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应钦、白崇禧、黄绍竑决定的八路军的战略方针与指挥原则。八路军主力上前线，多兵堆于狭地不合游击战使用，因此129师留驻待机是完全正当的。毛泽东认为，如果蒋鼎文等真不明白这个道理，至少是我们未对他们有过彻底坚持的说明，同时反映出我们本身对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方针的基本原则还缺乏深刻理解。9月1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嘱他“在晋在冀在京，均着重解释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个基本原则”，并对基本原则的内涵作了较系统的说明。他指出：“这一方针的基本原则包含：（一）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二）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三）南京只能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四）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这个说明，将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进一步具体化了。
9月13日，日军占领大同，并继续向山西境内大举进攻，阎锡山处在不打一仗无法向山西民众交代的情况下，拟集中兵力保卫太原，与日军来一次决战，希望八路军参加。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接连几次给八路军前线指挥员发电。9月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阎锡山的“部下全无决心，他的军队已失战斗力，也许在雁门关、平型关、沙河一带会被迫地举行决战，然而大势所趋，必难持久。不管决战胜败如何，太原与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个别同志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的趋势，似乎还没有深刻认识，被暂时情况所诱惑。如果这种观点不变，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电报强调：“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侧翼，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电报还说：“我完全同意你十八日电中‘使敌虽深入山西，还处在我们游击战争的四面包围中’这个观点。请你坚持这个观点，从远处大处着想，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
9月25日，毛泽东就华北工作问题致周恩来并转刘少奇、杨尚昆等电，明确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应“发动全华北党（包括山东在内）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地但是有计划的组织游击队”。“为此目的，应着重于高级干部之分配及独立领导的党政军集体机关之组织。要设想在敌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
10月16日，毛泽东为答复阎锡山拟集中14个团并要115师参加与日军决战事，致电林彪，指出：“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来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何决定，周、彭又在晋与阎当面决定，基本不应动摇此方针。”
形势发展正如毛泽东所预料到的那样，11月8日，太原失陷，华北正规战争随之结束，游击战争转入主要地位。就在太原失陷的同一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指出：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应该在统一战线的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之。电报还指出：吕梁山是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但其工作尚未展开。第115师主力应立即迅速转移至吕梁山地区；第129师全部在晋东南，第120师在晋西北，坚持长期游击战争。
11月12日，上海失陷。11月13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及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等，指出：“全国片面抗战已无力支持，全面抗战还没有到来，目前正处青黄不接，危机严重的过渡中。”“正规战争结束，剩下的只是红军为主的游击战争了。”“红军的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
根据上述毛泽东的指示，八路军各部队在太原、上海失陷后，按照开展游击战争的需要，以山西为中心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将正规军变为游击军，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标志着毛泽东早先提出的战略转变思想正得以迅速实现。
艾思奇，当时是个还不到30岁的年轻哲学家，1937年10月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哲学与生活》是艾思奇继《大众哲学》之后，在上海《申报》、《读书生活》为答读者问写的一些短文，后来汇集成册，于1937年4月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同年9月，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的煤油灯下仔细阅读了这本书，并用毛笔写了19页《艾著〈哲学与生活〉摘录》，总共3000字。不久后，毛泽东致信艾思奇：“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读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
毛泽东对艾著《哲学与生活》略有疑点的问题是指这样一段话：“差别的东西不是矛盾，例如笔墨，椅子不是矛盾。但如果懂得推移和变化的原理，就知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矛盾，倘若某两件差别的东西同时同地在一起且发生互相排斥的作用时，就成为矛盾了。例如店员与作家是本无矛盾的，但如果某店员有了写作兴趣而想成为作家时，二者就在统一体里互相排斥，也就成为矛盾了。”毛泽东在摘录艾思奇的这个论点后，写下了一段话：“根本道理是对的，但‘差别不是矛盾’的说法不对。应说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一个人坐椅摇笔濡墨以从事作文，是因人与作文这两个一定的条件把矛盾的东西暂时的统一了，不能说这些差别不是矛盾。大司父（师傅）煮饭，把柴米油盐酱醋茶在一定的条件下统一起来。店员与作家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统一起来。半工半读，可以把工读统一起来。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的矛盾。艾的说法是不妥的。”在这段话的末尾，毛泽东还特别注上“毛泽东意见”五个字。
