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职位权能无关，反而他事后回应的方法才是真正违反了公职人员专业伦理，因为他利用职位和政府机器去撒了一个谎，与滥权无异。
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谎言看做焦点，却都跑去关心他那私人生活的作风问题呢？除了朱培庆担任公职三十年来建树颇多，尽忠持重，
大家不忍多加追究之外，这里还有一个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且以美国战后两次著名的弹劾总统案为例，第一次是尼克松，第二次是克林顿。
在尼克松案里；弹劾的理由分别是他隐瞒水门事件的窃听内情，以及动用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等国家机器去针对政敌；在克林顿案里；弹
劾的理由则是他在和莱温斯基的性丑闻上公然撒谎。任何人都能明显看出；尼克松所犯的罪行要比克林顿严重多了；他滥用职权破坏了美国
的国家体制；而克林顿犯的却是一个严格来讲与公众无关的“私德”错误。为何在短短20多年间；美国议会弹劾的理由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首先，从美国开始，最近三十年来世界上许多地方社会气氛都有道德保守化的倾向，公众对道德问题的兴趣越来越浓厚。香港就是一
个明显的例子，与性有关的议题近来动不动就成了社会分歧的引爆点。更准确地说，这还不是道德的保守，而是道德的偏向。因为我们虽
然很关心包括政客在内的公众人物有没有嫖妓，有没有婚外情，但却从不理会他们有没有同情心，是否仁善公正。对一些力倡道德重建的
团体来讲，一个政治家是同性恋的罪恶甚至比他毫不关怀弱势群体的麻木不仁还要重。一个议员可以言而无信，实际投票结果与他事前所
言截然两样，但他却绝对不能有婚外性行为，仿佛他的性生活和公众更有关系似的。莫非只有性才是道德领域的议题吗？
其次，媒体的琐碎化与相应的“政治化术”（Spin）也有一定程度的责任。报刊固然越来越喜欢政治人物的小故事，说说他们放假去何处
旅行，孩子又在什么地方上学工作。同时政治人物也越来越不介意公开一点自己的私生活，好营造一个立体的人格形象，让百姓觉得他很
亲民。加起来的效果就是把公众视线从更严重的政治议题转到政客的个人身上，如果今天的政客比从前少了私隐，狗仔队像追明星一样跟
随他们，这也实在是大势所趋，咎由自取。
说回中国政治的现实，我们历来就很关心政治人物的道德操守，直到今天，中央政府仍不时三令五申，要官员端正品行，可是，各级
干部腐败失德的事件还是层出不穷。原因之一是许多品德的要求陈义过高，没有从官员实际拥占的职权出发，反而像是要先找一个君子才
请他当官似的，非常不切实际。更重要的是，这些道德要求没有被翻译变化成具体的制度制约，根本就难以操作。例如我们都不想再看见
官员为了一己私欲就大兴土木，为自己修筑豪华办公楼，为地方铺张大而无当的形象工程，可叫他们放弃浮夸作风就管用了吗？其实这并
不是什么品德的问题，而是预算如何编订如何管控的权力监督问题；与其奢言道德，还不如贯彻分权制衡的精神。
比起内地，香港或许胜在传媒上，但说到官员道德水平的准则，大家在观念上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对政治人物操守的要求有多
空泛，这条路就有多远。
原题为“对政治人物应有怎样的道德期待”，刊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07月21日
问责：飞机失事，部长下台
7月25日，有一条对中国人来讲不大显眼的国际新闻：巴西总统卢拉炒掉了他的国防部长皮尔斯。直接原因是7月17日，有一架民
航客机撞向圣保罗机场的一幢建筑，死了将近200人；而航空交通正是国防部的管辖范围。有些巴西博客批评皮尔斯不识相，他早该在空
难的第二天就自动辞职，根本不应该等到总统出手炒他鱿鱼，显得他很眷恋权位似的。
