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毛泽东就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政策的争论问题，致信林伯渠、谢觉哉。信中说：“最近两次谈话，又读谢老两信，又得高岗同志转达二老意见，使我对现行边区财政经济政策的争论问题有更多的了解。我的了解仍不足，现行政策的几个根本点（预算分散，纸币，运盐）又在执行之中，最后的谁是谁非，还无法做结论”。“我现在不能断定纸币与运盐不失败，我同二兄谈过，如弄得不好，也许要失败的。但我现在还不能同意停止现行政策，采用另一政策，因为另一政策也许要失败的，或失败得更大”。信中还建议他们：“多从反面（即现行政策的正面）设想，现行政策固然已出了很多毛病，但另一政策是否毛病较少？从相对性设想，勿只从绝对性设想（即只设想现行政策完全是错的，另一政策完全是对的）”。“注意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例如在税收工作上，在纸币发行工作上，在领导方式上，我觉得都是有严重缺点的”。
8月5日，毛泽东致信谢觉哉，信中说：“你的各信我都转给弼时、王明、高岗、陈正人四同志看，使他们多了解你。他们都愿意多和你及林老谈，都愿意把事情把关系弄得好些。事情确需要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对下情搜集亦然，须故意（强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经验，用此方法，很多时候，前所认为对的，后觉不对了，改取了新的观点。客观地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与此一致，盼加发挥。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事情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过去的一些‘气’，许多也是激起来的，实在不相宜。我因听得多了，故愿与闻一番，求达‘和为贵’之目的。现在问题的了解日益接近，事情好办”。“在短时间内，总结一下边区工作很好，请准备材料及意见。你身体有病，切勿过劳，暂时以休养为主很好”。
8月6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几个争论问题。关于增发边币问题，原决定发350万元，有一种意见认为，边币贬值是由于发行多了。关于盐的产、运、销问题，一种意见，主张由边区政府管理，盐的运销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认为官督民运会引起民变；一种意见，主张由留守兵团管理，由政府组织民众运输。会议决定委托毛泽东召集争论双方的林伯渠、谢觉哉、高岗、陈正人、王明、任弼时、朱德谈话，统一思想，解决问题。
同日，毛泽东致信谢觉哉，对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的基本方针谈了自己的看法。信中说：“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性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首先是发展农、盐、工、畜、商各业之主要的私人经济与部分的公营经济，然后是输出三千万元以上的物产于境外，交换三千万必需品入境，以达出入口平衡或争取相当量的出超，只要此两点解决，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此两点的关键，即粮盐二业的经营，如能增产二十万至三十万担粮与运三十万至四十万驮盐出境，即算基本地解决了两问题。”按此两点来检查我们的工作，则：一、今后必须停止公业投资，发动私业投资，即大放农贷与合作社贷款，兼放畜牧贷款与私商贷款，以达增加粮食产量，牛羊产量，与相当繁荣商业之目的。二、盐为达到出入口平衡之惟一的或最主要的办法，只要能年输三十万驮出境，换取三千万元（以每驮法币百元计）棉、布进来，即算平衡了出入口。出入口问题一解决，则物价币价两大问题即解决了。据此以观今年盐的官督民运政策，不但是未可厚非的，而且是完全正当的。信中最后说：“昨日政治局会议决定委托我召集一次有关同志的会议，解决本问题。我想先作个别商讨，然后再开会议，较为有益。”
8月12日，毛泽东致信谢觉哉，在谈到劳役问题时说：“劳役须经政治动员是完全对的，这就是我们的劳役与国民党的劳役之原则的区别，我们的特点是革命加战争。”
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就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毛泽东发言说：现在边区财经问题主要有两个，即生产的人民与消费的人员的矛盾，人民140万要供给8万人的生活，军队、机关等自己生产只能供给五分之一，尚有五分之四须人民负担。其次是出入口不平衡，相差甚大（800万元）。解决矛盾的方针是（一）发展经济，（二）使出入口平衡。发展经济，今年投资多在公营事业，今后要投资数百万元于民营的工农商业。发展经济的原则，主要民营，部分公营。扩大国营企业不是新民主主义前期的事，而是新民主主义后期的事，只有在有了大工业时才能办到。平衡出入口，要使盐大量出口，现在采用组织人民运盐的官督民运办法，是平衡出入口的好办法。能够解决发展经济与平衡出入口这两个问题，就能使边币稳定。劳役问题，由于陕甘宁边区有革命的民众，劳役是可能的；由于战争，劳役是必需的。会议同意毛泽东的上述意见，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8月22日，毛泽东复谢觉哉21日来信，说：在陕甘宁边区，“今年所以采取这些政策，首先是根据于革命与战争两个基本的特点，其次才是根据边区的其他特点（地广，人稀，贫乏，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等）”。“凡人（包括共产党员）都只能根据自己的见闻即经验作为说话、做事、打主意、定计划的出发点或方法论，故注意吸收新的经验甚为重要，未见未闻的，连梦也不会作”。“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边区有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各项重大工作，就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
1941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下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毛泽东兼政治研究室主任。
