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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的文章发表在8月23日延安《解放日报》。
1942年8月14日，周恩来应约会见蒋介石。蒋介石向周恩来提出，拟在西安约毛泽东一谈。周恩来答复说待延安答后即告。当日，周恩来将见蒋情况电告毛泽东，并说蒋欲见毛泽东的目的“未可测”。周恩来提出两个办法：（一）以林彪为代表，赴西安见蒋；（二）要求蒋带周至西安，然后周飞延安，再偕一人（林彪或其他负责人）回西安见蒋。
8月1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周恩来电，指出：“毛现患感冒不能启程，拟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见蒋，请征蒋同意。如能征得蒋同意带你至西安，你回延面谈一次，随即偕林或朱赴西安见蒋更好。”
8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国际国内形势问题。会议认为丘吉尔和斯大林从8月12日至15日进行了会谈，讨论关于建立第二战线问题，在这种国际形势下，中国局势有好转可能。
8月19日4时半，毛泽东急电周恩来，指出：“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我感冒已十日，过几天要动也可以动”。“关于我见蒋，中央亦尚未作最后决定”。周恩来即日又致电毛泽东：与蒋会晤时间“似嫌略早”，可由林彪或朱德“先打开谈判之门”；如蒋约林或朱来渝，也可答应，“以便打开局面，转换空气；一俟具体谈判有眉目”，毛泽东再来渝。
8月25日，毛泽东修改《中情通报十八号》。通报的内容是最近日苏关系及国共关系。通报指出：斯大林、丘吉尔会谈后，反希特勒战争即将进入决战的阶段，这是整个战争的新形势。国民党近已放弃了5月间的军事反共计划，而采取政治上解决国共关系的方针。蒋介石两次见周恩来谈话，国共关系确有走向好转的趋势。毛泽东在修改时加写了三段话，其中说：“由于缅甸失陷，西南国际（通路）断绝，迫使国民党不能不注意西北国际道路，并与苏联增强外交关系”。“加以地方与中央的矛盾，财政税收的困难，人民对负担的不满，其内部困难日益增加，如再扩大反共战争，将至不可收拾，这亦是对国共关系避免军事解决改取政治解决的重要原因”。“由于我一贯实施争取好转的政策，特别是今年‘七七’宣言，重申我党拥蒋合作方针，这不能不起促进好转的作用”。
8月29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蒋到西安时，决先派林彪见蒋，然后我去见他。依目前国际国内大局，我去见蒋有益无害，俟林彪见蒋后即确定我去时间。”
9月3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重申亲自见蒋介石的重要性。指出：“目前不在直接利益我方所得之大小，而在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蒋如约我到重庆参加十月参政会，我们应准备答应他。蒋在兰州顿了半个月，这几天可能即到西安。林彪准备在蒋电约后即动身去，我则在林去后再定去西安的日期。”
9月5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再次陈述对毛泽东会见蒋介石一事的意见。认为毛见蒋“时机尚未成熟”，蒋对人“包藏祸心”，“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为非合并即大部消灭”，国际国内局势也“非对我有利”。周恩来指出毛与蒋会晤可出现的一种前途不能不防，即蒋“约毛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若如此，于我损失太大”。因此，提议林彪出面，“不将话讲死，看蒋的态度和要解决的问题，再定毛是否出来”。
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的这一提议。
9月15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指出：“国内关系总是随国际关系为转移，第一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苏芬战争及英美反苏时期，第二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继续存在，英美苏关系仍未好转而轴心则成立三国同盟时期。自苏德战起，英美苏好转，直至今天，国共间即没有大的冲突。这个期间，又分两段，在英美苏未订具体同盟条约及滇缅路未断以前，蒋的亲苏和共决心仍是未下的，在此以后，他才下这个决心。我们估计这个好转的方向是定了，目前任务是促成谈判，促成具体解决问题，故应避免一切枝节”。还告知：林彪昨晨已乘车起身，闻蒋介石已返渝，我们仍要林彪到西安后赴渝，以期打开商谈门路。
1942年8月19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毛铎的文章《精兵简政在晋冀鲁豫边区》。文章介绍了晋冀鲁豫边区全面实行精兵简政的情况。他们把精兵简政贯彻到各方面工作中去，并摸索出一套从政治动员到总结检查的系统做法。这些成绩与经验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赞扬。就在文章发表的当天，毛泽东同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组织部长陈正人，商谈召开二届参议会第二次会议的事宜，原拟定于10月10日召开，后决定延期。同一天，毛泽东在致他们的信中说：“今天所谈二届参议会应以准备精兵简政为中心，在开会以前应实行精简，开会后应检查（点验）精简，而精简包括精少、效力、统一诸方面。今看本日（十九日）报纸《精兵简政在晋冀鲁豫边区》一文，所包事项尤多，尚有节省、反官僚主义诸项，此文我看很好，请你们也看一看，是否我们这里可以完全仿效？”毛泽东在赞扬晋冀鲁豫边区的同时，深感到其他根据地包括陕甘宁边区还做得很不够，因此在信中最后提出：“此事应在整风学习后来一个如象整风这样的大举，方能普遍、深入与切实见效，过去还只是耳边风。”也就是说精兵简政要来一个大举方能切实见效，不能是走走过场、浮皮了草。以后毛泽东还指出“精兵简政也算是个运动”（11月21、23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演讲），也就是要自上而下，从陕甘宁边区到全国各抗日根据地都要普遍地进行。
