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旧军队是疲敝不堪了，精锐部分已经耗完”。“日本的情况稍有不同，他的实力还可以举行一个进攻，这是因为过去的战争没有动用他的主力的原故”。“但是不论怎么样，世界形势已起了根本的变化，一切法西斯国家实际上都已丧失了主动地位，不管德国或日本，都是如此，也不管日本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政策，都是如此”。
毛泽东从11月开始至1943年1月，为了解和研究国际国内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情况，大量抄录中央社和塔斯社、合众社、路透社、同盟社等一些外国通讯社关于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报道，这些国家是：美国、法国、西班牙、苏联、德国、英国、南斯拉夫、葡萄牙、罗马尼亚、土耳其、芬兰、澳大利亚、瑞士、意大利、匈牙利、日本。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西北局秘书长贾拓夫于11月1日致信毛泽东，询问毛泽东准备何时在西北局高干会议讲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次日，毛泽东复信说：“大约可在十号左右讲，那时再商量确定日子。事先请你将布化十二条及结束语（指《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结束语）第四第五条按听众之数铅印或油印若干份，先期发与他们研究。十二条译文要用最近一次师哲（时任毛泽东的俄文翻译）译出的，请注意。”
后讲解日期变化。11月14日，毛泽东还参加了西北局高干会议大会讨论。到11月21日，才开始讲，22日停了一天，23日继续讲，并讲完。
毛泽东在讲解中首先指出，一般地说，中国共产党是布尔什维克党，从它的路线、工作、经验、觉悟程度、同群众的联系来说，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如果拿完全布尔什维克化的标准来说，那还有许多条件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接着，逐条进行讲解。斯大林的第一条讲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毛泽东指出：执行这一条，就要领导一元化，承认中央的“九一”决定（指1941年9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党要领导军队、政府和民众团体。斯大林的第二条讲党特别是党的领导者必须完全精通与革命密切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指出：十年内战时期，有马列主义对非马列主义的斗争。遵义会议以后，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比较正确的，但党内还有很大的缺点，党内产生了一种自由主义坏倾向。遵义会议以前，在党内关系问题上，主要偏向是过火的斗争。遵义会议以后，党内的主要偏向是自由主义，而不是过火的斗争。现在我们要增强理论，党校的同志每人要读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这次高干会后我们应当有一个学习，每人选读几十本马克思主义的书。斯大林的第三条讲党在制定各种口号、指示时，应根据对国内和国际具体条件的分析。毛泽东指出：这一条讲方法论、思想方法问题。制定口号、指示时，国际条件、外国的经验固然要考虑，但主要的是对我们国内的具体情况加以周密的研究和分析。斯大林的第四条讲党要在群众的革命斗争中检查自己的口号、指示是否正确。毛泽东指出：理论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从客观实际得到证明的。实践是考验真理的标准尺度。斯大林的第五条讲党的全部工作，每一个行动，都要走向使群众革命化。毛泽东指出：这一条的原意是党不要有社会民主党的作风，要有布尔什维克的作风，不要有改良的作风，要有革命的作风。我们中国共产党没有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我们党有两种缺点，一个是“左”，一个是右。现在我们党内自由主义相当浓厚，我们应该反对自由主义，同时当然也要反对过左的。斯大林的第六条讲党在工作中要善于把最高的原则性和同群众最大限度的联系相结合。毛泽东指出：这一条是讲群众工作的原则。我们对群众的关系，是一方面要教育群众，一方面要向群众学习。要把党的最高的原则性同群众的当前的日常要求联系起来，最高原则不要变成了关门主义，联系群众不要变成了尾巴主义。斯大林的第七条讲党在工作中要善于把不调和的革命性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机动性相结合。毛泽东指出：这一条是讲统一战线原则，革命与妥协的关系。列宁写了一本书，叫“左派”幼稚病，就是讲的这个第七条。这里有一个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机动性问题。我们的“三三制”就是最大的灵活性、机动性，要灵活地用各种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达到革命的目的。不调和的革命性不要同冒险主义混淆，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不要同迁就主义混淆。斯大林的第八条讲必须使党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怕批评，要善于在自己的错误中改进和教育自己的干部。毛泽东指出：如果党害怕承认自己的缺点，害怕及时地公开地承认和纠正自己的缺点，那末党就不免于灭亡。