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报纸通讯社工作给各中央局、分局的指示。指示指出：“最近一时期内各地宣传曾发生若干不适合目前党的政策的事件，例如新华社太行分社发表参政会通电主张召集国是会议，山东分社发表东北军一一一师反对国民党人员的通电，苏北分社发表反对国民党的新闻，晋西北分社发表某军致新军五周年纪念贺电（足以影响友军之地位），均是和我党目前政策不适合的。查各地中央局中央分局对当地通讯社工作及报纸工作注意甚少，对宣传人员及宣传工作缺乏指导，尚不认识通讯社及报纸是革命政策与革命工作的宣传者组织者这种伟大的作用，尚不懂得领导人员的很多工作应该通过报纸去做。西北中央局已经发表了一个关于报纸工作的决定，各地亦应仿此办理，改正过去不讨论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的习惯，抓紧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拿《解放日报》所发表的关于如何使报纸增强党性的许多文件去教育我们的宣传人员，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
1942年9月15日，毛泽东在致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的信中，除告以与秦邦宪谈话的情况还提出：“解放（指《解放日报》）第四版缺乏稿件，且偏于文艺，我已替舒群（《解放日报》副刊主编）约了十几个人帮助征稿，艾（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艾思奇）、范（延安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孙雪苇（延安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刘雪苇）及工、妇、青三委都在内。青委约的冯文彬（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拟每月征6000~10000字的青运稿件，不知能办到否？”
9月20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第四版正式拟定征稿办法：
“（一）《解放日报》第四版稿件缺乏，且偏于文艺，除已定专刊及由编辑部直接征得之稿件外，现请下列各同志负责征稿：
荒煤同志：以文学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江峰同志：以美术为主，其他附之，每月8000字，此外并作图画。
张庚同志：以戏剧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0000字。
柯仲平同志：以大众化文艺及文化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范文澜同志：以历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邓发同志：以工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8000字。
彭真同志：以党建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5000字。
王震之同志：以戏剧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
冯文彬同志：以青运及体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艾思奇同志：以文化及哲学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0000字。
陈伯达同志：以政治、经济、国际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周扬同志：以文艺批评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0000字。
吕骥同志：以音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
蔡畅同志：以妇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
董纯才同志：以教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
吴老：以语文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
以上共149000字。
（二）各同志担负征集之稿件，须加以选择修改，使思想上无毛病，文字通顺，并力求通俗化。
（三）每篇以不超过4000字为原则，超过此字数作为例外。
（四）如每人征集之稿件满12000字者，可在第四版一次登完。但编辑部也可以调剂稿件，分在两天或三天登完，并不用专刊名目。
（五）如有不合用之稿件，由编辑部退回负责征稿人，再行征补。如由编辑部作重要之修改，则应与征稿人商量一下。”
毛泽东拟定完征稿办法后，按名单招待负责征稿人吃顿饭。毛泽东一见面就说：“诸公驾到，非常感谢。今在枣园摆宴，必有所求。”席间，毛泽东把《〈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宣读一遍，并说：俗话说，吃人口短，吃人一口，报人一斗。吃亏这一回，但不许哪个口上抹石灰。办好党报，党内同志人人有责，责无旁贷。我想，诸位专家、学者必然乐于为第四版负责，当仁不让，有求必应，全力赴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1942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议至1943年1月14日结束，共进行88天。参加会议的有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学各方面高级负责干部300余人，中共中央高级学习组全体人员与中央党校大部分领导干部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大会还邀请了边区政府有关部门的非党员负责干部和技术干部参加了大会的开幕及整政、整财两项议程的讨论。
会议以整风的形式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比较彻底地解决了边区党的历史争论问题和当时的若干重大工作方针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检讨了边区党在抗战前历史上的争论问题，实事求是地检讨了边区党的历史，分清了路线是非。第二，很好地解决了西北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第三，讨论了边区今后的建设问题，确定了边区建设的任务与方针。
毛泽东自始至终关心着，并亲自参加指导这次会议。他除了会议期间用两天到会解说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和为大会写了一篇关于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10万余字的报告外，在开幕、闭幕之日都到会讲话。
