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1][1].梁文道- 第15部分

　　　其实今天中国政府真正面对的不是开放或保守的是非选择，而是另一个政治学上的根本难题，那就是应该如何定位政府的角色。假如　

改革开放前的全能主义政府是一个极端，那么一个彻底退缩的“最小国家”就是另一个极端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光谱是很宽阔的，要把　

自己放在其中的哪一个点则是既脆弱又敏感的选择。　

　　　很多人说过去近三十年来中国追求的经济发展是种不计环境成本与社会代价的“粗放型发展”，其实过去近三十年来的开放又何尝不是　

一种粗放型的政府撤退呢？教育、医疗、住房和一连串的社会需要都不能没有政府的位置；新自由主义梦寐以求的最小国家也未曾真正出　

现过。今天我们看到的许多问题，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子，都不是太过“保守”的结果，而是政府退得太远太快。　

　　　所以一方面订立了《物权法》，另一方面强化自己在教育与医疗上的功能的中国政府既非更“开放”，亦非更“保守”，它只是更敏感地在　

摸索自己的新角色。　



　　　　　　　　　　　　　　　　　　　　　　　　　　　　　　　　　　原题为“摸索新角色的中国政府”，刊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03月29日　



合法性：政府起码要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中国就像以往的“东亚四小龙”，国家机器的合法性不是建立在形式保证的民众授权之上（如选举），而是在于经济　

增长与人民生活的基本保障。至于大家认识到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等意识形态，其实只是一道黏合剂，让百姓感到自己生活的富足安定　

是国家的赐予，民族的自豪。假如民生凋敝，社会不安，再多的爱国宣传也挽救不了统治的危机。　

　　　难怪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因为这正是官方共产主义破产之后仍然力保政权不坠的不二法门。其中的等式是这样的：　

经济发展等于百姓生活无忧，百姓生活无忧就等于政府长治久安。　


…　Page　24…

　　　明乎此，便能了解近日“毒奶事件”的严重了。纵观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们看见的不只是商人的贪婪无良，还是各个部门各级政府的　

集体缺席。　

　　　早在今年二月，就有消费者向工商局投诉“三鹿”奶粉的质量有问题。但当局的回应竟然是要该名消费者先给两万块钱人民币，才能替　

他检测相关产品！作风就和救命得先缴订金的无良医院一样。如果政府连它该尽的本份也要收钱才做，谁还需要政府呢？何不干脆让民间　

自行开办产品检试实验室？说不定取价还能便宜点呢。　

　　　能够预先测知并且处理牛奶问题的部门有一大串，但它们全到哪里去了呢？至于地方政府，从石家庄市到河北省都曾接过投诉，他们　

的响应是什么？就算出动到了新西兰政府，他们依然默不作声。我很难想象新西兰总理打电话给温家宝，对他说“你们那里的牛奶出事了，　

他们没告诉你吗？”的情景。我只感到政府好像不见了。这是不是个体制问题？当然是！但它甚至已经和民主不民主无关了。就算是在“东　

亚四小龙”式的威权体制之下，这种无政府状态也很难发生。不要搞错，就算是邓小平式的强人统治，也不大可能出现这种整体管治失效　

的情况。　

　　　政府已经不能保障人民生命的安全，它还能够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吗？由次按风暴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必将打击中国来年的出口贸　

易，我们的内需再怎么扩大也补不上那巨大的缺口吧？　

　　　如此一来，这个国家的合法性能不遇到空前的危机吗？到底有没有人在管治这个国家呢？肯定有，最起码还要有政府部门勒令媒体不　

得擅自报道毒奶事件，更不能发布类似这篇文章的评论。这是我最能感到政府存在的环节。　



　　　　　　　　　　　　　　　　　　　　　　　　　　　　　　　　　　　　　原题为“有人在管制这个国家吗”，发于“牛博网”2008年09月23日　



特供：怎样区分君主立宪与共和　



　　　很久以前，有人递了一根烟给我，他神秘兮兮地叫我赶紧尝尝：“这是特别做给‘上头’抽的，外面没得卖”；这就是我的第一根“中华牌”　

