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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关于中条山战役后对国民党的方针问题，复电周恩来，告以彭德怀、刘伯承等部署进占中条山，中央已去电制止。“此事只能取合法步骤，朱彭给卫建议一电即转给你，望你在渝有所活动，蒋如真欲保卫河防，只有让我进入中条山，如他不许，则我可解脱责任”。“此次中条山损失恐在十万至十五万之间，为上海战役以来最大损失”。“目前我对国民党方针是着重于拉，中条失败后拉好的可能性甚大”。
同日，毛泽东起草朱德、彭德怀致卫立煌的电报，指出：“目前大局，非国共两党贵我两军密切合作不足以图存，敌于晋南得手后，有进图郑、洛、西安可能。八路军决在委座及吾兄领导下与友军配合作战，坚决破坏敌之进攻，为保卫郑、洛、西安而战。惟配合有直接间接两种，直接配合则效速，间接配合则效迟。敝军担任平汉、平津、津浦、北宁、平绥、正太、白晋北段及同蒲北段、中段之破袭，从远后方、近后方牵制敌人，此间接配合也。八路军以有力一部进入中条山及汾南三角地区，担任同蒲南段、白晋南段及道清路之破袭及黄河北岸之控制，从侧面打击与牵制敌人，以利贵军主力在黄河南岸西岸之力堵，此直接配合也”。“非有此一方面之部署，则牵制敌人难期速效。盖敌之重兵已集济原、运城地域，仅作远道配合，究属远水难救近火，此次中条战役证明其也”。“今之建议，亦纯属进言性质，如以为可，则令行之，如以为不可，则弃置之”。如批准上述建议，“蔽军到达中条及三角地区时，须请求允准发动民众组织抗日游击队，盖德等认为惟有此策为最有效。此次中条失利之原因固多，而无民众组织的障蔽敌之耳目，明快我之耳目，实为主因，并非兵不精将不勇或指挥不善之咎也”。
1941年6月12日，毛泽东同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秘书长谢觉哉谈话至傍晚。林、谢走后，毛泽东仍感有些话要说。当夜，毛泽东写信给林伯渠，信中说，关于预决算，有两点请注意：（一）“凡必不可免之钱，予以慨允，使受者得所”。“其原则就是‘必不可免’四字。弱小部分，予以扶助，亦包括在此原则内”。（二）“不管是中央的，军队的，地方的，一概包揽，为之统筹。军队不分国军，地方军（不立此名目），一概统筹”。“总之发展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这封信写好后当时没有发出。15日，毛泽东又在信上加写了以下内容：（一）“追加预计，不可免的”，“故只能由你在预算中加重总预备费，尔后按需要（必不可免者）支用”。（二）“不必肯定边币只维持一千万，宜作千五百万之打算，较不束缚手足”。（三）预计算中应把自力更生的部分打进去，“须与党、政、军各部分的实际状况密切联系，了解其情形，方能算计。尤其是军”。（四）“商品货币流通量成正例说，亦不宜坚持，宜估计到许多新条件，还等今后研究。如持之过坚，将来不准，有损信誉”。
6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为着更能统一与集权地解决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与批准党、政、军三方面的各种预算、决算，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由林伯渠、朱德、任弼时、李富春、高岗组成，林伯渠为主席。同时决定改变过去经济自给的办法，准备实行统一的实物供给制度，决定组织一个委员会，由任弼时负责。
1941年6月22日，德军突然发动对苏联的进攻，苏德战争爆发。
6月2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指出：“德国法西斯统治者已于六月二十二日进攻苏联。”“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全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在目前时期。一切力量须集中于反对法西斯奴役。”
7月，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举行了代号为“关特演”的大规模演习，并将关东军由11个师增加到20个师，总人数由40万增至70万，这都是针对苏联的。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不断催促日本早日出兵与其东西两线合力夹击苏联。苏联面临着德日夹击的严重威胁。
7月2日，毛泽东等致电彭德怀，指出：日苏战争有极大可能爆发，如日本攻苏，将在华北加强镇压。我军须准备配合苏军作战，“但此种配合是战略的配合，是长期的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请在此基点上考虑一切问题”。
7月6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的电中指出：“苏联战局有渐趋稳定形势，日本似不是攻苏而是牵制英美，英美均同情苏联，国共关系有好转可能。”“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凡反法西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者就是坏的，以此来分界限，不会错的。”“目前反法西斯领导权。已握到苏联手中。只要苏联战局稳定，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都环绕于苏，这是很好的形势。”“对英、美主要是拉，批评可减少。”
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宣言指出：“目前是全世界法西斯阵线与反法西斯阵线的伟大斗争时代，双方的决斗已经开始了”。“大家应该警觉起来，特别团结，特别努力，坚持我们民族解放的旗帜，脚踏实地，向前奋斗，配合各国人民的反抗法西斯的斗争，争取我们的完全胜利”。
7月13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7月9日共产国际关于苏德战争与各国共产党任务的指示，表示完全同意这一指示。
7月15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指出关于配合苏联对日作战问题，我们决心在现有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我们采取巩固敌后根据地，实行广泛的游击战争，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不采取孤注一掷的方针”。
陈毅、刘少奇曾于7月2日致电毛泽东，说：“如日本向苏联进攻，我们号召全国向日寇反攻，即使国民党不积极反攻，我八路、新四军亦须独力反攻，以牵制日本，敌后某些据点可能放弃。”7月18日，毛泽东即复电刘少奇指出：反攻口号是对的，“但八路新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
