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保存实力，达到任务为原则）为有利。”电报还提到“应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
还是1月12日这一天，刘少奇、陈毅向中央建议：为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一万人之聚歼计划，“请朱、陈、罗准备包围沈鸿烈，我们准备包围韩德勤，以与国民党交换”。
1月13日，毛泽东等复电刘少奇、陈毅，同意他们的建议，并指示：“限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彻底解决华中问题”。在这个电报中，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我全国政治上、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同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发表包围皖南新四军通电。同一天，毛泽东等致电周恩来、叶剑英：“请向当局提出最严重交涉，如不立即解围，我们即刻出兵增助，破裂之责由彼方担负”，并嘱立即散发抗议皖南包围通电。
1月14日，叶挺在谈判中被扣，皖南事变大规模的战斗结束了。同日，毛泽东起草致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等八路军、新四军各部将领及周恩来、叶剑英电，正式宣布：“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该电还指出军事上全面大反攻的部署：“除已令苏北、山东迅即准备一切，待命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同时发出最严重抗议通电，并向蒋介石直接谈判外，我华北各部须遵前令，提前准备机动部队，准备对付最严重事变。
”
1941年1月15日，刘少奇向中央发出了一份非常重要的电报，建议中央对皖南事变主要应从政治上进行反攻。电报首先否定了刘少奇自己于1月12日向中央建议过的军事反击计划，指出：这几着均无胜利把握，亦无大利可图，且系进攻性质，对人民、对部队、对统战朋友均无充分理由。在目前向国民党实行这种反攻和破裂，不独将引起中间分子的非议，即自己部队亦难长期在精神上维系不发生动摇。那时，国民党更可借此向我大举进攻，故实行全面军事反攻，对我不利，且有极大危险。接着，刘少奇提出了关于从政治上进行反攻的可行办法，他指出：这样做，对我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使我能巩固华中阵地，以待变化。将来如须在军事上反攻，是可再找到其他理由的。
刘少奇是当时处在斗争前沿的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所以熟悉情况，最有发言权，他的意见和建议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1月15日，就在刘少奇发出建议电报的当天，毛泽东在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中指出：“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在表述上与1月13日提出的“我全国政治上、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不同，已经把政治同军事分开，并说明军事上是准备力量以粉碎敌之进攻。
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强调：对于皖南事件，我们要实行全国的政治反攻，像前年我们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时那样的非常强硬的态度。只有不怕决裂，才能打退国民党的进攻。但左派主张我们马上与国民党大打起来，我们也不能实行这种政策。
1月18日，毛泽东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等，同意刘少奇的建议，撤销包围韩、沈的计划，进一步说明党中央已经改变了原先在军事上立即大反攻的看法。
1月19日，毛泽东同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并告刘少奇，明确提出“在政治上全面揭破蒋介石之阴谋”；“在军事上先取防御战”；“在组织上拟准备撤销各办事处”。至此，一个完整的正确的“政治攻势，军事守势”的反攻方针形成了。
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于1月17日发布通令，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将军长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
1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会议讨论为驳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1月17日谈话的文件，决定照原稿修改发表。
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目前时局的发展，我们要从根本上考虑了。自蒋介石17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后，实际上，蒋已准备得罪我们，得罪苏联，已是准备全部破裂的开始。蒋首先破裂，一切同情与理由都在我们方面。要挽救时局，实现好转，必须取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话。会议决定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确定了任命名单，并决定用中共中央军委名义发表谈话。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央军委主席团，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委实际工作由主席团办理。
同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在延安发布，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同一天，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名义，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谈话揭露了日本和亲日派的整个阴谋计划，指出：此次皖南事变，酝酿已久。自日德意三国同盟订立以后，日本和亲日派就蓄谋镇压中国的抗日运动，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实现中日妥协。至去年年底，全部计划准备完成。袭击皖南新四军部队和发布1月17日的反动命令，不过是这一计划表面化的开端。谈话严正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办法：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谈话对国民党顽固派提出最后忠告：“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如能实行以上12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如果继续胡闹，必然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那就悔之莫及了。