《反对自由主义》
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许多知识青年纷纷来到延安，一方面壮大了革命队伍，另一方面也使党内和革命队伍内滋生了一些思想问题。自由主义就是一种不良倾向，对党和革命军队妨害极大。当时担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长的刘澜涛，将这一情况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毛泽东接到报告后，于9月7日写了《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不久，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的手稿，经有关同志传到刘澜涛手中。当时这篇文章是不公开的，刘澜涛与有关同志商量，最好能够在党内发表。后来，边区党委经请示中央同意，这篇文章于1937年冬季在陕甘宁边区党委的刊物《工作通讯》上全文发表了。（据胡耀邦回忆：“1937年的秋天，毛泽东建议我担任党的抗大总支部书记。他教我要做好党的总支部的工作，首先要办一个好的校刊。他看了这个校刊的第一期，批评我们自己没有动手写东西，又自告奋勇写了那篇著名的战斗檄文——《反对自由主义》”——编者）
毛泽东在文章中首先指出：“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接着毛泽东列举了自由主义的11种主要表现，进而剖析了自由主义的危害、来源及其思想方法。文章最后强调提出反对和克服自由主义是思想战线的任务之一。
在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形成时，在中国共产党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下和各界人士的营救下，陈独秀于8月23日获释出狱。陈独秀出狱后曾亲自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向叶剑英、秦邦宪表示，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接着，陈独秀的好朋友、已经脱离托派的罗汉到了南京，与叶剑英、李克农等人晤谈，说陈独秀愿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并提出了联合抗日的要求。叶剑英等人表示欢迎，但因与陈独秀联合，事关重大，必须请示中央。于是，叶剑英一面电告中央，一面嘱罗汉亲自到延安走一趟，并给他开了介绍信和旅费。罗汉先到西安，由林伯渠、王若飞等接待。9月5日，林伯渠自西安致电张闻天，说罗汉、李侠公要见张闻天，要求恢复组织关系。9月8日，张闻天、毛泽东复电林伯渠，同意罗汉、李侠公去延安一谈。后因山洪毁路，罗汉被阻西安，延安没有去成。但罗汉于9月9日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五点建议和要求，其中提到请中央劝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回党工作。
中共中央认真研究了南京和西安发来的讯息。毛泽东同情罗汉的活动，觉得中国的托派不能与苏联的托派相提并论，表示“可以与陈独秀先生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战。……现在我们是团结一切力量抗日，陈独秀托派如果表示改悔，何尝不可一起抗日”。于是，毛泽东同张闻天于9月10日致电林伯渠，提出对待陈独秀等托派分子的原则问题：“请告诉罗汉我们对待托派分子的下列原则：（甲）我们不拒绝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乙）在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三条件时，我们亦愿与之联合抗日。（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丙）至于其他关系，则在上述三条件实现之后，可以再行考虑。”
1937年11月20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解放》，还发表《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的时评，以尊敬和期待的口吻说：“当陈独秀先生恢复了自由以后，大家都在为陈先生庆幸，希望他在数年的牢狱生活里虚心地检讨自己的政治错误，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队伍中来。”表现出当时中共中央期待陈独秀归队的诚恳心情。
但此事终因陈独秀始终拒绝公开表示反对托派的理论和行动而告终。王明、康生出来打横炮，也是造成谈判破裂的重要原因。王明在12月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只有托派例外。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下属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康生于1938年初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的文章，诬蔑陈独秀是领取日本津贴的汉奸。由于王明、康生的作用，把陈独秀永远拒绝于党的大门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党内的“左”倾错误断送了挽救陈独秀的工作。
9月25日，八路军115主力在晋北平型关东北一带公路两侧山地伏击由灵丘西犯的日军坂垣师团一部。经一天激战，歼灭日军10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品，取得了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大胜利。
在这以前，115师师长林彪把“只想以陈旅（即担任平型关战斗的以陈光为旅长的第343旅）集中相机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的想法电告毛泽东。毛泽东在9月21日致彭德怀的电中提到此事，并说“这种一个旅的暂时集中，当然是可以的，但如许久还无机可乘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可见，事先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意陈旅集中给敌以打击的部署。就在平型关战役后第二天，即9月26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庆祝我军的第一个胜利。”并提出：向恒山山脉及其东西北三方向突击，展开敌人侧面游击战争的计划，暂时还无执行的条件，要待敌人更深入，后方更空虚时才能执行。同日，毛泽东还就平型关大捷的对外宣传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