了。后来，“中华牌”变得一点也不稀奇，满街都是，而我们这些“港灿”此时也早已发现，真正做给“上头”的其实是一种叫做“熊猫”的烟。　

孰料去年开始，连香港机场免税店也在卖“熊猫”了，而且还是那种传说中的黄色包装。起初大伙儿还不相信，怎么“上头”抽的烟就能这样　

拿到街上卖呢？果然，又有一个朋友（同样很神秘地）提醒我：“别傻了，真正的‘特供’哪能这么容易让你见着。”　

　　　“特供”，特别制造以供应上峰的产品简称。多么奇怪的东西呀，我小时候还一直以为英国才有这种事呢，因为英国是个有皇室的国家。　

想当年，香港不少商品都喜欢标榜自己是“皇室御用”，我一直很纳闷，为什么我们小老百姓也能随便买到女皇她老人家的专用货呢？后来　

我才知道皇室“御”用原来不是皇室“专”用，一字之差，其异远矣。　

　　　其实，许多君主立宪国都还保有“皇室御用”的货品，英文叫做RoyalWarrant，字面的意思是“皇家认证”，和“特供”不可同日而语。且　

以英国为例，它最早起源于1155年的亨利二世，是一种颁给商人和某些专门服务业者的荣誉。按照“皇家商人认证委员会”的规定，商家若　

是想得到这个头衔，它必须连续服务皇室成员至少五年，方可具备入围的基本资格。女王、王夫和太子看得上的，当然是好东西，所以　

拥有这项荣誉的商人莫不以之为质量的保证，品牌的广告。　

　　　因此“皇家认证”绝对不是“特供”，它不是专门做给皇家专用的物品，因为这玩意的宣传效力正正在于让你知道你买回去的一块肥皂和　

女皇御用的完全相同。例如“皇室认证石油产品供货商”林顿能源公司，难道它会为了皇室特制一批街上买不到的石油吗？又如“皇室认证　

报刊供货商”琼斯*雅留公司，本来就是英国最有名的报刊零售递送行；我想他们发给女皇的《泰晤士报》该不会和我看到的不同吧。而且　

这琳琅满目的商品服务全部都要付费，就算天王老子也一样要掏出真金白银。　

　　　前阵子网上流传“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的消息，许多网民都很愤慨，凭什么有些人喝的牛奶就是和我们不一样呢。后来　