1942年4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总结精兵简政经验的通知，对各抗日根据地执行精兵简政的情况作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发现，“一般已开始在做，便均做得很不够”。有些地区和工作部门发生明减暗不减，上层减下层不减，前方减后方不减的现象。还有一些地区和工作部门，对于这一政策的执行，是很勉强的、被动的，因而也就没有普遍贯彻。甚至还有很少数的地方不管中央如何决定，仍然是“原封不动”，“我行我素”，把自己的地区或工作部门看成是“例外”。更有极少数地方不但根本尚未开始精兵简政，反而还想扩大部队增设机关学校。凡此情况表明，精兵简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一些同志的思想上还没有引起应有的认识，在他们的思想上对这一政策还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意见和片面的观点。
毛泽东认为，对于精兵简政“还有若干根据地的同志们因为认识不够，没有认真地进行。这些地方的同志们还不理解精兵简政同当前形势和党的各项政策的关系，还没有把精兵简政当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看待”。所以，他在著文、讲话、发指示时多次首先说明这个问题：精兵简政是糊里糊涂地提出还是确有需要而提出来的呢？项英同志很早以前即提出了精兵主义，这在当时是不确当的。当时正是抗日战争初期，抗日武装刚刚建起，还没有发展壮大就提出精兵主义，当然是不对的。那时的抗日政权也在初创时期，没有巩固，提简政也是不对的。而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的队伍发展起来了，但根据地在缩小，即“包含着这样的情况，即接近着胜利，但又有极端的困难，也就是所谓‘黎明前的黑暗’的情况”。这是因为抗日战争进入第五年以后，各抗日根据地的人力、财力消耗相当严重；这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停发军饷，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这是因为日寇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就使得抗日根据地必然要缩小。而我们已经发展起来的队伍和庞大的战争机构，是适应过去的情况的，那时的情况允许我们如此，也应该如此。但是现在不同了，根据地已经缩小，在今后的一个时期内还可能再缩小，我们便决然不能还像过去那样地维持着庞大的机构。在目前，战争的机构和战争的情况之间已经发生了矛盾，我们必须克服这个矛盾。而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就是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政策。
毛泽东针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认识事物凝固不变的特征，教育全党的认识要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解决。1942年9月7日，他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运用了一个非常恰当的比喻，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他说：“气候变化了，衣服必须随着变化。每年的春夏之交，夏秋之交，秋冬之交和冬春之交，各要变换一次衣服。但是人们往往在那‘之交’不会变换衣服，要闹出些毛病来，这就是由于习惯的力量。目前根据地的情况已经要求我们褪去冬衣，穿起夏服，以便轻轻快快地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却还是一身臃肿，头重脚轻，很不适于作战。”毛泽东还特别指出机构精简后、队伍整编后精小能胜庞大的道理。他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以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毛泽东希望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都是孙行者和小老虎。从而战胜那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办法就是“变一变”，精兵简政，我们的身体变小了，但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这种充满辩证法的智慧和认识问题的方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全党摒弃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掌握唯物辩证法，就会自觉地克服对于精兵简政政策一些不正确的看法。思想澄清后，就会认真地主动地愉快地去实行，也才能真正实行好。毛泽东在说明精兵简政的必要性时，把它提到认识论的高度，正如当时《解放日报》一篇社论总结的那样：精兵简政，这一口号所以提出，从某方面讲，全部意义也就是一个：实事求是。这样，就把它与教条主义对立起来，与当时党内整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的运动结合起来，以整风来推动精简，以精简来检验整风的成果，从而取得精神的与物质的双丰收。
1942年8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解放日报》工作时指出：《解放日报》今年4月改版后是有进步的，要执行党的日常政策。《解放日报》社论及广播消息，是中央和人民说话，个人发表的文章也有很大的影响。今后日常政策问题报社应请示中央，陕甘宁边区问题由西北局负责审查。要使《解放日报》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还需要很大的努力。会议决定《解放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又是西北局机关报。由秦邦宪（社长）、陆定一（总编辑）起草一个党报工作条例。
9月15日，毛泽东在致陈毅的电报中说：“苏北报纸刊物请你抓紧，务使他们的宣传服从于党的当前政策。”
同一天，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朱瑞：“一切报纸刊物宣传，分局均须抓紧，使不违背党的政策。”
还是这一天，毛泽东同《解放日报》社社长秦邦宪谈了半天，指出“报纸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并致信凯丰，表扬《解放日报》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关于各部门利用报纸做工作的事，毛泽东说：“我想还要讨论一次，以促中央各部门同志的注意。各根据地当局也还未把报纸看作自己极重要的武器，我想要写一电报（或须用书记处名义），提出此种任务。”
10月28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报纸通讯社工作给各中央局、分局的指示。指示指出：“最近一时期内各地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