毛泽东在10月19日开幕会上的讲话，讲了三个问题。第一，关于国际形势。他说：“法西斯和反法西斯阵线在今冬要起变化，德国已宣布了今后采取守势，这是件大事情。这正是有关整个世界、整个人类历史转变的时候。这样的形势对中国是有影响的，从1941年夏天苏德战争爆发后国共关系是比较好的。我们始终坚持抗战的方针，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磨擦到来了，我们采取防御性的斗争。我们总的方针是团结，但有时要斗争，斗争过去又是团结。今年‘七七’宣言的方针是我们坚持到底的方针，是打胜日本以后还要坚持团结的方针，那时我们仍是采取国内和平的方针。”第二，关于整顿三风。毛泽东说：从今春开始的整顿三风，是进行很大的党内教育，是根据抗战以前和抗战以后新老党员的情况提出的。新党员没有受过马列主义的教育，有的只是民族斗争中的教育，老党员中是从遵义会议以后才纠正了过去的许多缺点，但许多人又增长了新的缺点，自由主义、教条主义等。对于“党棍”要坚持清除。没有斗争便不能有进步。有人说我们所进行的党内斗争是不符合中国习惯的，但我们说我们必须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使党员更提高更前进。现在这个会开得非常好，这就是行动上、工作上的整顿三风，是整风学习的考试。第三，关于边区的建设。毛泽东说：我们的军队将来要采取朱总司令提出的“南泥湾政策”，开荒生产，建立工厂，减轻人民的负担。要重视做经济工作的同志，中央去年就有了决定。这次开会我们是要大检查、大整顿。我们这次所提出的“七整”——整政、整军、整民、整党、整财政、整经济、整关系，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做的。通过“七整”，要达到精简、效能、统一、节约、反官僚五项目的。其中尤其达到统一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做到统一领导。
毛泽东在1943年1月14日西北局高干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主要是讲关于领导问题。他用“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两句话，阐明领导的真实意义，指出党的领导就是集中人民的意见，经过思考研究变成党的意见，然后又把党的意见拿到人民中去实现。这就是所谓群众观点和领导艺术，就是真正理论与实际的联系。高级干部会议已经完成了将边区广大人民和广大党员的意见集中起来的任务，现在就是坚持下去的问题了。
实际上“坚持下去”的任务已经开始执行。在会议期间，边区政府已召开了政府委员和专员县长联席会议，高干会上所提出的有关政府工作意见，均经采纳施行。1943年政府的财政经济计划，军队、机关、学校和各县人民的生产计划，都在高干会闭幕前即已制定。一部分已着手进行。党政民各机关的彻底精简整编事宜，也在积极筹划执行中。党的领导一元化问题，在边区一级已经完满实现，在各分区俟开会代表返任后，也必可统盘实现。这次会议的成功，取得的收获，确定的方针、任务，已成为边区各项工作转变的关键。
1942年10月，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正式成立。关向应、贺龙、林枫、周士第、甘泗淇等9人为分局委员。关向应为书记，林枫为副书记。
林枫从延安返回晋西北时，毛泽东当面指示：要把敌人挤出去。
10月31日，毛泽东复电林枫，指出：“晋西北只有人口七十万至一百万，望检查如此迅速缩小的原因，与周、甘商讨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向敌人挤地盘的具体方案（即具体的积极的全面的反‘蚕食’斗争）。必须振奋军心民心，向敌取积极政策，否则地区再缩，前途甚坏。”
张稼夫也要调到晋绥分局去工作了，临行前，毛泽东约他谈话。毛泽东说，你要回晋绥去了，晋绥的情况有变化，全国的情况也有变化。我们的解放区，也就是敌后根据地，开始的时候是很小的。毛泽东一边说一边拿过来一个茶壶作比喻。他指着茶壶底说，原来我们的解放区像茶壶底，比较小；后来发展得很大，像茶壶的肚子；现在又缩小了，到了茶壶盖子了。全国各地的根据地都是这种形势，晋绥根据地更严重。现在你们的党委就住在黄河边上，有时还跑过河来，地区人口缩小到100万了。说到这里，毛泽东停了停说，黄河这边是陕甘宁边区，黄河以东才是你们晋西北的地盘嘛！现在敌人把你们的地盘挤得很小，据说连临县的三交镇也有了敌人的“维持会”。那么，你们为什么不把敌人挤出去呢？敌人的社会基础无非是地主阶级，你们应当针锋相对，发动农民群众，武装农民群众。接着，毛泽东着重讲了对敌斗争的政策和领导工作方法问题，指出了晋绥分局今后工作的方针。
1942年底，晋绥分局召开高干会议，传达和研究贯彻毛泽东的指示。
晋西北军民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开展了“挤敌人”的斗争。经过四个月的时间，全区共摧毁827个自然村的“维持会”，在535个自然村建立或恢复了抗日政权。到1943年上半年，基本上已将敌人挤出据点或交通线。
1942年10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红军的伟大胜利》（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题目改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社论指出：斯大林格勒“这一战（指1942年10月9日苏联情报局宣布红军突破斯大林格勒西北部工业区德军包围线。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从1942年7月17日开始，到1943年2月2日结束）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斯大林格勒一战将停止法西斯的进攻，这一战是带决定性的”。“拿破仑的政治生命，终结于滑铁卢，而其决定点，则是在莫斯科的失败。希特勒今天正是走的拿破仑的道路，斯大林格勒一役，是他的灭亡的决定点”。
10月14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历史教训》。社论指出：“希特勒的实力和他的野心之间的矛盾，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这个矛盾，表现在他采取避实击虚政策上面”。“一切他所避开的地点，都成了红军向他进攻的出发点。”社论评述了斯大林格勒战役中，8月23日至10月9日期间苏联红军的正确战术和十分激烈勇猛的抵抗。社论最后指出：“整个苏德战争已经证明：只要人们不对法西斯讲慈悲，就是说，多一点勇气，法西斯就会失败的，这就是历史的教训”。“日本的实力与他的野心之间的矛盾，也一定要把日本法西斯压得粉碎”。
10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评柏林声明》。社论指出：“柏林发言人已于十月十二日正式发表声明。该声明说：‘德军已由攻势转入守势。’该声明又说：‘此不应视为吾人未来的作战计划……而以镇静态度及必胜信心以观变化。’”“这后一段是说谎的”。“所谓‘守势不应被看作将来的作战计划’，似乎还有第三个攻势的希望似的，但这只是完全的谎言。希特勒的旧军队是疲敝不堪了，精锐部分已经耗完”。“日本的情况稍有不同，他的实力还可以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