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1][1].梁文道- 第2部分

　　　　　　　　　了。从长度来看，这手册型的小书又不过是篇长文的篇幅；从深度看来，它们不求专精但求浅显。知识分子在皓自穷经钻　

　　　　　　　　　研学问之余，写这些上不了庙堂的东西就是想普及某种观念，为社会的变革造势。假如它们畅销，一纸风行，那就是目的　

　　　　　　　　　达成的征兆。擅长小册子书写的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WrightMills）曾经嘲笑出版商：“你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出版’。你们　

　　　　　　　　　一想到‘出版’这个动词就想到印书，但它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它的真正意义是‘面向公众’。”寻常书商印书，赚钱是动机；　

　　　　　　　　　写小册子的知识分子出版，欲是回到“出版”（Publishing）的根源意义：让一种想法公之于世，交给“公众”（Publics）研判　

　　　　　　　　　思考，再酝酿出变化社会的土壤。　

　　　　　　　　　　　　包括米尔斯自己的作品在内，几乎所有轰动一时的小册子都消失在故纸堆中了，就像完成任务的士兵，总有告老的那　

　　　　　　　　　一刻。唯独托马斯·潘恩（ThomasPaine）的《常识》还算是个例外，至今仍被奉为经典，乃美国奠基档之一。历史学界一　

　　　　　　　　　直争论卢梭等启蒙思想家对法国革命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假如他们的论著当年并不普及，我们能说革命群众其实全是他们　

　　　　　　　　　的读者吗？《常识》就不同了，在它出版的头一年里，这本可亲易读的小书扎扎实实地印出了五十万册！可别忘记当年北　

　　　　　　　　　美十三州才有多少人口，其中又有多大的识字比率。说它造就了美国独立，真是一点也不夸张。　

　　　　　　　　　　　　拙著取名《常识》，绝非自大，而是为了向前人致意，归宗于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的传统。除此之外，我也很喜欢“常识”　

　　　　　　　　　这两个字的丰富义蕴。　

　　　　　　　　　　　　首先，我以为自己所说皆不脱常识范围，没有什么故作深刻的东西。并非自谦，这其实是严格的自我要求；因为我时　

　　　　　　　　　常感到国人今日颇有一种凡事都要往“深处”钻、议论总要谈“本质”的倾向。于是明明在探讨“毒奶粉”的问题，偏偏觉得光　

　　　　　　　　　是信仰缺失还不够，一定要把“灵魂”也搬出来才算功德圆满。明明在点评志愿者的救灾行动，却不满足于民间集体动员的　

　　　　　　　　　逻辑，硬是要扯到中西文化差异的“高度”，然后再结穴于华夏文化的“基因”“本质”。也许是上学的时候受福柯（Michel　

　　　　　　　　　Foucault）与理查德·罗蒂（RichardRorty）影响甚深，我对“本质”和“深度”这类字眼存有近乎本能的距离感。举个例子，如　

　　　　　　　　　果我今天只是想要知道一把剪刀为什么剪不断毛线，你实在用不着向我介绍工具与技术的“本质”，也不必在这里花时间找　

　　　　　　　　　出一堆很深刻的物理学解释；你只需要告诉我这把剪子是不是太钝了，甚或干脆换把新的给我。在公共事务上面，种种关　

　　　　　　　　　于“本质”和“深度”的空洞玄说不只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有时还会塑造出更难疏解的偶像与幻觉。比如说“中国文化的本　

　　　　　　　　　质”，这是我最怕看到的字眼；如果现实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中国文化的错，那么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了（更不消提这里　

　　　　　　　　　头可能还有循环论证和过度简化等种种谬论）。　

　　　　　　　　　　　　当然，我也明白“常识是一种文化体系”（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Greertz＇语）；虽然同在一国，虽然同是华人社会，　

