
谁知化作豺与蛇！
“豺与蛇”都是你们的同胞，你们的“兄弟”。他们整齐地瞄准，然后射击。他们家里也有跟你们一样年轻的兄弟姊妹，然而他们还是开枪。他们说，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他们屠杀手无寸铁的同胞时是勇敢的，他们面对比他们更凶残的侵略者时是胆怯的。先生说得好，中国军人只会屠戮妇婴！
他们服从谁的命令？段祺瑞、徐树铮、贾德耀、章士钊……惨剧既成，段祺瑞及其阁员以国务院的名义发出通电，称请愿者“组织敢死队冲锋前进，击死宪兵一人，伤警厅稽察及警察各一人，卫队多名。当场夺暴徒手枪数支。”在领袖们的谈笑风生中，年轻的生命们灰飞烟灭；在刀笔吏们绞尽脑汁之后，天真的孩子全都成了“暴徒”。他们心安理得，咀嚼着金黄的北京烤鸭。他们学习王阳明、曾国藩的“修养”，一手拿笔，一手拿刀；一手写诗，一手剃头。他们说，这是他们的国家，就像面前的蛋糕一样，想怎么切就怎么切。他们的勋章挂满胸膛，一枚勋章抵多少条人命？
目击者称，“当时共开排枪三四次，众人四散，当学生逃时，犹枪击不已。”开枪的，是卑微的士兵，是农民的儿子，是工人的儿子，而不是段祺瑞的儿子。士兵的老父老母在家里忍饥挨饿，士兵的姊妹已沦为街头的妓女，士兵自己也被官长像狗一样地责打。但士兵还是开枪，还是挥刀，还是无情地剥夺跟他们同样年轻的生命。他们把你们逼向墙角，他们的枪口滚烫，他们砍钝了锋利的刀刃，他们发出野兽一样的喘息。你到死都不明白，怎么会这样呢？在帝国时代，就连专制的皇帝也没有这样赤裸裸地杀害一群请愿的太学生啊！何况是在“中华民国”！宪法白纸黑字神圣地写着，这是“共和国”。领袖们挥舞戴着白手套的手时，和蔼得像家庭里的父亲。三月二十二日上海《商报》电报：“此次惨剧，政府早有决心。”原来如此！
尸体真的那么沉重吗？你们错了。他们照样唱他们的戏，程式一点也没有改变。“民国”并不因你们的死亡而成为真正的“民国”，他们有的是子弹，他们的字典里没有“忏悔”这个词。他们还会屠杀，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还会有更残暴的屠杀降临。他们教唆那些病痛者：来，快来，快来蘸人血馒头吃！
而你们的眼睛永远睁着，眸子里定格的是最后一眼看到的蔚蓝的天空。那时候，北京的天还很蓝很蓝，不像今天一样灰蒙蒙乌沉沉的。你们的眸子像钻石，晶莹透明。母亲握着你们冰凉的手，同伴梳理你们凌乱的发丝，暗恋你们的男孩伤心欲绝。你们太爱这个国家，太爱这个世界，这便是你们的报应。你们的裙裾再不能飞扬，你们的乌发再不能编起来。一盏盏的灯熄灭了，一颗颗的星坠落了。
他们又开始开会，围着巨大的圆桌。他们说，没事了，吃蛋糕吧。死者如同尘土，被他们轻轻抹去。他们讨论通辑令的名单，追捕那些还能开口的生者。他们自认为是强者，而你们是弱者。先生说，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先生不知道，在以后的时代里，我们还将遭遇到更深广、更厚实的黑暗。
七十二年过去了。保存下来的只有文字和图片，我的案头，一片狼藉。我听见了枪声，看见了鲜血，红色的大地与蓝色的天空，黑色的军警制服与白色的学生装，悠宛的鸽哨与短暂的枪声。那一刹那，我已经死过，紧紧地挽着你们的手。那一刹那，我重新复活，在你们的血泊中前行。我知道，你们的眸子注视着我，你们将为我祝福。
（后记）
一九九八年三月十八日，我在北大中文系会议室听钱理群先生讲鲁迅、讲北大精神、讲王瑶先生。王瑶先生本来身体很好，但是一九八九年夏天之后，他的健康状况便迅速恶化了。心爱的女儿浪迹天涯，有家不能归。有一次，有人要上门来查抄他女儿的物品。系里的老师担心王先生受不了这样的侮辱和刺激，便跟吴组缃先生商量，由吴先生给王先生打电话，请他去做客。这样，王先生就可以避免跟有关人员碰面了。如是，王先生来到吴先生的家中，一进门，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立即抱头痛哭起来。旁边的学生这才明白：原来王先生什么都知道啊！不久，王先生就在上海的学术会议上病倒并迅速去世了，学者死在讲坛上，也算死得其所。然而，王先生直到逝世之前也没有见到女儿一面。
听完钱先生的讲座，我独自一人来到西校门附近的“三·一八”纪念碑。那里，寂静无人，人们都去舞厅跳舞去了。在微弱的月光下，我阅读着墓碑上的文字，想象着她们燃烧的青春。她们跟我一样年轻。她们为这个“老大帝国”而香消玉殒。
我想，有的东西是不能忘却的。忘却了，我们就生活在虚空之中。于是，回到宿舍之后，我连夜写下了这篇文字，献给在“三·一八”惨案中死难的几位女孩——当然，又不仅仅是献给她们。
他们的世界
重新阅读这篇大二时候所写的文字，觉得分外亲切。那时，离我们结束为期一年的“军政训练”已经两年了，我有了足够的距离来对自己和自己同龄人的这段历史进行审视、进行观照、进行反思。北京大学1989级、1990级、1991级、1992级和复旦大学1990级、1991级、1991级的学生，一共大约15000人被迫接受了长达一年的所谓“军政训练”，而我恰恰好是北京大学最后的一批军训学生之一。我承受了历史的“后遗症”。当时，我被迫进入“他们的世界”，用他们的方式存在，忍受了巨大的精神上的磨难。我有怨，但我不悔。
