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王。宣王将中军，乘水道讨淩，。。军到丘头，淩面缚水次，宣王遣
步骑六百人，送还京都。淩至项，饮药死。。。（王）广有志尚学行，
死时年四十馀。”
据干宝晋纪：“淩到项，见贾逵祠在水侧，凌呼曰：‘贾梁道，王淩固
忠于魏之社稷者，唯尔有神知之！’”（三国志王淩传注引）
关于楚王彪与王淩令狐愚的交往，同上注引魏略说：“愚闻楚王彪有知
勇，初东郡有讹言云：‘白马河出妖马，夜过官牧边鸣呼，众马皆应。明日
见其迹大如斛，行数里，还入河中。’又有谣言：‘白马素羁西南驰，其谁
乘者朱虎骑。’楚王小字朱虎。故愚与王淩阴谋立楚王。乃先使人通意于王，
言使君（时令狐愚为兗州刺史）谢王，天下事不可知，愿王自爱。彪亦阴知
其意，答言，谢使君，知厚意也。”
王淩在曹爽何晏等被诛之后，失去了政治斗争的中心领导，乃拉出楚王
彪来号召，这是政治斗争发展的合理归趋。上引讹言与谣言，显然可见是一
种思想上的预先布置，通过迷信方式，先令人心知道天命的有所归属。这种
政治斗争手段，正反映了斗争的深刻尖锐程度。三国志魏志卷二十楚王彪传，
“楚王彪字朱虎。。。黄初七年徙封白马。太和六年，改封楚。嘉平元年，
兗州刺史令狐愚与太尉王凌谋迎彪都许昌，语在凌传。廷尉请徵彪治罪，于
是依汉燕王旦故事，赐彪玺书切责，使自图焉。彪乃自杀，妃及诸子皆免为
庶人，徙平原。”彪是魏武孙姬的儿子，与曹植为异母兄弟，黄初四年冬，
与诸王朝京师，任城王彰暴薨（为文帝所谋杀），次年，与植同还国，“欲
同路东归，以叙隔阔之思，而监国使者不听，植发愤告离，而作诗。”（植
传注引魏氏春秋）那诗便是曹子建集中有名的赠白马王彪诗。因此，王凌之
谋废立，除主要的反映着对司马氏的矛盾外，还附带的反映着魏室武帝诸王
系对文帝诸王系的矛盾。此在题外，这里不多说了。
嘉平六年，司马师诛夏侯玄李丰，为司马氏消灭曹氏势力的又一大举动。
夏侯玄字太初，少知名，为海内重人。陈寿说：“玄以规格局度，世称
其名”（三国志本传）。世说新语提及夏侯玄的有好多处，都是称颂他的。
“夏侯玄既被桎梏，时钟毓为廷尉，钟会先不与玄相知，因便狎之。
玄曰：‘虽复刑馀之人，未敢闻命。’考掠初无一言，临刑东市，颜色
不异。”——注引世语曰：“玄至廷尉，不肯下辞，廷尉钟毓，自临履
玄。玄正色曰：‘吾当何辞，为令史责人耶，卿便为吾作。’毓以玄名
士，节高不可屈，而狱当竟，夜为作辞，令与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
视之曰：‘不当若是耶？’”又引魏氏春秋曰：“（玄）风格高朗，弘
辩博畅。”又引魏志曰：“玄格量弘济，临斩颜色不异，举止自若。”
（方正第五）
“夏侯太初与广陵陈本善，本与玄在本母前宴饮。本弟骞行还，径
入至堂户。太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杂。’”（同上）
“夏侯太初尝倚柱作书，时大雨，霹雳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
无变，书亦如故。宾客左右，皆跌荡不得住。”（雅量第六）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肃肃如入廊庙中，不修敬而人自敬。’一
曰：‘如入宗庙，琅琅但见礼乐器。’”（赏誊第八）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蒹葭倚玉树’”。（容
止第十四）
“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
之将崩’。”（同上）
由上引资料，总括夏侯玄的性格是高贵、涵蓄、不肯随便，仪表极为端
雅。因此遂以“贵臣子，少有重名”，（世说识鉴第七注引傅子）成为“一