　　　　　　　　　一个香港人心中的常识未必是其他人所能认同的。身为港人，我似乎背负了沉重的原罪，不时遇到读者批摘我“不懂国情”，　

　　　　　　　　　进而归罪于“殖民地子民那挥之不去的洋奴意识”。因此，我常常把自己看成一个人类学家，透过文档爬梳与现实生活等田　

　　　　　　　　　野调查的方法，力图能用“本地人”的眼光去看周边景物，用“本地人”的思维去考虑眼前的问题。目的不是丢弃自己的港台　

　　　　　　　　　背景，好彻底变成一个内地人；而是为了接下来的跳出。进入，然后跳出，于是就会产生批判的距离。理想的话，这种反　

　　　　　　　　　复出入的程序可以使我同时看到内地人自己不一定意识得到的内地常识，与香港人自己所不知的港人常识，在这个意义上，　

　　　　　　　　　我的时评与杂文其实都是一种诠释的工夫，目的是把一连串看似浅白自然、不得不如此的“常识”一一揭出，逐个指认。或　

　　　　　　　　　许，我们接着就会发现自己不一定有自己想象得那么“爱国”，而平常以为的“左派”也不尽然是左的……　

　　　　　　　　　　　　近年来，我在两地发表评论，恰好给了自己一个时刻反思的机会，交互省视内地与香港的诸种现象，渐渐地，本来最　

　　　　　　　　　具公共性格的时评写作竟然成了解自我的笔记，借此我得以认识自身的条件与束缚、身份的认同及移置。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切实体会到一个香港评论人的最大原罪其实不是什么“洋奴心态”，而是相对优渥的空间。比起许多同行同道，我的环境　

　　　　　　　　　比较宽松，我的信息来源比较多元，我冒的险比较小，我怕的事也比较少；这是我最大最大的愧疚，也是推动我写这些东　

　　　　　　　　　西的最大力量。不管他们是什么立场，更不管他们是什么派别，这本书献给中国所有的时评作者，能与你们共赴国运是我　

　　　　　　　　　的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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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理解当代中国的七十张关键切片　



　　　　　　　　　　　　当代中国庞杂繁复，有说不完的故事，谈不尽的现象。这里的文章就像人体切片，断流截出其中关键的部分，虽然犹　

　　　　　　　　　如管中窥豹，亦可检视全体经络的气脉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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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耻：向“百年国耻”说再见　



　　　中国在过去十年之间走过的道路还真是奇怪，尤其自媒体取得相对开放的空间以来，明明我们看到中国有诸多问题和困难，但才一回　

头，却猛然发现自己突然之间竟成了一个叫人艳羡甚至嫉恨的大国了。明明我们是一个受了百年欺凌的发展中国家，这两年在国际媒体上　

看见的却是一片中国热。明明几年前我们还是那个被人妖魔化的国度，现在却目瞪口呆地看着中文成为各国学生的热门科目。　

　　　所以我们现在要学的不只是怎样登台当好大国的角色，还要在剧烈的场景变换和剧情转折中检视自己、调整自己的心态。所谓的检视　

与调整，不是只看几部电视剧，学一下古代王朝的往绩看一看西欧列强的盛衰；也不是教育国民讲风度重礼貌，外游之时不喧哗不吐痰那　

么简单。　

　　　说到反省一个国家的心态，鲁迅数十年前写下的“阿Q”直到今天依然是最有力的象征。阿Q的故事比《伊索寓言》中的酸葡萄更可怕　

的地方，在于那只吃不到葡萄的狐狸只不过是说那葡萄是酸的，但可没说甜是不好的酸才妙。然而阿Q却翻转了正常的价值，打不过人就　

转而夸赞自己是世上“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狐狸顶多是贬损自己得不到的东西，而阿Q则干脆把自己的可怜可悲转换成神圣光荣。　

　　　阿Q的故事说的除了是鲁迅眼中的国人通病之外，还很符合当时国际形势下中国人的自处之道。清末以来，中国人被现代殖民帝国打　

得透不过气，传统文化系统被西潮摧折得瓦崩砖碎。这都是事实，也是很多人看得清楚讲得明白的。可是与此同时，却有另一些人反过来　

把自己的积弱说成是一种美德。最可笑的莫过于当年英国大哲学家罗素那套“中国人热爱和平”论的流行。要知道罗素固然是位严谨的逻辑　

学家，但他对中国的观察则来自皮毛的阅读与走马观花的旅行，根本不值一哂。偏偏很多知识分子引之为知音的肺腑之言，觉得我们中国　

人就是高尚，热爱和平，发明了火药也不搞火箭炸弹。这，难道不是阿Q吗？　

　　　20世纪的德国思想家舍勒（MaxScheler）继尼采之后，深入挖掘了人类的“怨恨”（ressentiment）心理，他的说法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　

