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扬先生的意志和毅力表示深深的敬意的同时，自知本人决没有这样的意志和毅力。如果说没有丝毫的痛苦会让人容易喋喋不休，而过度的痛苦却又会让人陷入永久的沉默之中，那么既然我还有想表达的意愿、而且我的表达又不至于冗长，这就说明我所承受的痛苦还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当时，18岁的我猛然看到鲜活的绿色之后无边无际的沼泽地时，震惊的心态是可想而知的。我虽然还没有一个真正的“我的世界”，但我能够坚执说：我不属于“他们的世界”。我从小就恐惧“井”。在外婆家，有一口深深的老井，我老是担心掉进去。如今，我能否跨过这口“井”呢？这是在我生命历程中，第一次，爱、尊严、希望和怜悯被恨、冷漠、绝望和苛刻所取代，真、善良、坦率和友好被假、恶毒、虚伪和敌视所压抑。石家庄陆军学院这所号称“中国西点”的军营，与我想象中的太不一样了。我的梦破灭了，我追问——人与人之间难道应当这样？应当是一种施加恐惧与承担恐惧的关系？我从小就厌倦甚至厌恶有关军队、有关武器、有关战争的一切。在情感上，我是一个胆怯的、懦弱的孩子，天生如此。自从出生以来，我就与暴力无缘。一个凶恶的眼神就能够让我恐惧半天，更何况粗暴的语言和行为呢？这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是不“正常”的。与我同龄的男孩子，一般都喜爱军队、喜爱武器、喜爱战争，以勇猛、以粗犷、以凶狠为美。就连女孩子也“不爱红妆爱武装”呢。于是，我自然而然地成了一棵在荒漠中固执地生长着的小树。1992年9月8日，我到石家庄陆军学院报到的那一天，18岁突然离我而去，虽然我还没有完全学会如何变得坚强，但我学会了如何保护脆弱。我知道，生命中有一份重荷是属于我的、一定要我来承担的。
小时候，我是一个喜欢做白日梦的孩子。在军训的时候，我找到的许多做白日梦的机会。军训的全称是“军政训练”，一半是“军事”，另一半是“政治”。所谓的“政治”，对我来说无非是考试时背一条条的条文罢了，这难不倒有记忆天赋的我。于是，当教官在讲台上热情澎湃地宣讲他自己以为正确的或者连他自己也认为不正确的东西的时候，我便倾听窗外白杨树在风中的沙沙的声音。我们的教室在四楼，但高高的白杨树远远比四楼还高，它们才不管什么规矩呢，一个劲地往天上长。树干上的斑痕就像是一双双的眼睛，它们注视着我。我也注视着它们，同时开始做自己的白日梦了。我羡慕白杨树的自由，虽然被种植的时候，它们也是不自由的，但是它们却自由地生长着，向着无穷无尽的天野。每一丛树枝都是一只伸开的手臂，每一丛树枝都是一颗敞开的心灵。我在梦中变成了一棵白杨树。直到猛然醒来，才发觉教官已经讲到《毛选》第三卷了。现在，我在北大的校园里读到刘勰的《文心雕龙》，其中有这样的几句话：“视通万里，思接千载。观古今于一瞬，抚四海于须臾。”回想起当日的白日梦，简直与书中的描述一模一样。吟咏着这几句话，顿有隔世之感。当时，做白日梦是解放自己的唯一办法——在一个没有一分钟私人的时间、也没有一厘米私人的空间的环境里，难道还有解放自己的其他办法吗？古代有哲人说过：“思想是不说话的言语。”然而，有些愚昧的人，总是以为不让人说话就能够断绝思想和扼杀思想。在那最艰难的环境里，我依然与这一邪恶的理念对抗着。有了白日梦，看上去一点自由也没有的我，却拥有了真正的心灵的自由；而那些企图剥夺他人自由的家伙，却沦落到最缺乏自由的境地——他们连因和果都分不清。在历史的链条上，我们是不可缺少的一环，而他们最多是上面的尘埃罢了。他们以为自己是主人，把我们当作奴隶来驱使，殊不知我们才是主人——他们连奴隶也不配。