1941年7月24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二十一日开战的预测彼方甚为重视。现急欲查明者为德国之主攻方向，请极力设法探查密告至盼。”次日，再电周恩来，告以“友方要求我们利用一切线索和可能，将关于德国从德军西部及其占领国家向苏联西部国境之调动消息加以探索，若有可能，则将其编制、人数、运动路线及调动目的地亦加以调查，请尽可能为之”。
这里所说的“二十一日开战的预测”是指6月22日德军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彼方”和“友方”是指苏联。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共给苏军情报组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情报，如毛泽东说的“二十一日开战的预测”。这件事发生在6月上旬，在周恩来领导下做国际情报工作的阎宝航从国民党某高级官员那里得知：“希特勒德国将于6月21日进攻苏联。”阎立即报告了重庆的周恩来，周于6月16日报告中共中央。中央从香港方面也得到了类似的情报，迅即把这一重要情报通过在延安的苏军情报组电告斯大林。苏联政府得到这个消息后，迟疑了一下，没有立即采取对策。他们的根据是，德国不会撕毁1939年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怀疑这是英美方面的挑拨。事实证明，这个情报是准确的。6月22日凌晨，德国果真背信弃义地发动了侵苏战争。苏德战争爆发后不久，苏联曾以伏罗希洛夫元帅的名义致电朱德总司令表示感谢。
毛泽东一方面指出苏联非常重视我们的情报，一方面指示周恩来继续探索消息，加以调查，尽可能为之。
1941年6月，在甘肃省海原、固原和西吉一带，爆发了回族人民反抗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统治和压迫的第三次武装起义。起义遭到国民党军的残酷镇压。起义失败以后，起义军领导人之一马思义，率领暴动群众200余骑，投奔陕甘宁边区，后成立回民抗日骑兵团，直属八路军留守兵团。
7月底，毛泽东在住处会见回民抗日骑兵团团长马思义等。会谈中毛泽东说，回族人民在中国历次革命运动中，都起过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太平天国时期。不过，回族人民革命了200多年都失败了。今后共产党一定要帮助回族人民得到解放。接着，毛泽东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并对回民抗日骑兵团的工作方针作了指示。他说，我们党实行全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坚决反对民族间的歧视和压迫，主张各民族间的友好团结，共同抗日。我们欢迎你们率领暴动群众来边区。我们边区是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有窑洞大家住，有日（本侵略军）大家抗。
7月下旬，作家萧军想离开延安回重庆去，到毛泽东处辞行，向毛泽东谈了他在延安见到的一些不良现象以及某些同志的宗派主义、行帮作风，并向毛泽东建议党应当制定一个文艺政策。毛泽东挽留萧军在延安，并托他帮助收集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和情况。
经毛泽东恳切挽留，萧军决定不走了，回去以后，立刻把手里有的一些材料陆续寄给毛泽东，并写信向毛泽东借阅《毛泽东抗战言论集》。
8月2日，毛泽东复信萧军：“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已付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的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的强制的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
萧军看了深受感动，立即复信问会面时间。8月6日，毛泽东致信萧军：“来示、文章及报纸均收到，文章已读过，兹璧还。近日颇忙碌，过几天后再奉约晤叙。”
信中提到的“报纸”是指延安《解放日报》6月17日、18日、19日三张报纸，上面有周扬写的《文学与生活漫谈》的文章，引起艾青、舒群、罗烽、白朗、萧军的不满。五个人开了一个座谈会，最后由萧军执笔，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写了一篇《〈文学与生活漫读〉读后》寄给《解放日报》，不给登，退了回来。萧军在和毛泽东谈话中认为这太不公平、太不民主了，所以毛泽东请萧军把报纸和文章都寄来看看。
过了三天，8月10日，毛泽东致信萧军：“我现在有时间，假如你也有暇，请惠临一叙。”当天晚上，毛泽东即与萧军晤谈。当萧军谈到《解放日报》拒绝发表他们与周扬争论的文章时，毛泽东说：《解放日报》不给登，你不是自己办了一份《文艺月报》吗？你可以登在《文艺月报》上啊！萧军经毛泽东提醒，把文章登在《文艺月报》第八期上了。
当毛泽东从萧军那得知有许多作家到延安来了，便于第二天，8月11日傍晚，到杨家沟半山腰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住地，看望萧军、艾青、罗烽、白朗、舒群等作家，不巧罗烽、舒群不在。
8月12日清晨，毛泽东致信萧军：“昨晚未晤罗舒二同志，此刻不知他们二位及兄都有暇否？又艾青同志有暇否？又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话，敬请于早饭后惠临一叙。我们谈通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很必要的。”当天早餐后，萧军、王德芬夫妇，艾青、韦夫妇，罗烽、白朗夫妇，还有舒群，一同应约来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畅谈了有关文艺和文艺界方面的许多问题，并在毛泽东处共进午餐。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宣传部部长凯丰也在座。
1941年7月24日，毛泽东与谢觉哉谈话至夜晚，谈话后毛泽东派人开汽车送谢回住处。
7月25日，谢觉哉致信毛泽东，并附保安处情报。
7月26日上午，谢觉哉写信并附《池盐运销研究》一文送毛泽东。当晚，毛泽东到陕甘宁边区政府访谢，谈话至深夜1时方回。
7月31日，毛泽东就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政策的争论问题，致信林伯渠、谢觉哉。信中说：“最近两次谈话，又读谢老两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