锄奸政策，以镇压众人皆恶之少数最反动分子为原则，极力避免多杀人。除政府外各机关团体不得自由捕人罚人。（六）经济政策是尽量发展工业农业生产与商业流通，力避破坏生产与商业，号召上海资本家到苏北办实业。（七）文化教育政策只去掉买办大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容许民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存在，容许自由主义的文化人及教育家办报办学。（八）总之目前你们的政策只去掉买办大资产阶级及封建大地主的专制主义及作初步的民生改良。一方面保证工农小资产阶级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另一方面也应保证除汉奸以外一切资本家地主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只要不武装暴动，任何党派阶层有活动之自由。应容许国民党之存在，应组织进步的国民党。（九）整个华中都应执行上述方针（当然华北亦如此）。（十）你们如何具体执行各项政策，望随时电告。”
《论政策》
1940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目前形势，毛泽东作长篇发言。他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回顾了抗战以来党的方针、政策，提出对于统一战线政策（总的政策）、劳动政策、土地政策、锄奸政策、文化政策、干部政策、政权中的组织政策，都要准备总结，提议组织委员会负责。“七七决议”批评了“左”的错误，但对各个具体问题没有明确的指示。
毛泽东在发言中还指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错误。他说：我党历史上有三个时期。在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联合一切，下令制止工农运动；到苏维埃时期，在秋收暴动中实行打倒一切，到六大时纠正了。但到苏维埃末期又是打倒一切，实行消灭富农及小地主的政策，造成赤白对立。这种“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下的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在苏维埃后期，土地革命潮流低落了，但民族革命潮流高涨起来。现在我们的统一战线的路线是又联合又斗争，不是绝对的联合或斗争。在抗日问题上对国民党又拥护又斗争，在反共问题上也有现在与将来之分，即反共也有高潮低潮之分。在武汉失守前，国民党军队溃退，我们在日军进攻时和靠近日军的地区可以大发展，因此对蒋的办法应是先斩后奏（如王震旅到绥米），先斩不奏。这个观点现在只有项英处没有了解，因此军队少发展。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发得太迟了。在建立政权和吸收知识分子问题上，我们曾经失去了一些时机。我们总的政策是在团结中要斗争，在斗争中又要团结，是统一中的独立，统一是主，独立是辅。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战略上是统一的，游击战是独立的，即统一中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在王明、博古、朱德、康生、张闻天、陈云等发言后，毛泽东再次发言。他说：抗战以来的倾向，在统一战线初期是“左”倾（主张苏维埃与国民党对立），国共合作后有一时期是右倾，反磨擦后又是“左”倾。1937年十二月会议否认独立自主的方针，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错误的，这一口号到六中全会才取消。在战略问题上，洛川会议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前方同志不服从，到十二月会议及六中全会才得到正确的解决。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大体上要分大革命、苏维埃与抗战三个时期，总的错误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平衡性。苏维埃末期犯了许多“左”的错误，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与实际联系起来。总结各项政策都要搞出条例来。
12月25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布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这个指示关于政策的部分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题为《论政策》。指示指出：在目前反共高潮的形势下，我们的政策有决定的意义。但是我们的干部，还有许多人不明白党在目前时期的政策应当和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有重大区别。过去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政策，现在不应当再简单地引用。尤其是土地革命后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不但在今天抗日时期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要克服在策略问题上过左过右的摇摆，但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仍然是过左的观点在作怪。指示从策略原则分析了党在抗日时期的总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出：它“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这种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体现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政策，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对顽固派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政策，国内阶级关系上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策等。指示综述和重申党的各项具体政策：政权组织政策、劳动政策、土地政策、税收政策、锄奸政策、保护人民权利的政策、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和军事政策。指示最后指出：“在日寇加紧侵略中国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行反共反人民的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时候，惟有实行上述各项策略原则和具体政策，才能坚持抗日，发展统一战线，获得全国人民的同情，争取时局好转。”
指示项英等克服动摇犹豫，坚决执行北移方针