公开地承认错误，揭露产生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就是郑重的党的标志。斯大林的第九条讲党要善于把先进战斗员中的优秀分子选拔到基本的领导核心中去。毛泽东指出：领导核心有什么条件，斯大林讲两个条件，就是要十分忠诚，十分有经验。斯大林的第十条讲党必须经常改善自己的社会成分，消除那些腐化党的机会主义分子。毛泽东指出：不够党员资格的，也要清洗，还要经常吸收好的分子。斯大林的第十一条讲党必须建立起铁的无产阶级的纪律。毛泽东指出：建立铁的纪律，是区别于社会民主党的条件之一，也区别于自由主义。建立铁的纪律的基础是思想的统一。斯大林的第十二条讲党应系统地检查自己的决定和指示的执行。毛泽东指出：这次高干会议以后进行精兵简政，整党、整政、整军、整财、整民、整关系，是有系统的有威信的人去进行。最后，毛泽东总括地说：这个十二条，很值得我们好好地研究一下，这是我们全党的“圣经”。是“圣经”，而不是教条，是可以变化的。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亲自组织收集经济和财政方面的历史的和现状的材料，为会议撰写了题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书面报告。
在此期间，毛泽东曾就收集整理材料一事，几次致信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长南汉宸。
12月8日，毛泽东致信南汉宸，指出：“各件均收，写得很好，大有益处。现我还急需贸易、金融、工业三部分，并须在三天至多四天要。请你日夜赶办，于本星期五交我。金融过去原不归你经手，但现已归你；工业你也管了一部分，由你将你管的，建厅管的，军队管的综合起来写成一件，最为适当。”
12月13日，毛泽东再致信南汉宸：“后送各件收到，甚慰。拟再请你对粮食、税收、贸易、金融、财政、供给等项干部在自己工作中应注意之点（应兴应革），每项写一千至一千五百字左右给我，以插入报告中教育干部，对于你今后的工作有大助益。此次高干会主要需要教育材料。在三至四天内送我即可”。“每项能写二三千字更好”。“如何使他们不扰民、不贪污、不浪费而又能完成任务。每个问题分列若干条应注意之事项”。
12月20日，毛泽东再一次致信南汉宸：“请你写的东西不知着手否？我要的关于粮草、税收、金融、贸易四部分，每样要说政策，说工作，是向广大的干部说话，使他们看了懂得政策的方向，懂得工作的作法。在说政策说工作时要批评错误意见，批评工作缺点，使他们有所警惕。每样要有点历史，有点分析，又有一九四三年应如何作法。请你从今天至星期四四天之内下一番苦工赶一下，于星期五交我就好了，或在星期二三先将粮草一件交我，余在星期四五交我。金融、贸易二件请找银行与贸易局的人研究一下，粮税你是熟的。你前交报告很好，只是向少数人说的，不是向广大干部说的，故须重写。你写的被服部分我已采入工业问题里去了。”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书面报告，由贺龙在12月21日和29日向西北局高干会议传达。这个报告共10章，原计划写的税收和节约两章，因高干会闭幕，来不及写而付阙如。第一章《关于过去工作的基本总结》，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题目改为《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毛泽东在这篇书面报告中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批评了不从发展经济、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也批评了离开具体条件搞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发展计划的冒险思想。在公私关系上，毛泽东提出正确的口号是“公私兼顾”或“军民兼顾”，批评不顾战争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的观点；也批评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地加重人民负担的观点。指出为了抗战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同时要使人民经济有所生长、有所补充，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战。“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有许多同志的头脑还没有变成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者的头脑，他们只做了向人民要东西的工作，而没有做给人民以东西的工作。“我们的第一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在目前条件下，就是领导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程度。毛泽东指出：许多部队、机关、学校的生产活动，负行政指挥责任的人不大去管，有少数人甚至完全不闻不问，只委托供给机关或总务处去管，这是由于不懂得经济工作的重要性的原故，有的人是中了董仲舒等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些唯心的骗人的腐话之毒。在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下，就大多数同志来说，中心工作“确确实实地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两项工作而有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