白天，规范与命令淹没了我们的生活。已经有多久没有追问过“为什么”了呢？他们要我们绝对服从，要我们放弃思考的权利，他们说我们没有权利思考，也没有必要思考。他们说这里是他们的世界，他们已经制定了严格的规矩，这些规矩是屡试不爽的，你们只需要执行就行了。夜晚，等他们用手电筒查完铺，我才自由地开始思考。这时，空虚像闪电一样击中我的心灵。真正的痛苦是没有沟通和交流的痛苦。然而，既然我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空虚，已然不是病入膏肓的空虚。病入膏肓的空虚是没有反省的。空虚的极致是麻木。某些肩头星星挤星星的人正是如此，某些与我一同来到这里的同学、已经被诱惑或者征服的同学也是如此。我为自己还有那么多值得执迷和眷恋的而骄傲、而自豪。我尊重自己，虽然这是一个不尊重人的世界。我信任自己，虽然这是一个不信任人的世界。敝帚自珍是此时此刻最宝贵的品质。
没有人身处黑暗之外。因此，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对黑暗有自己的态度。鲁迅先生说，肩起黑暗的闸门，让孩子们跑到光明的地方去。同时，他对肩着闸门的人是否会被黑暗所吞没有着深深的忧虑。南京的民谣：“找人找不到，自己顶石坟”，成了先生的自况。但先生却没有想到，他去世之后半个多世纪，中国的闸门要让孩子们来顶，我就是孩子中的一员。你能否顶得起是一回事，别人要你顶又是另一回事。先生早料到他之后的时代会更加恶劣。
在许多“战友”都抛弃爱、尊严、希望和怜悯，抛弃真、善良、坦率和友好的时候，我依然抱着它们不放。在军训结束前进行的野营拉练中，我们走过太行山深处一个又一个的村庄。这些村庄破败的让我触目惊心。我来自富庶的成都平原，我第一次深入到贫瘠的北方的乡村。我发现村庄的土墙上用白色涂料写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标语依然清晰可见。一个被军官们誉为“太行明珠”的村庄，是陆军学院拉练时长期的“结对”村庄，他们派出了上百个小孩在村头迎接我们。然而，我却发现孩子们穿着破破烂烂的，眼睛中是一片茫然与困惑。在孩子们的眼中，我们仿佛是奇异的外星人。在休息的时候，我遇到一个小男孩，大约七、八岁的样子，他对我说：“我想念书！”眼睛眨巴眨巴的，却空空洞洞、没有一点点这个年龄应该有的灵气。原来，他没有上学！后来，我了解到，这个村子建起了一所“希望小学”，而真正能够入学的孩子却少得可怜。“希望”对他们来说根本不成其为希望。当时，我躲避着孩子的眼睛，无言以对，唯有泪落黄土地——仿佛我也参与了罪恶。肩头的闸门顿时显得如此沉重，让我喘不过气来——我有多少同胞在这样像蚂蚁一样卑微的生存着啊。
在村子里，军官们与当地的官员们组织了大会。大会让，让村支书讲述农民的生活如何如何幸福。这是他们安排好的节目，一年一度的节目。村支书已经相当娴熟了。他们把我们当作一群城里来看热闹的孩子。他精确地背诵出一连串的数字，以证明他说的话是真的。也许，按照支书的想法，这群学生娃娃只会读书，所以多讲些数据，就会让他们信以为真。然而，他们过低地估计了这群年轻人的眼睛和心灵，他们以为这些年轻人是由他们摆布的白痴。他们不知道，青年是世界上最不容易欺骗的人。他们以为这是又一个“洗脑”的机会，没想到却让我们更加清醒了。
拉练的队伍在宿营地用晚餐。补给车上有充足的食品，老实说，质量确实不错。用完晚饭后，吃剩的馒头、油条都扔到了大桶里。人很多，桶很快就满扔了。这时，一个苍老的农夫肩着两只桶来搜罗这些东西了。而就在同一时间，又有一个中年妇女肩着同样的两只桶来了。他们互不相让，激烈地争执起来，而一名教官笑呵呵地在一旁调解，他的调解让两人的争执更加剧烈了。他大概有意如此，与其说是调解，不如说是挑拨。这样，自己好做一个不花钱的观众，开心地观看一场“好戏”。我知道，这名教官是农民的儿子。不久以前，他还在家里跟可怜的父母亲一起过着同样的生活。他是士兵出身，因为表现良好才被推荐上了军校，毕业后留校。为什么他这么快就忘记了自己的村子、忘记了自己的父母、忘记了自己的昨天？他是有意要这样做的，他要奋不顾身地脱离他过去的生活状态。我愤怒地扭过头去。我至今还为自己当时没有当面谴责那名教官而感到耻辱。我匆匆地走开了。面对千年沉默的大山，我痛苦地想，大山里有多少人像一棵棵的草一样生生死死。我们在多大的程度上理解他们的痛苦？而在他们的眼中，我又是一个怎样的“我”呢？