1941年2月2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住地同2月1日离开重庆本日到达延安的叶剑英，进行长时间的谈话。叶剑英带来周恩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信以及邓颖超送给毛泽东的相片，并向毛泽东汇报了皖南事变前后同国民党谈判斗争的情况。叶剑英还介绍了1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刊载周恩来题词的经过。
1月17日，就是在蒋介石发表“一？一七”命令的当天晚上，周恩来再次向张冲提出严重抗议，并在电话中怒斥何应钦：“你们的行动，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深夜，周恩来怀着极其愤慨和沉痛的心情为皖南事变死难烈士题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挽词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挽诗，并去《新华日报》报馆将他的题词手迹制版登在被国民党抽去的稿件的位置上，加快印刷，组织好发行力量，抢在次日各大报发出之前，送到广大读者手中。第二天清晨，周恩来的题词手迹出现在山城的大街小巷的阅报墙上，报纸的销量从平时的1000份猛增到5000份。周恩来题词的发表，震撼了山城，在政治上给蒋介石一个沉重的打击。
毛泽东听完叶剑英的汇报，见到周恩来的题词后感慨万分。当晚，毛泽东即电周恩来：“（一）剑英本日上午十时抵延，畅谈五小时，收到来示，欣慰之至。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往。（二）小超同志照片收到，敬谢。”
从重庆订购书报的目录
1941年3月，毛泽东三次致电周恩来、董必武，要他们在重庆订购所需书报。毛泽东要订购的报纸有：《中央日报》、《扫荡报》、《新蜀报》、《新民报》、《时事新报》、《新中国日报》、《华光日报》、《国家社会报》；重庆各党派集团及昆明、桂林等地的报纸、杂志；向中国文化服务社订购各种政府公报、杂志、报纸；向中国经济研究所订购《四川经济参考资料》、《贵州经济》、《日本对支经济工作》、《列强军事实力》、《中外经济年报》（三九、四○年版）、《中外经济拔萃》（创刊起全要）等书刊。信中要求将商务、中华及其他书局出版的有关中国经济书籍尽先寄来：“重庆所有的经济书籍望尽力搜集寄来。”
5月5日，毛泽东同陈伯达再电周恩来，急切需要购买以下各种书报：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出版的《四川经济参考资料》、《贵州经济》、《列强军事实力》、《日本对支经济工作》以及该所出版的各期《中外经济年报》、《中外经济拔萃》、西南实业协会编辑的《四川工厂名录》；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辑的《中华民国统计提要》、《西南实业通讯》；桂林出版的《实用国民年鉴》；并询问前托购的商务出版的方显庭的《中国工业资本问题》一书，是否已购得。还指出：“关于各种统计公报及经济书籍，这里很需要，此后请指定专人多为购买，重庆运来书籍以此类较多为好，请嘱办事处同志注意。”
1941年3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讨论陕甘宁边区财政问题时，毛泽东发言指出：财政方针主要是发展的方针，手段是票子。应当转变过去的紧缩政策，根据新的方针，立即实行新的政策。要决心立即投资生产事业，主要是投资盐的生产。纸票新增发600万元，因为现在特别需要，不得不发。以200万投资盐的生产，200万买粮食，100万支付中央与边区的经费，100万由银行周转。各种垄断的办法必须立即改变，私利不要妨碍人家，政府要实行纠正。要实行贸易自由政策，过去实行以公营事业吞并私人事业的政策是不对的。对边区资本主义发展不要害怕，过去提党内反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口号，后来改用反对贪污腐化的口号。
4月19日，毛泽东为《农村调查》一书写跋，指出：“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是应该发展的，但在目前的农村根据地内，主要的经济成分，还不是国营的，而是私营的，而是让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发展的机会，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制度。这是目前中国的最革命的政策，反对和阻碍这个政策的施行，无疑义地是错误的。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和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是我们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在这个时期内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但是不要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
1941年3月19日，毛泽东对《中国妇女》第二卷第十期刊载的署名周俊的《论出版专门妇女刊物问题》一文，写了几段批评的话。毛泽东指出：此文与宣传部出版发行部正在考虑的调整延安刊物这一计划相对立，不待中央讨论就向人民宣传这种对立意见，这一行动的实质，只能对党与对妇女工作发生不良影响，是党内关系上极不正常的表现。毛泽东说，相反，须要向妇女群众解释，目前延安的物质条件，不能不暂时停刊一部分刊物（实质上是暂时“取消”这些专门刊物的印行），将其内容送登保存着的一部分刊物上，以免同归于尽，这是将局部利益服从于全体利益，而又并不完全牺牲局部利益（牺牲其一部分）的好办法。妇刊不作这种解释，却作了相反的解释，故是不正确的。因为已经公开发表，又引起了争论，故须有纠正的办法。
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讨论中央出版发行工作时，毛泽东说：要使发行与消耗量相适合，要出版教科书及通俗书籍。合并刊物问题，现在继续停刊，把文章放在解放报上。今后关于下级提问题必须经过组织。《中国妇女》上周俊写的文章反对中央，这是原则上的错误，须要查实。
原来这事与当时在中共中央分管妇女工作和任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校长的王明有关。王明在2月初的一个晚上，派人将已经睡觉的一位同志叫起，说王明要她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