毛泽东在11月15日给周恩来、项英、刘少奇、彭德怀等电报中，提出击退蒋介石这次反共进攻的方针和措施：“对于蒋介石此次反共进攻，决定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北移），对华中取自卫政策，而在全国则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用以争取中间势力，打击何应钦亲日派的阴谋挑衅，缓和蒋介石之反共进军，拖延抗日与国共合作时间，争取我在全国之有理有利地位。”电报还指出：皖南部队要认真作北移之准备。
毛泽东一直坚持皖南新四军北移的方针。11月24日，他同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一）你们必须准备于十二月底全部开动完毕。（二）希夷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三）一切问题须于二十天内处理完毕。”同日，再电叶挺、项英：“立即开始分批移动，否则一有战斗发生，非战斗人员及资材势必被打散。”
项英于11月27日复电毛泽东等，强调无论如何要在12月底才能开动完毕。并说：“中央大计如何？究竟有何举动？假若是队伍既未到苏南，又已离皖南，在半路上要战斗，则颇不利。但如有何变动，来的快时，则请毛［无］须顾虑，我们就在皖南打，资材与人员的损失是顾不了的，如何？盼立即复。”同日，项英等在致毛泽东的另一封电报中，说经他们多方研究与考虑，由苏南北移路线途中困难多，危险性较大，反不如由三支地区兼程北移皖北较有利，既时间经济又直接增援皖东。因此决心将大批工作人员化装过封锁线与部分资材先经苏南至苏北，同时以迷惑各方，再以突击方式，将部队由现地区突过长江至皖北。请中央电示是否同意这一行动计划。
11月29日，毛泽东即复叶挺、项英电：“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一部分资材经苏南。”但这一北移计划迟迟不实现。12月23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说：“对于北移，原定主力到江北，其他经苏南，同时布置除资材人员从五日起至十五（日）止分批到达苏南，目前因敌增兵堵截，正设法北进。”
12月26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书记处给项英等的电报，指示他们克服动摇犹豫，坚决执行北移方针。全文如下：“各电均悉。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于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自己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1941年1月1日，新四军军部致电毛泽东等，告以“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但对向苏南转移的具体路线未加说明。在此情况下，1月3日，毛泽东同朱德复电叶挺、项英：“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开动，是完全正确的。”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皖南部队9000余人由云岭分三路向南出发。按照1940年12月28日新四军军分会的决定，具体的转移路线是：由云岭驻地先向东南行进，绕道茂林，经三溪、旌德、宁国、郎溪，沿天目山麓进至溧阳苏南根据地，然后待机北渡。1月5日，叶挺、项英报告中央：新四军皖南部队于1月4日夜开动，5日晨到太平、泾县间茂林地区。
1月7日，毛泽东同朱德发急电复叶挺、项英，提出：“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顽军布置未就突过其包围线为有利。”但是，情况已发生变化。6日，新四军行至泾县境内的丕岭一带后，遭到国民党军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指挥的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被迫抗击，殊死奋战。至14日，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6000余人大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
1月9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等：“我江南遵令北移被阻，战况激烈，请向国民党严重交涉。”同日，刘少奇再电中共中央：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饶漱石在政治上负责，叶挺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
当天，毛泽东收到刘少奇的电报，才得悉皖南事变发生，但具体情况不详，于是立即同朱德复电刘少奇，说：“九日电悉。你说项、袁、周已离开部队，我们尚未接到此项消息，他们何时离开的，现到何处，希夷、小姚情形如何，军队情形如何，望即告我们。”电报还说明，中央得叶、项5日电，说他们4日夜开动，5日晨到太平、泾县间，此后即不明了。
1月10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等，转告叶挺、饶漱石9日电报内容，说明部队受敌包围激战的情况。刘少奇说：“他们在何处及情形如何，我亦不知”。但“他们应从泾县以北青弋江、宣城向郎溪东进才安全，而先向南行动，到茂林拖了许多天，致受敌包围”。同日，项英等人离队突围不成，回到军部。项英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与袁国平等离队经过，表示“此次行动甚坏，以候中央处罚”。
1月11日，毛泽东同朱德、王稼祥复电刘少奇、陈毅：“你们转来叶、姚电悉，叶、姚是完全正确的，望你们就近随时去电帮助他们并加鼓励，惟项英撤职一点暂不必提。”同日，毛泽东等致刘少奇即转叶挺、饶漱石并全体同志电：“希夷、小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姚指挥，执行北移任务，你们的环境虽困难，但用游击方式保存骨干，达到苏南是可能的。”
1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新四军由叶挺、饶漱石负责领导的指示电。指示电说：“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总负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叶剑英：“望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放我东进北上，并向各方面呼吁，证明国民党有意破裂，促国民党改变方针，否则有全军覆灭危险。”
同一天，毛泽东等通过刘少奇、陈毅致电叶挺、饶漱石：“你们当前情况是否许可突围，如有可能，似以突围出去分批东进或北进（指定目标，分作几个支队分道前进，不限时间，以保存实力，达到任务为原则）为有利。”电报还提到“应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
还是1月12日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