对中国读者来讲，这种说法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随着国际新闻的开放与增加，那种下头出事导致部级官员辞职的消息我们都听得
太多了。例如2002年，英国教育大臣莫理斯就因为“高考”（A－Level）评分出了问题而挂冠求去。陌生的是我们很难理解这里头的道理，难
道设置考试评分标准的是教育大臣本人吗？飞机失事，既不开飞机也不直接管理机场安全的国防部长又凭什么要下台呢？
这种做法与其说是成文法律的要求，倒不如说是种不用明言的国际常规，它的根源就是“西敏寺体系”（WestminsterSystem，源于英国的
议会内阁制）里的“部长问责”了。所谓“部长问责”，意思是一个内阁部门里头只要出现了贪污、政策失当和行政措施的失误，不管它的部长
事先知情与否，也不管他是不是直接参与了那些犯了错误的决定，他都要负起责任；而负责的终极体现就是自己辞职了。
“部长问责”表面看来好像很不讲道理，很不近人情，但这个规矩其实是有源头的。发源自英国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文官制度讲究“二官分
途”，亦即制定政策或为政策拍板放行的政务官，与负责政策建议和执行政策的公务员是截然不同的。前者享有决策权因而负有政治责任，
后者专注于既定政策的实施因此负有行政责任。前者出错，受到的最大处罚就是断送政治生命；而后者则要按照既定规章调处。在“西敏
寺体系”里面，只有部长要上议会接受民意代表的质询，替下属部门回答一切疑难。遇上任何问题，他都不能说自己不知道；遇上任何挑
战，他也不能推到属下的头上。理由是他乃民选的政治任命官员，有责任为全民监督那庞大的行政机器。
这是种常规，理论上你可以置之不理，可是你要是真的什么都不管，好官我自为之，那么接下来可能的政治危机就要拖累整个政府，
结果就算不是立刻垮台，也会让执政党在下一轮大选中遭到选民的投票处罚了。由于有这么巨大的负担，内阁各部就得加紧监督下属，保
证不出乱子，不让对手有任何可乘之机。
既然如此，何以实行总统制的巴西也要学这套英式的“部长问责”呢？这是因为这套“二官分途”的原则已经成了民主国家共有的金科玉
… Page 23…
律了，那位不幸的巴西国防部长虽然不是人民直接选举产生，但他到底也是民选总统自己任命的。更不用说美国偶尔会发生州里出事、州
长辞职的情况了，因为那些州长根本就是州民直选的。
最近有些网上的舆论还在谈论山西黑砖窑事件的查处情况，觉得涉及官员只到县级好像还不够高，并且还动辄引用上述那种外国事例
作比较。在我看来，这种比较实在是太不符合国情了。别的不说，就拿文官制度来讲吧，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公务员制度，理论上
所有级别的公务员都是有政治任务的，所有层次的官员也都有政治责任，因此用不着像西方那种“二官分途”、“部长问责”，动不动就“刑上
大夫”（SARS时期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的去职只是特例而非常态）。所以，有县级官员为黑砖窑事件负责也就很够了，山西省长于幼军公开
道歉实在是超额完成了他的本分。
原题为“政治责任的国情差别”，刊于《都市日报·兵器谱》2007年08月06日
喜事：中国政治仪式的风格
最近网上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就是江苏省邳州市的李连玉书记开完十七大返乡，全市举行盛大欢迎仪式的盛况了。光是看照片，就知
道百姓们真是高兴得不行了，不只铺上了平常明星专用的红地毯，挂上了写着“热烈欢迎李书记载誉归来”的标语条幅，更有腰鼓秧歌阵加
上舞狮舞龙。至于公安交警的立正敬礼，医院护士的掌声花朵，那就更不用谈了。
网友们再追查下去，才发现除了这烟花处处飞的“欢迎仪式”，原来在李书记进京开会之前，当地也倾全市之力搞了一个极庄严极热闹
的“欢送仪式”。于是一时之间，“土皇帝”和“劳民伤财”这些字眼就纷纷往这位照片里总是笑眯眯的书记身上招呼去了。
要批评这位地方官的“政治文明意识不强”很容易，说他肆无忌惮地过足领导瘾就更简单了。但我以为这个个案其实还折射出了一个更
