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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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通史 第三卷- 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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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的。到了司马晋禅代,颁布了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的占田制度与
防止“藏匿”劳动力的户调制度,对于豪门大族更加妥协起来,这才更暴露
了如葛洪所讲的“交游”“品藻”的歪风。
从人物方面着眼,汉末从来的浮华交游,正是为品题身分性所不可缺乏
的条件,所谓品题,在身分性地主阶级看来,是“公论”,实质上却是中世
纪名族范围内之斗争手段。因为形式主义争辩的发展,清议的政争,又逐渐
变成了清谈的思辩。加以社会历史的矛盾,来自外部的民族关系也好,或来
自农民战争也好,都迫使着统治阶级的思想修正汉代的神道,而代之以概念
化的神道,故建安七子(孔融、陈琳、徐干、王粲、阮瑀、应瑒、刘桢)的
幻觉,竹林七贤(嵇康、山涛、刘伶、阮籍、向秀、阮咸、王戎)的错觉, 
食散饮酒,都是历史的,而不是天才的。到了晋室南渡以后,超感觉的形式
玄谈也变质了,剩下来的只是王谢袁萧(侨姓)与朱张陆顾(吴姓)的门第
品价了。
由“一贯三之谓王”的汉代统一帝国,到了七嘴八舌的三国多门割据, 
思想上人物的脚色出场者,好像古代晋之“一国三公,无所适从”,楚之“尾
大不掉”,在名族内部也就各自为了“兴宗”“立家”而和命运苦斗了。这
个形势,经过曹氏父子尚刑名崇放达的权变,更由九品中正制度的法度,使
名族年少的舆论,从汉末不合法的清议,变成魏晋合法的清谈。人物的出演
者,在名族的宇宙中(“国士门风”),也就把握住一种社会风习,叫做“品
题”——中世纪的特种形式的舆论或公论。“公论”二字见于史者,例如: 
“王大将军(敦)下,庾公问:‘卿有四友,何者是?’答曰:‘君
家中郎(庾顗),我家太尉(王衍),阿平(王澄),胡母彦国。阿平
故当最劣。’庾曰:‘似未肯劣!’庾又问:‘何者居其右?’王曰: 
‘自有人。’又问:‘何者是?’王曰:‘噫!其自有公论。’”(世

说新语品藻) 
此所谓“公论”,限于名族之间的形式的争辩,换言之,这是贵族争取
身分的舆论。其源应溯于汉末党锢时代,范晔论曰: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
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
直之风于斯行矣。。。乡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
仲进。’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太学。。 
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 
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庭, 
疑乱风俗。”(后汉书卷九七) 
关于党锢思想,在第二卷已有专章研究,这里要指明的是,中世纪品题
的渊源是发生于名族宾客之间狭义的公论。然而就是这种多门评政,也不允
许在中世纪合法地存在,党锢之祸,就说明了问题的内容。只有当形势开始
有变态的转向,即只有从清议向超现实的空谈转变后,公论才成为合法的思
想。这种转向应从郭林宗讲起,葛洪的正郭篇在这点有部分价值,后汉书郭
泰传说:
“林宗曰:‘吾夜观乾象,书察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也。’。。 
性明知人,好奖训士类。。。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范滂曰: 
‘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林宗虽善人
伦,而不危言核论,故宦官擅政而不能伤也。及党事起,知名之士多被
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闳得免焉。。。卒于家,时年四十二。四方之士
千余人,皆来会葬。” 
郭林宗“虽善人伦,而不危言核论”,实开从清议转向清谈之风,嵇生