理解现代中国的阿Q心态。依照舍勒，怨恨是一种对他人不满的情绪反应，这种情绪是种潜藏心中隐忍未发的怒意，毒蛇般地折磨和扭曲　

了一个人的正常心智与价值观。所以要隐忍不发，是因为有这种情绪的人根本没有发泄报复的能力。这种怨恨的由来有二，一是受到他人　

的侮辱，二是嫉妒他人拥有的东西，觉得那东西本该为己所有。可是他人的地位比自己高，实力比自己强；我不只没法抢夺他拥有的一切，　

没法改变我和他的差距，甚至连对之发作都不敢。这时就会出现“价值位移”（valueshifts）的现象了，意思是颠倒价值常规，把自己得不　

到的说成是不好的，将自己的低下处境说成是高等的。就像阿Q和人打了一架之后却以自己的卑贱无能为美，又像中国给列强欺凌之后表　

扬自己热爱和平。　

　　　舍勒认为怨恨不只存在于个人内心，它还可以是社会群体的共有情绪，只要符合了两个条件，它就会产生。这两个条件之一是自己这　

个群体可以和其他群体比较；之二是觉得被怨恨嫉妒的群体之地位是自己可以达到，甚至本来就应该属于自己的。放在中国的具体环境来　

看，我们可以发现这里真有一片培养怨恨心理的土壤。首先是觉得我们中国人受了百年国耻，“各国不肯平等待我”；奈何自己往日又无力反　

抗，只好一方面心中愤懑“不忘国耻”；日日慢慢咀嚼这挥之不去的恨意。同时我们又会回想汉唐盛世乃至于清初三帝的威风武功，认为这个　

世界第一的宝座本来是自己的。在这个基础上若再加上长期以来的教育灌输，一般能够扭曲价值扭曲世界观的怨恨就会不断生长茁壮了。　

　　　怨恨的表达相当多样，除了颠倒地肯定自我（比如说把随地吐痰讲成是中国人自在随意的表现），它还可以是种稍经刺激就立刻动怒　

的敏感反应（例如把某些国家的旅游景点特意以中文书写的“禁止吐痰”警告牌单纯地解读为歧视中国人）。更可怕的，是一种自我贬损的　

冲动。这两年来网上时常流传一些极度侮辱中国人的事件传说，其中有不少后来被证实是国人自己捏造的。为什么要自己辛辛苦苦虚构一　

些辱华的夸张故事出来，再去刺激大家生气呢？这就是怨恨心理导致的自虐了，似乎只有如此才能进一步确认自己的地位卑下。　

　　　这种变态心理的反面表现则是盲目的自我肯定，例如以制造世上最长的拉面或全世界“寿”字最多的一面墙等古灵精怪的世界纪录为　

乐。许多个人、团体以至于地方政府乐此不疲地去创造或打破这些纪录，为的就是在那部巨大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上多添一行用放大镜　

才看得清的“世界第一”。　

　　　又例如任何一个地方县城都会把自己的名字填进“让××走向世界，让世界认识××”的大型标语牌中，仿佛不让“××”走向世界，不让世界　

认识“××”，那个可怜的“××”就不存在似的。全美国有多少小城镇？怎么他们就没有这种大志？就算在京都和维也纳这些世界名城，你也不　

会看到这种标语，因为人家从来不觉得自己会给人瞧不起。　

　　　我刚才描述的这些现象，大家都不会感到陌生；而它们背后的集体怨恨也从未清除远离。现下中国在短短两年之间被世界公认为新兴　

的大国甚至强权，社会却仍然弥漫着一股自卑自怜并且扭曲颠倒的怨恨心理，仍然除不去百年国耻阴影下成长的吐信毒蛇。我们要怎么当　

个大国呢？　



　　　　　　　　　　　　　　　　　　　　　　　　　　　　　　　　　　　　　　　　　　　　原题为“大国背后的毒蛇”，刊于　《快周刊》2005年08月　



抗战：为什么它还没有结束　



　　　两种非常奇怪的现象：一是2005年全球纪念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战时死亡人数最多的俄罗斯在纳粹德国投降的六十周年，于莫斯　

科红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一队苏联红军接受俄罗斯人民的英雄式欢迎，光荣无比地经过克里姆林宫，一派战胜国的气势。反观死伤　

数字比得上俄罗斯、战时国体残败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