时之杰士”。（识鉴第七，荀粲语）这在三国志卷九夏侯玄传及注中，也可
以得到同样材料。陈寿著书于晋代，对夏侯玄多有微辞，然不得不称许其“格
量弘济”。
与夏侯玄同被诛的李丰，也是与夏侯玄同被时人所品题的名士。上引世
说容止，将二人风仪相提并论，不仅表示时人心目中二人地位均等，而且说
明了二人关系的密接。魏略：“丰字安国，故卫尉李义子。黄初中，以父任
召随军，始为白衣，时年十七八，在邺下，名为清白，识别人物，海内翕然，
莫不注意。后随军在许昌，声称日隆。其父不愿其然，遂令闭门，敕使断客。
初明帝在东宫，丰在文学中，及即尊位，得吴降人，问江东闻中国名士为谁？
降人云，闻有李安国者。是时丰为黄门郎，明帝问左右安国所在，左右以丰
对。帝曰：‘丰名乃被于吴越耶？’”（三国志夏侯玄传注引，世说容止注
引略同。）可知李丰在正始名士中地位的高贵。
然而夏侯玄与李丰在司马氏的论客傅嘏的眼中看来，却是没有什么了不
起的。他说夏侯玄“志大其量，能合虚声，而无实才”。（三国志卷二十一
傅嘏传注引傅子，世说识鉴文字略有出入）又说李丰“饰伪而多疑，矜小失
而味于权利，若处庸庸者，可也，自任机事，遭明者必死。”（傅嘏传注引
傅子）在司马氏与曹氏的政治对立中，夏侯玄以与曹氏累世姻亲，关系密切，
司马氏对之当不存拉拢的幻想，故打击极重。曹爽败后，被召为大鸿胪，又
徙太常，抑绌不得意。而李丰则在曹爽秉政时，从骑墙面目出现，“依违二
公间，无有适莫”，被讥为“游光”，司马氏对之，尚希冀其终能为己用，
予以亲待，司马懿死后，司马师仍奏以为中书令，可知个中消息。然而李丰
终以儿子韬选尚公主，连姻国家，思附至尊，遂与皇后父张缉结谋，欲诛大
将军司马师，而以夏侯玄代之辅政。结果，谋泄，事败，于嘉平六年二月同
被诛。三月张后被废，九月魏帝被废为齐王，送归河内。这一政治波澜，胜
利的结果为司马氏所得。
紧接在夏侯玄李丰被诛之后的第二年，镇东将军都督扬州毋丘俭及扬州
刺史文钦又以谋反闻。毋丘俭“与夏侯玄李丰等厚善；文钦，曹爽之邑人。”
正元二年，“矫太后诏，罪状大将军司马景王，移诸郡国，举兵反。”（三
国志卷二十八毋丘俭传）俭钦等表陈司马师罪状十一条，其中便有涉及诛李
丰张缉，及废帝后的事：
“故中书令李丰等，以师无人臣节，欲议退之。师知而请丰，其夕
拉杀之，载尸埋棺。丰等为大臣，帝王腹心，擅加酷暴，死无罪名。师
有无君之心，其罪五也。懿每叹说，齐王自堪人主，君臣之义定，奉事
以来，十有五载。始欲归政，按行武库，诏问禁兵，不得妄出。师自知
奸慝，人神所不佑，矫废君主，加之以罪。孚，师之叔父，性甚仁孝，
追送齐王，悲不自胜，群臣皆怒，而师怀忍，不顾大义，其罪六也。又
故光禄大夫张缉，无罪而诛夷其妻子，并及母后，逼恐至尊，强催督遣，
临时哀愕，莫不伤痛。而师称庆，反以欢喜，其罪七也。”（三国志卷
二十八毋丘俭传注引）139
其中有涉及司马氏对待魏室诸王的办法一条，意义尤为深长，不但可以
窥见司马氏用心的周密与手段的凶狠，而且可以看出统治阶级集团内讧对于
财产关系的重视态度。
“多休守兵，以占高第，以空虚四表。欲擅疆势，以逞奸心，募取
屯田，加其复赏，阻兵安忍，坏乱旧法。合聚诸藩王公以著邺，欲悉诛
之，一旦举事废主。天不长恶，使目模Р怀桑渥锸灰病！保ㄈ�
卷二十八毋丘俭传注引）
据三国志卷四，齐王芳被废归藩的时候，也被送河内安置，而不令其归
本国。因此，河内（邺）便不啻是魏宗室诸王公的集中营。但是也因此，环
绕在河内周围的一些地方，便成为魏室政治活动的中心（这点在下文详论）。
对于毋丘俭文钦的反叛，司马师为了新割目瘤，原想不亲去征讨，可是
傅嘏与王肃却劝他，他才亲自去了。三国志傅嘏传：
“毋丘俭文钦作乱，或以司马景王不宜自行，可遣太尉孚往，惟嘏
及王肃劝之，景王遂行，以嘏守，尚书仆射俱东。俭钦破败，嘏有谋焉。”
——注引魏晋春秋曰：“嘏固劝景王行，景王未从。嘏重言曰：‘淮楚
兵劲，而俭等负力远斗，其锋未易当也。若诸将战有利钝，大势一失，
