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李敖:我最难忘的事和人- 第4部分

　　
　　　　　我厌倦繁华世界，我的凯迪拉克轿车就卖掉了，我很少出门，出门大多健步。为了去新竹，我和上次去清华演讲一样，还是请远景出版社的沈登恩送我，李敖出版社的吕佳真一起去。本以为交大同学吴先生一到，就出发。但是当天下午四点到我家，坐在客厅中沙发上的，却不只是吴先生，还有一位许先生，另有一位小女生，就是陈碧君自己。

　　
　　　　　我的习惯是，凡是我同意来到我家的人，我都不再拒人于千里之外，反倒友善的带他参观我的三窟之一——我那六十二坪的工作间。三位小朋友看到的，大概是中国藏书藏资料的冠军之家，自然免不了好奇与惊异。我们小聊了几句。陈碧君短发、清纯而秀丽，她戴着浅框眼镜，镜片上的深度不及她在知识上的深度。念的是电子物理学系三年级，那是博学的我，却一点也不懂的学系，女孩子能念物理，已是异数，何况物理头上又带电子的呢？

　　
　　　　　从书架上，我取下我印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给她看，我说：“汪精卫的太太也叫陈璧君，不过璧字和你不一样。”不料她却说：“我的名字，原来也是那个璧字。”她的话，使我感到她对跟她同名的前辈女士并不陌生。我猜想：这一由“璧”转“碧”的过程，也许是一种有意的回避。

　　
　　　　　我把“陈璧君”放回书架上，陈碧君站在我的背后，我觉得我正夹在两代的陈璧君里，我的时间感、我的历史感、我的现代感、我的“水平思考”，……一时都云集在我的思绪里。两百年前一个退出情场的单身汉爱德华·吉朋（Edward　Gibbon），在罗马做芜城之吊，在一片死寂之中，他走入教堂，发现他背后的钟摆，是静止中的唯一动态，那动态带来了古今时间的连锁、也带来了生命。深刻的对比，使他发愤写下一代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对第一流的历史家说来，那种深刻的对比是多么重要，没有那种强烈多么重要，没有那种强烈的感觉，历史将没有生命，而过去只是枯骨。

　　　没有人知道我在两代陈璧君之间，正云游回来，包括我背后的陈碧君自己。我们一起下了楼，分坐两车，前往新竹。在车里聊了许多天。细雨中到达交大，夜幕已垂。小朋友们摆了一桌酒席招待我。陈碧君发现我不喝非自然的果汁，特地陪我去找白开水。她待人细心亲切。唯一的小女生，被许多小男生包围着，是一幅令人神往的画面。如果我晚生三十多年，置身交大，我想我也会追随她，并且把小男生们一个个撂倒。

　　
　　　　　演讲前，在细雨和夜幕中，她陪我走在校园的路上，对我说：“李先生，这条路有一样特色，就是它是循环的。你走下去，会又走回原点。”我回答她：“这样也好，你永远循环，永远不会迷路。”

　　
　　　　　演讲的情况还不错，为了答复问题。两个小时外，又延长了二十五分钟，前后都由陈碧君主持。在演讲中，我带听众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但我始终在两个世界。陈碧君坐在左边第一排，我几次称她做“陈部长”。她的笑容是优雅的，我想，《阿丽思漫游奇境记》（Alicein　Wonderland）中那只猫如果看到，一定剽窃她的笑容。

　　　回到台北，已近子夜时分，我站在书架旁，又回到了原始的“陈璧君”。那位陈璧君生在一百年前，死在一九五九，她死后十年，这位陈碧君才出生，她们两位除了同名、除了同乡、除了同是优异的女性，萧条异代，其实无一相同。但在我的思绪里，却从下午四点以后，一直把她们联想在一起。在书房里、在汽车里、在餐厅里、在贵宾室里、在演讲时的思绪起伏里，这种联想，都间歇未断。把她们联想在一起，比拟或属不伦，陈璧君已作古，陈碧君却在世；陈璧君平平，陈碧君却可爱；陈璧君死于忧患，陈碧君却生于安乐。……她们乍看起来，没有相同的基点，但在历史家思想家的透视里，在苍茫之间、在生死线外，基点却是一个。陈璧君是中华民国的建国者之一，在波谲云诡的变化中，中华民国对她有了奇特的对待，把她关进牢里。当中华民国在大陆先亡，中华人民共和国接替了牢狱的钥匙，要她悔过，就放她出来。她说她无过可悔，终以七十之年，老死狱中。那一代的革命先行者，为了理想，她之死靡它，甘心殉道；而新一代的陈碧君，她却把青春朝向着新的理想。前后的理想，容有不同，但在两代交织之间，她们的优异与执著。又岂不是一种冥冥中的重叠？陈碧君早生百年，也许正是革命先行者；陈璧君迟生百年，也许正是交大学生。这种重叠，恰像那西方名著《她》（SHE）中的千年女王。当一旦法术失灵，她本人由红颜到白发，即在指顾之间。这种玄黄乍变，又岂浅人所能觉察？