以其知人则哲,崇为亚圣,葛洪则以其影响独大,著正郭以斥其机辩风姿, 
而纠正当世之景慕。因此,后来林下谈风,避实就虚,不能不说导源于林宗
品题的学风。名族狭义的党派的公论变为狭义的概念的公论,这也反映了皇
权对豪族的某些优势。世说新语首标德行篇,特举陈仲举郭林宗李元礼以开
宗明义,例如: 
“郭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
深广,难测量也。’” 
“李元礼尝叹荀淑锺皓,曰:‘荀君清识难尚,锺君至德可师。’” 
“正始之音”和人伦品题是分不开的,文帝崇放达,便与陈群吴质朱铄
结为四友,同书品藻篇说: 
“正始中人士比论:以五荀方五陈——荀淑方陈实,荀靖方陈谌, 
荀爽方陈纪,荀彧方陈群,荀顗方陈泰;又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
祥,裴楷方王夷甫,裴康方王绥,裴绰方王澄,裴瓒方王敦,裴遐方王
导,裴頠方王戎,裴邈方王玄。” 
按荀陈裴王都是当时的豪门名族。形式公论在理趣方面是概念的论难, 
在人品方面则是典型的方比。除了概念与典型的平等往来或平等攻难,其所
谓“美”就乌有了。所谓九品论人,其制度的形成,是和这种“公论”,相
互关联着的。姑不论“下流不可处,君子慎厥初”,已经表示身分门第的局
限,即以品题而言,主观的同异爱憎,则又如锺嵘所说,“九品论人,七略
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中央专制主义的皇权就利用了门阀之间的党
同伐异,而在矛盾中运用统一政策。

在前节我们曾说到“正始之音”的概念论难——形式的平等理赌,也涉
及“正始之音”的另一面,即典型批判——形式的平等估价。如何晏评夏侯
玄为“深”的典型,司马师为“几”的典型,而自许为“神”的典型,而何
等三人少齐名,善清谈。又如傅嘏夏侯玄“志大其量,能合虚声”,评何晏
“言远而情近,好辩而无诚”,评邓扬“有为而无终,外要名利,内无关钥”, 
而傅等齐名不睦,亦善清谈。此外,如傅嘏评李丰“多疑”,荀粲评傅嘏锺
会“识劣”,都自“文学”以外之“德行”而为价值的判断。魏志卷二八诸
葛诞传注引: 
“是时为世俊士散骑常侍夏侯玄尚书诸葛诞邓扬之徒,共相题表: 
以玄畴四人为‘四聪’,诞备八人为‘八达’,中书监刘放子熙、孙资
子密、吏部尚书卫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父居势位,容之,为‘三
豫’,凡十五人。” 
世说新语赏誉说: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肃肃如入廊庙中,不修敬而人自敬。’。。 
见锺士季(会)‘如观武库,但睹矛戟。’。。见山巨源‘如登山临下, 
幽然深远。’” 
品题有标榜的,如荀氏“八龙”,也有设喻的,如诸葛三子“龙、虎、
狗”。管辂神鉴何晏邓扬,更近于辱骂: 
“邓扬之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倾倚,若无手足,谓之
‘鬼燥’;何晏之视候,魂不守宅,血不华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 
谓之‘鬼幽’;故鬼燥者为风所收,鬼幽者为火所烧。”(魏志辂传注
引) 
复次,竹林七贤的人品识鉴,如魏氏春秋说: 
“山涛‘通简有德’,秀、咸、戎、伶‘朗达有。。才’,于时之谈, 
以阮为首。”(世说新语品藻注) 
他们相互间的标榜,则如同书所说: 
“山公(涛)举阮咸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 
(赏誉) 
“山公(涛)目嵇康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独立,其
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容止) 
“王戎目山巨源(涛):‘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 
(赏誉) 
“有人语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答曰:‘君未
见其父耳!’”(容止) 
品藻人物的风气至晋益盛。从上面所述,我们知道在取辩的论难理赌时, 
所通的音旨有“题目”;现在应该指出,在评价人物的品行识量时,也有“题
目”,或“目”,或“道”。例如: 
“时人欲题目高坐而未能,桓廷尉(彝)以问周侯(顗),周侯曰: 
‘可谓“卓朗”’,桓公曰:‘精神渊著。’”(赏誉) 
“庾子嵩目和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磊场谀浚┲笙茫卸
梁之用。’” 