1994年所写的这篇文字，今天看起来也许有些幼稚，但是它们如此真实地记载了当时我的情感状态和思想状态，展示了当时我对军训的反思所能达到的深度。我把这篇文字看着自己思想历程中的一篇重要的文字，说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并且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是毫不夸张的。很快6年过去了，我在整理这篇稿纸都已发黄的文章时，却觉得宛如是昨天所写的，墨迹刚刚干。
我拒绝遗忘，以我自己的方式。
——写在前面的话·2000年春
其实，那根本算不上苦难。当我看到自己放在箱子底的几套几乎还是崭新的军装时，终于有勇气对自己这样说。军装代表着他们的世界，而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融入他们的世界。即使我自己的世界还没有建立起来。我宁愿处于一无所有的状态之中。
其实，那仅仅是一段注定了要由我们划上句号的历史。我们充当了这列火车的最后一批乘客，这没有什么幸运与不幸。我们都没有资格抱怨命运。并不是我们缺乏合理的理由，而是因为抱怨本身毫无意义。比起抱怨来，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我的一个生活准则：与其同情自己，不如尊重自己。我有替自己感到无比骄傲的原由——当时，虽然我仅仅是一个不谙人事的少年，但是我坚持下来了，我没有被黑暗所吞没，我没有陷入到卑劣之中。我保持了我之所以为“我”的那些最本质的东西。我让那些试图“惩罚”我们或者“改造”我们的人感到了后悔——拙劣的“惩罚”和“改造”反而使得对象变得更加聪明。我相当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想到此，我早已身在美丽的燕园。而燕园的花开花谢也已经两个轮回了。
一切都需要距离。尤其是回忆。当我身处黑暗之中的时候，整天害怕自己被黑暗所挟裹而去，我是一个脆弱的孩子；当我身处光明之中的时候，却发现自己也曾经是肩负过闸门的那群人之一，那么，我又是一个勇敢的少年。脆弱和勇敢，集中在我的身上。军训的过程中，在我们中间流行着一句笑话——“哥哥调皮，弟弟挨打”。1989年的时候，我们这届学生都还在上初三，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对外面所发生的一切都一无所知。面对这句充满禅宗机锋的幽默，我却没有一丝一毫想笑的意思。这种幽默无法让人笑。从短暂的、特定的时空来看，我们确实是无辜者，因为我们与上一段历史无关，我们是“身家清白”的70年代出生人；但是，从更加长远的、更加阔大的时空来衡量，我们却又并非完完全全的无辜者，自一出生起我们就被镶嵌在历史之中。
我不是受虐狂。我对耻辱比谁都敏感。然而，我又对自己说：既然渴望光明，就得直面黑暗。谁让我选择钻石的命运、而不选择沦落为泥潭呢？既然自命为钻石，就得经受最初的、与黑暗为伍的历程，之后才可能从黑暗中冲杀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黑暗当然不可能赋予钻石以光辉，但是它却能够让钻石的光辉更加耀眼、更加夺目。1992年我参加高考，在填报志愿之前，我就清楚地知道，选择北大对我意味着什么。那就是：到此前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的石家庄陆军学院，接受一年的“军政训练”。至于“军政训练”究竟是什么意思、是怎样进行的，那却不是一个18岁的、一直就呆学校园里的单单纯纯的少年所能洞悉的了。但有一点我是知道的：一旦选择上北大，就意味着自己将在未来的365个日日夜夜里失去选择的权利。一旦选择进入“他们的世界”，自我将遭到最残酷的压制乃至于消灭。
我不想渲染自己所经历过的苦痛。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它轻如鸿毛。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著名学者张志扬来。他在中国历史上最残暴的时代里身陷牢笼。据张先生的一位朋友告诉我说，张志扬在仅有四平方米的囚笼中整整呆了8年的时间，一个人。他的手中只有两套书：一套是中文版的马恩全集，另一套是德文版的马恩全集。他用了8年的时间，仅仅依靠这两套全集，使用最原始的中文词语与德文单词对照的办法，居然完全掌握了德文——不会听、说，却能书写自如的德文。正是用这种办法，张志扬才让自己的精神免于崩溃。我在向张志扬先生的意志和毅力表示深深的敬意的同时，自知本人决没有这样的意志和毅力。如果说没有丝毫的痛苦会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