　　
　　　　　如今，书架里的陈璧君，百年孤寂。身陷黑历史中，尘封于过去，而校园里的陈碧君，青春鲜活，身穿白夹克，在胸前红底蓝字的牛津（OXFORD）图案中，开展她的未来。

　　　既伤逝者，行念人也。我庆幸历史不再循环，那令人痛苦的循环啊，使人迷路。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李敖研究网发布
蛋蛋　制作
　　

　
　上一页　目录页　下一页



　　上一页　目录页　下一页

我最难忘的一套条例

——四十二年一恶法，杀人如草不闻声

　

　　
　　　　　四十二年前的六月二十三日，一个十四岁初中二年级的学生，看着当天的中央日报第一版，标题《惩治叛乱条例总统二十日明令公布》，四十二年后的五月十八日，一个五十六岁的饱更忧患的异议者，看着当天的中央日报第一版，标题是《立院通过废止惩治叛乱条例》。——四十二年的岁月，就这样过去了。

　　
　　　　　在前后两次中央日报的标题之间，他曾肤尝身受这条例的威力，他被抓到国民党的黑狱里，用这条例，初判他十年。十年，对人的一生青春说来，算点什么，但对这条例而言，不算什么。这条例中，死刑累累、无期徒刑累累，十年以上，已是宽大之至了。光在戒严期间，就有两万九千四百零七个案子，在这条例的铡刀边缘走过，多少人伏尸法场了、多少人坐穿牢底了、多少人因被判十年还感到庆幸呢！谁还要埋怨十年太长啊！

　　　那个被初判十年的人，他是谁？他是千千百百这条例受害的血证人与见证人，他既是别人，也不是别人，他是我。

　　
　　　　　在这条例废止之日，我拿起前后两份中央日报，摆在一起，感到国民党这两份党报，正横跨四十二年的午后黑暗，搭配成一幅绝妙的血色黄昏。

　　
　　　　　在血色黄昏中，我逐渐老去。夕阳是无限的好，但是，你跟你的敌人都将归于黄昏，只是在“慈湖”、在“大溪”，他们先走一步。他们死了，你也老了。其中玄妙很多，但是，纠缠其中的赫赫苛政，首事之法，就是这条例。

　　
　　　　　国民党文工会头子同一天宣布：“为配合动员戡乱时期的终止，党政部门对不合时宜的法规均在全盘积极检讨之中，《惩治叛乱条例》的废止亦为检讨法规的其中一项，且早已展开有关废止的作业，并非因‘独台会’一案件及受外界压力而让步。”

　　
　　　　　我看了，笑了，淡淡的笑了。任何人都相信他在说阿Q式的谎，我却笑着相信他说的，又何尝不真？这条例，的确已因“不合时宜”而变得大而无当了。——国民党已经秋风无力，它还敢照这条例判谁死刑、判谁无期呢？既然刑期重不下来，回归刑法第一百条，岂不完全够用了？除了共产党入境等芝麻问题，带给国民党一些不便外，这条例的存在，只是秋风肃杀之气的一股象征而已。

　　
　　　　　如今，高速废止了这象征，岂不也得顺水人情的好处？我笑了，我笑那些以为这条例废止，国民党吃了败仗的说法，持这种说法的人太天真了！——废止了又怎样？有刑法、国安法等继续坐镇把关，办人还愁缺法律吗？

　　
　　　　　天真的人还赞美立法委员的快速废止这条例的行为，我又笑了。这一行四十二年的条例，三个小时之间即可二读通过废止，足证立委众志成城，把恶法摧枯拉朽，易如反掌。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这些立委们过去在干什么？他们为什么坐视四十二年、三十二年、二十二年、十二年，乃至二年，让这条例肆虐横行，哭了一家又一路，杀人如草不闻声？