则公事败矣。’是时景王新割目瘤，创甚，闻嘏言，蹶然而起曰：‘我
请舆疾而东！’”
傅嘏的“淮楚兵劲”一语，充分反映毋丘俭文钦军力的强大，相形之下，
司马氏是相当危殆的。“若诸将战有利钝，大势一失，则公事败矣。”这紧
急的呼号，终于把司马师的决心唤了起来，不顾目瘤的创痛，亲自舆疾而东
了。
俭钦失败之后，司马师因目疾恶化，死在军中，在形势仓皇危难之陈，
又靠傅嘏与锺会的合谋，把军政大极安稳地转移到司马昭的手里。傅嘏传：
“及景王薨，嘏与司马文王径还洛阳，文王遂以辅政。”——注引
世语曰：“景王疾甚，以朝政授傅嘏，嘏不敢受。及薨，嘏秘不发丧，
以景王命召文王于许昌，领公军焉。”
在锺会传里，更写得清楚：
“毋丘俭作乱，大将军司马景王东征，（锺）会从，典知密事。卫
将军司马文王（昭）为大军后继。景王薨于许昌，文王总统六军，会谋
谟帷幄。时中诏敕尚书傅嘏，以东南新定，权留卫将军屯许昌，为内外
之援，会嘏率诸军还。会与嘏谋，使嘏表上，辄与卫将军俱发，还到雒
水南屯住。于是朝廷拜文王为大将军辅政。”
中诏说的话，正反映着在司马师死后，军政大权的归属尚在徬徨危疑，
动摇未定的时候，曹氏方面预计乘机剥夺司马氏大权的计谋深远的策略布
置：一面把司马昭稳住在许昌，一面叫传嘏统军还洛阳。然而傅嘏与锺会却
没有接受诏命，把军权交给司马昭，跟着昭率领大军，径到洛阳来了，这样，
便安住了司马氏的天下。在晋书卷二景帝纪与文帝纪，也有同样的记载：
“初帝目有瘤疾，使医割之。（文钦之子）鸳之来攻也，惊而目出，
惧六军之恐，蒙之以被。痛甚，啮被败，而左右莫知焉。闰月，使文帝
总统诸军。辛亥，崩于许昌。”（景帝纪）
“毋丘俭文钦之乱，大军东征，帝兼中领军留镇洛阳。及景帝疾笃，
帝自京都省疾，拜卫将军。景帝崩，天子命帝镇许昌，尚书傅嘏帅六军
还京师。帝用嘏及锺会策，自帅军而还，至洛阳，进位为大将军，加侍
中，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辅政。”（文帝纪）
原来在司马师大军东征的时候，后方不得不叫司马昭“兼中领军留镇洛
阳”，直到军中疾笃，才以卫将军身份遄赴许昌，接统六军；而朝廷却又叫
他就此留在许昌，把六军交传嘏带回来。可见双方斗争的尖锐形势，是没有
一个时期缓和过的。
甘露二年至三年，司马氏所讨平的征东大将军扬州都督诸葛诞的叛乱，
乃是司马氏所削除的最后一个国内的军事异己势力。这一次军事行动，司马
氏动员了二十六万众，历时大半年，自甘露二年五月，至次年三月，乃克平
定，是颇费了一点力量的。大敌清除之后，司马昭在军事上，乃大大地采用
怀柔的策略。三国志卷二十八诸葛诞传：
“及破寿春，议者又以为淮南仍为叛逆，吴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纵，
宜悉坑之。大将军以为古之用兵，全国为上，戮其元恶而已，吴兵就得
亡还，适可以示中国之弘耳。一无所杀，分布三河近郡以安处之。。。
吴众悦服，江东感之。”
所以注引习凿齿的话：“自是天下畏威怀德矣。君子谓司马大将军于是
役也，可谓能以德怀矣。夫建业者异矣，各有所尚，而不能兼并也。故穷武
之雄，毙于不仁，存义之国，丧于懦退。今一征而禽三叛（诸葛诞、文钦、
唐咨），大虏吴众，席卷淮南，俘馘十万，可谓壮矣。而未及安坐丧王基之
功；种惠吴人，结异类之情；宠鸯葬钦，忘畴昔之隙，不咎诞众，使扬士怀
愧。功高而人乐其成，业广而敌怀其德，武昭既敷，文算又洽。推此道也，
天下其孰能当之哉！”语气虽不免赞扬过分，然而也相当把握到司马氏策略
转变的客观上的要求与效果。因为国内在那时，已不复有强大的军事敌对力
量存在了。
诸葛诞在明帝朝，为“御史中丞尚书，与夏侯玄邓扬等相善，收名朝廷，
京都翕然。言事者以诞扬等修浮华，合虚誉，渐不可长。明帝恶之，免诞官。
正始初（曹爽秉政），玄等并任职，复以诞为御史中丞尚书，出为扬州刺史”。