普遍的现象，而要认识这个现象，就得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一个听起来或许不是那么“政治正确”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十
七大会是件“喜事”？
的确，十七大召开之前，社会上的负面新闻和意外事件都少了很多，颇有天与人归的吉祥气象。看代表们投票的场面，也循例有欢乐
的音乐当背景，与一般国家的国会要不喧哗闹腾，要不鸦雀无声的情况大异其趣。可是我们都不应该忘记，十七大作为中国执政党最重要
的决策会议应该是件正事，而不是结婚生小孩一类的喜事。
十七大是影响中国未来路向的重大会议，大家尽可以为新登场的一代拍手道喜，但这个会议本身却是庄重严肃的，用“喜事”二字形容
反而只会贬低了它的真正意义。像李连玉书记这样的代表去参加会议，本是他分内的责任，再正常不过，又有什么值得热烈欢送兴奋欢迎
的呢？一个学生上学，一个工人上班，皆是应有之义，他们的家人用得着天天在门口点鞭炮恭贺上学成功上班胜利吗？
这位李书记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好大喜功，也不在于劳民伤财；他的根本问题在于忘记了自己是个代表主人的公仆。我们何时见过有主人因
为仆从做对了他该做的事，就兴奋地又放烟火又奏乐的呢？
原题为“政治责任的国情差别”，刊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11月08日
政府：它的界限在哪里
海外观察家在谈论中国的时候有一组固定的词汇，这组词汇表达了一整套框架。比方说“开放”与“保守”，他们很喜欢把这两个价值意
蕴饱满的形容词加诸中国政府的领导层身上，辨识出谁是开明派谁又是保守派；而开明自然是好的，保守当然很坏。这套二分法依据的是
一系列标准，例如开放舆论是开明，管束私人企业则是保守。同样的形容词、同样的判准和同样的观察框架还可以套用在任何政策与事件
之上。就以刚刚落幕的“两会”来说，有人就说中国更开放了，但也有人反过来说中国变得保守了。
说中国开放，主要是因为《物权法》的通过，英国的《经济学人》甚至认为这是一场“革命”。在许多人心目中，社会主义国家居然要
保护私有产权，这难道还不是开放吗？说中国保守的，则注意到了政府在加大教育与医疗投入的同时，还会加强约束这两个领域的“自主”。
更何况增加政府资源的投入往往也意味着政府规模的扩张。一个规模更大权力更强的政府难道还不是保守吗？
这些判断的前提来自于对中国数十年的历史观察。回顾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的变化，我们可以总结为“集权的弱化”或者“政府的撤退”。
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政府是“全能主义”的，也就是政府全面介入了人民生活的所有方面，文化、经济和社会尽在政府的掌控之中；
经济领域、文化领域与社会空间是和政治领域高度重合的。自从邓小平开启了改革开放，政府就逐步撤出各个领域、还市场自行运转的空
间，还社会自主管理的可能，还文化自由表达的机会。所以在海外观察家的眼中，整个改革开放的历程就是一段由保守迈向开放的进程。
政府越后退，人民越自主，国家就越开放；相反地，政府介入得越深，社会就变得越不独立，国家自然就是保守了。
这种判断的根本问题就是太过简化，把个人与政府对立起来，分别放在天平的两端，仿佛只要一头重了另一头必然就轻，中国不是更
开放就是走回头路。正好碰上近年关于改革开放何去何从的大讨论，本届两会变得格外令人瞩目，大家都急于从会议的决策看出中国未来
的轨道。看见《物权法》通过了，就说这是官退民进，开放了；看见政府重新介入教育、医疗甚至房地产市场，就说这是官进民退，保守了。
其实今天中国政府真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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