　　
　　　　　天真的人又赞美废止这条例得力于教授与学生的抗争，其实，教授是作秀的、学生是娇嫩的，看看过去五四的中国大学生、看看眼前五四的朝鲜大学生，就知道人家是玩真的，台湾大学生玩的却是家家酒。

　　
　　　　　坐在校园里、坐在车站里，一切功夫，只是坐而已。学生运动要靠坐功，这是“肉蒲团”的和尚功夫、这是“坐坛子”的妓女功夫，不是大丈夫干的事。

　　　但是，这些小表哥小表妹既然出来了，还是该肯定他们一下。他们的功劳也是有的——他们是骆驼背上最后一根草。

　　　四十二年过去了。我又笑了，淡淡的笑了。我翻开市井的劝善书——《四十二品因果史》，抄一段小诗，以遣我怀：

　　　　本来面目无一物，

　　　　万物难煞本来真。

　　　　火不能烧真空体，

　　　　水不能盖其人身。

　　
　　　　　作为水来火去的人，我高兴我走到现在、走过从前。这条例像是一条枷锁，但是，最后赢的，是他死我活。没有了蒋家王朝，枷锁已是不真。“真空”“真人”又笑了，他笑他们都是假的。

　　　　　　　　　　　　　　　　　　　　　　　　　　　　　　　　　　　　　　　　　　　　　　　　　　　　　　　　　　　　　　　　　　　　　　　　　　　　　　　　　　　　　　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八日午


　
李敖研究网发布
蛋蛋　制作
　　

　
　上一页　目录页　下一页



　　上一页　目录页　下一页

我最难忘的一家书店

——书店之死

　

　　
　　　　　小时候在北京，喜欢读课外书。课外书中，以开明书店的出版品，影响我最大。《开明青年丛书》、《开明文学新刊》、《开明文史丛刊》、《中学生》月刊、《开明少年》月刊等等，都是我最喜欢的。由于喜欢它的出版品，连带也喜欢上那家书店。在北京，我去过它在琉璃厂的分店；在上海，我去过它在福州路的总店。北京的分店比较大，上海的总店就小多了，但不论大小，比起附近的老字号书店像商务印书馆、像中华书局来，都寒酸得不成样子。虽然如此，但开明书店给青年人一股朝气，它是左派的书店，比起它来，任何老字号的书店都显得尸居余气了。

　　
　　　　　开明书店不单在北京有分店；在南京、重庆、成都、汉口、广州、长沙、杭州、南昌、昆明也都有分店，最后一个分店，设到了台北，在台湾光复后，它把触须延伸过台湾海峡。使在台湾的中国人一同感染它的朝气。

　　
　　　　　不过，这股朝气还没感染了多久，国民党伪政府就撤退到台湾来。这个伪政府既跟大陆断掉了锁链，在它狭窄的视野下，凡是大陆书店在台湾的分店，都要被迫剪断了连锁。商务印书馆改名叫“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改名叫“台湾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也未能幸免，它改名叫“台湾开明书店”。比别人更惨的是，由于它是左派书店，它的出版品，大量的被查禁了。纵使内容不涉及政治的书，也因作者没有来台，变得只敢印该书，作者名字却不敢印出了。于是，叶绍钧编的《十三经索引》，变成了“本店编”；夏丐尊、刘薰宇编的《文章作法》变成了“本店编”；吕叔湘的《文言虚字》，变成了“本店编”；张沛霖的《英语发音》，变成了“本店编”；王峻岑的《数字列车》、黄幼雄编的《电动机》，陈岳生编译的《原子能与原子弹》等等等等，也都变成了“本店编”。只要人陷大陆，哪怕是你编的谈数学的，谈电动机的、谈原子能与原子弹的书，也都不能把作者抛头露面！“本店”代替了大陆的一切，令人有点哭笑不得。

　　
　　　　　上面这种表态、这种小心翼翼，其实还是不够的。于是，台湾开明书店啊，开始明日张胆的印出刘清波的《三民主义纲要》了、印出芮和泰的《三民主义总复习》了、印出李华柱的《国父革命之学》了。——一个开明的书店降格到出版这种不开明的党八股，它的无奈，也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