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草案，在7月2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
8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决定指出：“二十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决定“责成各级党部将本决定与中央七月一日所发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联系起来，向党的委员会及干部会议作报告，并讨论实施办法”。
9月13日，毛泽东向中央妇委、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作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着重讲了两个问题。一、情况是逐渐了解的，认识世界需要不断的努力。他说：“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所以，我们的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而不是幻想。同时，我们又相信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毛泽东还回顾了自己调查农村、认识农村的过程，是经过六七年时间才基本完成的。二、方法。毛泽东说：1。 分析和综合，先分析后综合，在分析中也有小的综合。应当学习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和苏东坡研究历史的“八面受敌”法。2。 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十样事物中，“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末，仍旧是没有发言权的”。
《鲁忠才长征记》是高克林于1941年8月13日晚向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以及王毓贤、孔照庆进行调查后根据记录整理而成的。这个调查报告具体地记述了县城关区第一次运盐的经验，包括牲口数，往返日期，沿途的各站概况，生活情况及问题，经验教训等。
毛泽东看到这个调查报告，认为写得很好，而且开调查会的方法也很好，于是他在8月26日，为《鲁忠才长征记》写了个按语。按语说：“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个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
这个调查报告和毛泽东写的按语发表在9月14日的《解放日报》上。
1941年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党内教育方针问题时，毛泽东发言说：我党干部理论水平比内战时是提高了，但共产国际认为我党的理论水平还不高。现在干部中多看了些理论书籍，但对于理论运用到中国革命实际上还不够。我们还没有各种问题的专家，对于许多实际问题不能下笔。延安学校是一种概论学校，缺乏实际政策的教育。过去我们只教理论，没有教会如何运用理论，如只教斧头本身，而没有教会如何使用斧头去做桌子。延安研究哲学是空洞的研究，不研究中国革命的内容与形式，不研究中国革命的本质与现象。我们要培养行动的理论家。改造学习要采用革命的精神，对干部教育、学校教育、国民教育都要有一个大的改造。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彻底打破目前党内教学方法与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决定由张闻天等组成委员会，研究改造学习的办法，并起草一个决定。
8月29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决定：编辑马、恩、列、斯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言论，由毛泽东等11人组成编辑委员会。为加强中央对全党思想上的领导，由中央同志组成思想方法学习小组，毛泽东任组长。
10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思想方法问题》报告，以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事例讲解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批判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指出：理论、观念、概念、原理、原则，都是从实际中得来的，这叫做唯物论，这是马克思主义起码的一条。理论正确不正确，要拿到实践中去，“实践是真理标准”。只从书本出发，从主观幻想出发，不从实际出发，不顾现实，这就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一件事情没有一定的条件是做不到的，一切都要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矛盾和统一，分析和综合，这叫做方法论，也叫做辩证论”。“理论还是要学习的，而且要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不要做书面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分析新的事件，解决新的问题”。
毛泽东的秘书张如心于1941年9月18日写的《清算德波林主义，开展反主观主义的斗争》一文（发表于1942年3月17日延安《解放日报》）披露：“毛泽东同志在最近一次会议上明确地指出：德波林主义是我党近十年来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主要思想根源之一。”德波林是苏联哲学家。十月革命前曾参加孟什维克派，1929年后任苏联科学院院士。他否认矛盾的普遍性，否认差异就是矛盾，认为矛盾不是一开始就在过程中出现，鼓吹用对立面的“互相调和”来解决矛盾，反对对立面的斗争。德波林学派在苏联有一定的影响，但在30年代初就受到批判，认为他们犯了理论脱离实践、哲学脱离政治等唯心主义性质的错误。德波林主义无疑给中国思想界和中共党内过去的政治领导以重大的影响。毛泽东在1937年8月写的《矛盾论》中已经提出：“苏联哲学界在最近数年中批判了德波林学派的唯心论，这件事引起了我们的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