“殷中军道右军:‘清鉴贵要。’”(赏誉) 
品题时或“方比”或论胜,例如: 
“桓公少与殷侯(浩)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

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品藻) 
“王长史曰:‘(刘惔)韶音令辞不如我,往辄破的,胜我。’” 
(品藻) 
“有人以王中郎比车骑,车骑闻之曰:‘伊窟窟成就。’”(品藻) 
“抚军问孙兴公:‘刘真长何如?’曰:‘清蔚简令。’‘王仲祖
何如?’曰:‘温润恬和。’‘桓温何如?’曰:‘高爽迈出。’‘谢
仁祖何如?’曰:‘清易令达。’‘阮思旷何如?’曰:‘弘润通长。’ 
‘袁羊何如?’曰:‘洮洮清便。’‘殷洪远何如?’曰:‘远有致思。’ 
‘卿自谓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经,悉不如诸贤;至于斟酌时宜, 
笼罩当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时复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萧条高
寄,不与时务经怀,自谓此心无所与让也。’”(品藻) 
品题末流之最下者是争名流的等级与门第的身分,例如: 
“桓大司马下都,问真长曰:‘闻会稽王语奇进尔耶?’刘曰:‘极
进,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复是谁?’刘曰:‘正是
我辈耳!’”(品藻,晋书略同) 
“桓公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谢神意不
变,。。王之恐状,转见于色。。。王谢旧齐名,于此始判优劣。”(雅
量) 
至于以颜色容止,评价身分富贵,以神童机敏,夸示兴宗骐骥,更是名
族舆论的封建制的商标,这在西洋中世纪也不是例外。
品题人物,在魏晋时代的重要文献,是人物志。刘劭所作,邢昺所注的
这一部书,详细分析了人品秉赋的先天殊异,特别着重内藏器度及其外现风
貌的关联,这是九品论人制度在理论体系上最完整的反映。
总之,魏晋人物的“题目”至关重要,“公论”入于上品,既可以立致
富贵(如锺会目裴楷清通,文帝即用裴为吏部郎),推许一登龙门,又可以
名列玄谈胜场。故凡德行、言语、政事、文学,都要经过标榜,才能列入上
品。“公论”在名族纷争的关系之下,是党同伐异的工具,品题与政派是相
互依存的。有人以为“公论”赋予了魏晋人士一些自由学风,但因了名族暗
斗明争的残酷历史,此“自由”便走向空虚的概念世界,而成为自由一般, 
把具体的自由升化烟散了。这“自由”使当时的人物早熟,同时也使他们早
衰,宗教性的“神理”好像是永恒的,然而名族的“气运”却悲观了!悲观
的人生态度,就是不健康的“自由”,我们在大量的魏晋墓志铭中很少发现
有六十岁的人物,一个四十几岁死了的人,居然可称“高龄”。曹丕与吴质
书已经说:
“昔日游处,行则同兴,止则接席。。。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 
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长共
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东晋的感伤更深远了, 
世说新语伤逝说: 
“戴公见林法师墓,曰:‘德音未远,而拱木已积,冀神理绵绵, 
不与气运俱尽耳!’”

第四章
魏代天人之学的“新”义首创者
第一节
何晏王弼的经学形式及其对汉儒经训的玄学改造
魏晋玄学首创的代表人物,史皆推崇何晏王弼,已见前引。学者间又以
他们推翻汉人经学思想,而别树义理,尊称为“新”学。自乾嘉学者以至章
炳麟刘师培,为了打破支配学术的宋学程朱经义,大都在汉魏古人中寻求重
言,汉学与魏晋学重新在当时提倡起来。汉学重在“由辞以通道”的训诂, 
魏晋学重在“天人之际”的义理,前者是宋代“心传”之学的死敌,后者是
宋代“理学”的祖宗,从反对宋学的人看来,汉魏之学,宋人皆未能或之先
也。钱大昕章炳麟都以为何晏王弼对于论语易经所发挥的义理之玄远,后人
莫及。照这样讲来,所谓宋学就成了陈旧不堪的货色,不足以“理学”宗派
自豪了。即令说义理之学是新的,它的渊源也发生于魏人,而不能说始自宋
人。日本皇侃论语义疏新刻序说:“世好事唯新是贵,乃积薪之情,率以后
世为尚,而作者不厚,亦不欲存其旧,宋人之弊乃尔。” 
汤用彤以魏晋玄学承借于荆州之学的渊源,关系至为密切。刘表割据荆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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