拉练的另一个宿营地是著名的“圣地”西柏坡。这里曾经居住过一大群领袖。领袖们的故居被耗费巨资精心整修过，而村庄里依然缺水，村民们吃水要到几里外的水库去挑。又是一个夜晚，星光如水，只有在山里才有如此美丽的星光。我们在村边的宿营地上放映电影，电影是《蒋筑英》，当然是教官们精心安排的。但是，我却发现他们与蒋筑英并非一类人，人人都在从蒋筑英的悲剧中吸取“经验教训”，以便让自己变得聪明一些。他们都不当蒋筑英，为什么要我们当呢？他们躲在一边，粗俗地嘲笑着电影里那个迂腐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最瞧不起知识分子的，而我们却恰恰是“准知识分子”。他们不喜欢看这样的电影，但他们知道这样的电影可以用来教育我们。对此，我当然是一清二楚的。但是，这部电影确实让我很感动。晚上，到了睡觉的时间，我们一个班12个人睡一个窑洞，12个人在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并排着席地而睡。我彻夜不眠。尽管整日的行军已经让身体并不强健的我早就疲惫不堪，但太多的东西让我无法进入安眠的状态，它们像潮水一样向我涌来：关于这即将“熬”过的一年，关于我即将到来的在北大的生活，关于我今后整个的生活，关于我与世界的联系，关于我在这个时代的位置。这是一间废弃已久的窑洞，其他11位同班的“战友”已经鼾声如雷。
这时，正是因为鼾声让深夜的大山显得更加宁静。在这似乎是永恒的宁静中，我忽然想起了遥远的法兰西，想起了那个最有智慧的法国人——加缪。我所体验到的荒谬与加缪所体验到的荒谬是一致的。加缪所说的荒谬，就是一种在非人性的因素面前产生的不适感，就是一种在我们所见的东西面前所引起的堕落。加缪认为，人一旦在平庸无奇、习以为常的生活中提出“为什么”的问题，那就是意识到了荒谬，荒谬就开始了，而人也就清醒了。一方面，人看到了这毫无意义的、杂乱无章的世界，它是希望的对立面；另一方面，人自身中又深含着对幸福与理性的希望，荒谬就产生于“这种对人性的呼唤和世界不合理的沉默之间的对抗”。当我认识到纸上的真理的卑鄙无耻的时候，我开始寻找我自己的、从生命中直接生发出来的真理。别人的拐杖支撑不了我的生活，我的生活需要我自己制造的拐杖。这个时刻，真理早已晦暗不明，每个寻找真理的的人尤其要小心。加缪说过：“在这个时刻，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历史中或违背历史剑拔弩张，为的是重新接受考验并夺得他已经拥有的东西：他田地里微薄的收成，对这块土地的短暂的爱情；在一个人终于诞生的时刻，必须留下时代和它青春的狂想。我对生活的全部爱就在于此：一种对于可能逃避我的东西的激情，一种火焰上的苦味。我静止而紧张，没有力量反抗要把世界放在我手中的巨大激情。”是的，那些屈辱都是微不足道的，我会把它们像蛛丝一样抹去。我在经过了长久的犹豫之后，坚决地回答了加缪的提问：我能够义无反顾地生活。生活在过去，生活在现在，生活在未来。加缪说得那么好：“如果我确信这种生活只具有荒谬的面貌，如果我体验到它的全部平衡都系于我的意识反抗与这反抗要与之斗争的暧昧之间的对立，如果我承认我的自由只有对被限制的命运而言才有意义的话，那我就应该说，重要的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这一点，我做到了。在一年的军训中，我没有获得什么奖赏，诸如入党、嘉奖之类的。然而，这段岁月成为我一笔巨大的精神资源，它是我生命的暗流，它存在着，时刻在提醒着我保持清醒的头脑——那种企图摧毁我们的力量有多么的强大。
我从他们的世界里走了出来，而许多与我同时进去的同学却没有走出来，而且可能永远也走不出来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