官方还特地出来否认有这个机构。其实我就知道这是个谣传，好歹我们是共和国，怎么可能会有比丹麦、英国和日本这些君主立宪国还不　

如的“特供”呢？　

　　　可那些“没有包装的熊猫”与“瓶底印了面小国旗的茅台”又是怎么回事？莫非它们全是子虚乌有的民间传说？万一它们是真的，难道我　

所理解的“共和国”概念竟然是西方霸权的产物，和我浩浩中华的语境颇有不同？又假如这都是谣言，假如我那些说话特别小声的朋友原来　

全在撒谎，为什么我们又一直愿意去相信“特供”的存在呢？也许这说明了大家的国民意识有问题，分明活在人人平等的共和国，心里却总　

还残留着君高民卑的封建思想。　

　　　　　　　　　　　　　　　　　　　　　　　　　　　　　　　　　　　　　　　　　　原题为“英国才有特供”，发于“牛博网”2008年10月07日　



民主：一种自我修正的漫长道路　



　　　马英九赢得了选举，几乎所有人都说这是场“民主的胜利”，原因之一是台湾人民在这次选战中表现出来的高度理智。从前盛行的买票　

与“奥步”渐渐退隐，选后曾经会因愤怒而聚众闹事的群众也都静静归家。经过一轮政党轮替，过往长期执政又熬过了八年在野岁月的国民　

党，如今应该变得更谦卑，更懂得行使权力应有的戒慎之心；曾经由异见分子一跃成为掌政团伙的民进党，现在也总算尝过了手握大权的　

滋味和权力带来的诱惑，应该可以在未来的岁月里检讨己过重新出发。　

　　　然而，很多人赞赏这次台湾选举的理由却是：绿营等急独分子终于下台了。换句话说，是这趟选举的结果令人满意。且让我们问一个　

假设的问题：假如赢的是谢长廷，那是否就代表台湾民主没有胜利呢？假如台湾人选出了绿色的民进党执政，那是否就表示民主始终是一　

个不大好的制度呢？　

　　　没错，台湾过去八年来的种种乱象的确叫许多人看傻了眼，不少心仪民主选举的人都为此感到痛心疾首，大家盼了那么久的民主原来　

就是这个样子吗？台湾著名评论家杨照曾经在《10年后的台湾》中说过一段令人感伤的话：“……我清楚记得，自己年少时候，被美丽岛　

事件与军法大审震骇，领受到那股历史性的悲剧感。国民党威权体制像只怪兽，吞噬了一代又一代的民主运动者。……我从来不曾自认是　

个勇敢的人，然而在那一刻，却悲剧性地预见：等时机到了，我这一辈的人会接上民主的棒子，克服自己的怯懦与犹豫。去站在怪兽前面，　

被无所不在的极权系统监视、追捕、入狱。”台湾的民主就是这么来的，是由一代又一代像杨照这般的知识青年用自己的生命换回来的。　

可是，最后他却发现：“我们万万也没料到，民主制度建立之后，我们当年持守以信仰民主的价值，人的价值，文化的价值，所有崇高的、　

伟大的、深邃的、美丽的，竟然都被民主给扫进历史的垃圾桶里了……多么大的讽刺！”　

　　　如果连杨照这种曾经打算身殉民主的人都对民主感到心灰，我等隔岸观火的看客岂不更该深思民主何价？于是又有些抱持政治实用主　

义的论者，乘机指出民不民主为其次，只要政府确保国泰民安，领导层清廉有为，任何制度都是可以的。若说集权导致腐败，难道民选的　

陈水扁就很廉洁吗？可见民主实在保证不了什么。　

　　　正当大家都在关注台湾选举的时候，不丹这个小佛国的第一次大选却好像被我们忽略了。要说“和谐社会”，世界上恐怕没有比标榜“国　

民快乐指数”的不丹更和谐的了，虽然也有驱逐少数民族和限制资讯自由的事，但它大体上还是个人民生活安稳的地方。曾经留学英国牛　

津大学的国王凯撒尔年轻英俊，深受国民爱戴，他一力推行民主选举，要把百年帝制终于己手。不丹国民不只不欢迎，还感到非常疑惑，“我　


…　Page　25…

们的国王那么好，为什么要民主呢？”铁了心的凯撒尔硬生生地把下属大臣训练成两个彼此竞争的政党，甚至命人“演出”一场“街头示威”，　

好叫百姓习惯民主生活（事后，有些淳朴的不丹国民居然受惊报警）。对于国民的不解，他的答案很简单：“你们今天或许拥有一位好国王，　

但是谁能保证以后的国王也会这么好呢？”诚哉斯言，就算现在的政府再好，谁能保证以后的政府也会这么好呢？陈水扁确实很糟糕，但　

民进党毕竟还是给人唾弃了，不是吗？这不就是民主选举的自我修正吗？　

　　　还是回到那个问题，就算民进党再次赢得大选，民主的自我修正机制失灵，我们就能否定民主选举的价值了吗？过去八年以来，不断　

有人拿台湾当作民主的坏榜样，从高层的腐坏到底层的盲目，从媒体的恶俗到“立法院”武斗，一切问题都可以算到民主的头上。如果这是　

经不起仔细推敲的粗暴推理，那么我们还有另一种比较精致的诡论，那就是说中国文化并不适合民主选举。近年流行一种近乎清谈的“文　

化分析”，总是玄而又玄地高谈“文化特质”和“民族性”，总是动不动就从个别的现象迅速上升至“文化层面”，貌似很有深度，实则反映了基　

本社会科学知识的匮乏。我们真能如此简单地把民主失效归因于文化吗？　

　　　依据最一般的历史见识，我们知道现代民主其实是种很年轻的政体，而且远远未臻完善。美国的民主不是突然从石头里蹦出来的，早　

在独立以前，北美十三州已有过百年的地方自治经验。英国的民主更是从大宪章以来，匍匐前行地实验了几世纪，才有今天的格局。饶是　

如此，英美的进步人士仍觉得现行的体制缺陷重重，提出了种种对治的方法。例如针对当前公关手段横行，选民不熟悉各候选人政纲实质　

差异的情况，于是有了“审议式民主”的理论和投票前政策讨论日的建议。由于财团势力高涨，政圈权贵勾结商界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